感知意象 解读诗歌

诗贵含蓄，刘勰早在其《文心雕龙·隐秀篇》中指出“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这里的“隐”即含蓄之意，他又指出“隐以复意为工”，“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看来要解读诗歌，须从“意”入手，以诗中意象的感知而领略诗歌的意蕴。[第一段]     

意象──意境──诗歌艺术魅力之所在

中国汉字从诞生起,其造字方法和结构成分就蕴含着客观物象和人的主观感情,字与字组合成词自由灵便,这就是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形成的基础。意象经过诗人别具匠心的组合,产生具有“言外意”、“味外味”的意境,这正是诗歌艺术魅力之所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精华应在现代文论中回归,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那种认为中国当代文论只有西方化是没有根据的。     

论大历十才子诗歌中的“清”之美

“清”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重要概念。中唐前期“大历十才子”的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清”理念的文笔实践。他们的山水诗体现了清静、清冷之美,田园诗显示了清淡、清纯之美,现实生活诗蕴含着清闲、清苦之美,心境感悟诗表达了清空、清虚之美。十才子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多种创作手法,在其诗歌中塑造出这种美。这些诗作中的“清”之美,不仅继承了前人诗歌中“清”方面的精华,更重要的是启发了后世对“清”理念的进一步阐释,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历十才子”诗歌中“清”之美在古代文论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现代诗坛的"蔚蓝花"——戴望舒的诗歌艺术

戴望舒是中国 2 0世纪 30年代诗坛“现代派”的中心人物 ,他将西方象征主义诗艺与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精神融为一体 ,在“隐”与“显”之间以情绪韵律创造诗歌形式 ,意境抒写精妙自然。他的诗歌艺术是对中国新诗坛诸多不良倾向的反拨 ,为现代主义文学民族化的艺术表现开辟了较广阔的现实可能性。     

语文课堂上的诗歌教学

诗歌是什么？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诗歌有许多精彩的论述,“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中外名人对于诗歌也各见仁智。艾略特在《诗歌的作用》中说：“诗歌是生命意识的最高点,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和对生命的最敏锐的感觉。”诗评家吕进先生认为“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它通常是诗人感情的直写”。     

“隐”与“反讽”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用“隐”揭示了文学语言的复杂性,与英美新批评强调的文学结构原则——“反讽”——有异曲同工之处。“隐”和“反讽”的出现都代表了中西文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方向,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提出了近似的要求。然而,“隐”更注重“文外之重旨”,即文字的含蓄带给文学的深层意义,而“反讽”更注重语言学层面上的结构原则。本文即旨在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分析管窥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在文学发展史现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异同。     

一花一天堂———布莱克诗歌中的花意象解 读简

布莱克是18世纪末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起点诗人。他的诗歌具有独特的“画配诗”风格——诗合画境,画隐诗情。他创作的系列诗集被称为“装饰诗集”,《天真与经验之歌》是其中的经典之作。以《天真与经验之歌》中的几首以花为主题的“画配诗”为例,解读布莱克诗歌中寓天真之意及寓爱情之意的花朵——天真之花与爱情之花。     

方东树以妙论诗的审美走向

方东树是桐城派最为重要的诗论家之一,其诗论在沿袭桐城派文论道文并重思想的同时,亦体现了重“文”,追求审美价值的走向。其中,他秉承古典诗学以妙论诗的传统,主张“用意高妙”,强调诗歌之美以善为内核,强调了诗教的美育作用;主张“兴象高妙”,进一步从诗歌文学形象这个艺术本质特征的角度,赋予了“妙”字的诗学审美内涵;主张“文法高妙”,在体现以文论诗这个桐城派诗论传统特色之中,亦表述有关诗歌章法、词句等方面的审美要求。     

论竟陵派诗论中的“厚”

“厚”是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提出的诗学主张。一方面,“厚”的提出是对公安派诗歌创作弊端的反拨;另一方面,“厚”又是竟陵派的自救方法。竟陵派论“厚”,其内容主要表现为用词用字的贴切有力、表现手法的含蓄蕴藉、风格的自然天成、内容意义的深刻丰富、人的稳重深沉之气五个方面。但由于竟陵派的最终追求和目的并不是使诗歌走向复古派所谓的温柔敦厚,而是求新求异,求幽远之境和幽邃之情,致使竟陵派论“厚”与传统意义上“厚”的内涵有所偏离,且有了以“厚”寻“幽”的倾向。因此竟陵派之“厚”论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公安派诗歌创作的俚俗之弊,也使其自身创作陷于幽深孤峭不可自拔。     

"永嘉文派" 论略

“永嘉学派”是南宋重要的学术流派。“永嘉学派”的形成就是“永嘉文派”的形成。永嘉学者有重“文”的传统,这为“永嘉文派”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永嘉“好文近乎儒”的地域文化传统与南渡文风的流播孕育了“永嘉文派”。永嘉文人明确一致的文艺追求与文论主张使“永嘉文派”得以最终形成。“永嘉文派”的存在与文学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     

《诗经》的抒情性及其对后世诗歌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脱离原始状态,步入成熟时期,其中抒发情感的“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然而,这种抒情却又是有节制、有限度的蕴藉含蓄之情,表达出一种情理兼容的“中和”之美,形成温柔敦厚的诗风,成为历代文论的批评内容,并且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     

任洪渊与中国学院派诗人的选择

当代诗人任洪渊的诗歌是中国学院派创作的一个典型。任洪渊的严格的学院派教育,稳定,执著的人生艺术态度都使之与其他的社会派诗人大相径庭;“语言的任洪渊运动”是他对于当代诗歌的重要贡献。当然,生命与文化的矛盾也是包括任洪渊在内的中国学院派诗人的主要难题。     

中学西学 诗心攸同——新批评派与中国古典诗学的比较研究述评

新批评派是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论中的重要派别之一。新时期,我国学术界展开了对新批评派与中国古典诗学的比较诗学研究,研究者最初对新批评派与中国古典诗歌批评理论进行比较诗学研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文心雕龙》、明清小说评点与新批评派的比较诗学研究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     

浅谈孔子的诗歌欣赏观念及其价值

孔子的诗歌欣赏观念 ,包含了“入乎其内”的分析和“出乎其外”的联想两个方面 ,既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具有奠基之功 ,而且与现代的文艺接受理论有某些暗合之处 ,至今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兴”与原始思維

“兴”是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总结出来的民歌创作手法,对我国后世诗歌创作影响极大。历代文论家对“兴”的不断研究和阐释,成绩虽大,但却众说纷纭,至今仍然纠缠不清。黄侃曾感慨地说:“用比者历久而不伤晦昧,用兴者说绝而立致辨争。”又说:“夫其取义差在毫厘,会情在乎幽隐,自非受之师说,焉得以意推寻。”之所以产生种种分歧,可能与不明了“兴”的形成原因有关。本文试图对“兴”的形成做一些溯本追源的工作。     

“嘉文派” 论略

“永嘉学派”是南宋重要的学术流派.“永嘉学派”的形成就是“永嘉文派”的形成.永嘉学者有重“文”的传统,这为“永嘉文派”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永嘉“好文近乎儒”的地域文化传统与南渡文风的流播孕育了“永嘉文派”.永嘉文人明确一致的文艺追求与文论主张使“永嘉文派”得以最终形成.“永嘉文派”的存在与文学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     

比德与隐义：从思维程式看“诗可以兴”

“诗可以兴”的最初着眼点不是文学的艺术特征，而是首先教化。其类比外推思维源于古代天人合一的整体通感。其外化特征是比德与隐义在创作和批评中的笼罩，而“诗无达诂”正是基于以物寓志的一个衍生物。其方法论意义是物象比附和对诗歌意旨的尝试模糊化，并形成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思维模式。     

钱谦益诗论初探

对明七子诗论及创作的批判,是钱谦益诗论的重要内容,批判其“诗必盛唐”,限隔时代的主张,强调诗歌与现实社会人生的密切关系,诗歌要反映真实的人生感受,主张多师自得。钱氏的诗论对明代文学思潮有廓清之功,开拓了清代文论的发展道路     

不可驯服的诗情——“文革”地下诗歌的另一种理解

那些在“文革”中隐藏于民间、流传于地下的“隐在的文学”,只有在地下诗歌中,才可以见到诗情与想象。这些诗歌成为特殊环境中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对现实的诗意置疑、抗拒和对自我的精神坚守。在这些诗歌中,“知青诗歌”构成了“文革”隐在诗歌的主流,极富文学史和思想史意义。     

金代“国朝文派”的性质及其内涵新探

“国朝文派”语出元好问所编金诗总集《中州集》,当下学者一般将它理解为诗歌流派,而实际上它应是与诗歌相对的文章流派。国朝文派又名中州文派、唐宋文派。“国朝”主要体现其国家属性,“中州”主要体现其地域特征,“唐宋”主要体现其正统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