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的骈散之争

诗歌与散文是先秦两汉文学的优势样式。以散文论,先秦有发达的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两汉有双峰并峙的史传散文与贾谊、晁错等人的政论和史论。有着这样肥沃的散文土壤,东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隋,直至初唐、盛唐,居然鲜有散文大家与经典作品问世,实属罕见。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

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有一个逐步演变发展的过程。先秦两汉出现了古代文体分类的滥觞，诗歌体制得到了初步规范；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取得自身独立意义的重要时期，尤其是《丈心雕龙》与《诗品》的出现，形成了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第一个     

以文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中国文学史纲》第十章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我国的古代文学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体裁不断多样化。艺术技巧也不断提高。与此相适应的文学理论批评,也从萌芽走向发展与繁荣。先秦两汉我国还没有文学理论批评的专著,散见于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中有关文学理论批评的论述,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其中《尚书·尧典》“诗言志”     

钟嵘《诗品》：中国诗学观念“自觉”的里程碑——以《毛诗序》与《诗品序》比较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通过比较《毛诗序》与钟嵘《诗品序》在诗歌感物论、六义论、诗体论、诗教论等方面的相关论述,探讨了《诗品序》之于《毛诗序》论断的借用与回避、发挥与偏离,从中发现两者在基本诗学观念方面的巨大差异,从而阐发诗学观念＂自觉＂的基本内涵,进而分析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诗学＂自觉＂的多重历史动因,以期可以管窥魏晋南北朝诗学之巨大进步。     

两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学的比较研究

家学肇端于先秦,经过两汉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昌盛。由于时代的变化,两汉与魏晋南北朝的家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家学形式由简单到复杂,家学内容由专经而博通,教育对象由开放而封闭,家学主体由单一而多样。此外,两汉家学为官学的有益补充,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学则成为世族文化教育的主体形式,承担着学术传承和人才培养的重任。     

笔记·《聊斋志异》·微型小说

笔记是源自先秦两汉,兴起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唐宋,极盛于明清两代的一种文体。它写作方式自由,内容丰富多彩,篇幅可长可短,深为人们喜闻乐见,对后世直到今天的影响很大。我认为清蒲留仙的《聊斋志异》、鲁迅的杂文和短篇小说乃至今天的微型小说都借鉴继承了历代笔记的创作方法和优良传统。早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笔记式的文字。《论语》、《礼记》、《韩非子·说林》、《山海经》、《晏子春秋》都可以说是笔记的发源。即使属于学术专著的诸子散文(子书)、历史散文(史书)中的一些篇什也是笔记。汉代刘向的《说苑》、《新序》可说是最早的杂史性笔记。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说如《搜神     

“散文”小考

<正>中国古典散文成熟很早，然而“散文”一词却出现较晚。先秦两汉，文史哲不分家，“文”的概念外延极广，虽然包括但并不等于散文。魏晋南北朝，骈散始分，文笔巽途。“笔”虽有散文之实，却无散文之名。     

中国古代诗歌的流变历程

本文按照历史朝代的衍变,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不同的历史时段概述了古代诗歌的流变历程。     

《幽明录》复音词的结构及中古汉语复音化的发展

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古代汉语发生了质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词语和句法格式。《幽明录》正是这一时期的著作,其结构模式充分展现了南北朝时期的复音词发展状况。     

魏晋南北朝北方的农业耕作方式

自先秦至两汉,我国农业生产形成了精耕细作的传统,其原因之一是人口分布密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因割据政权掠徙和人民集中于坞堡,人口密集状况更加严重。由于地狭人殷,户均耕地减少,甚至少于两汉。在这种情况下,为使有限的土地能养活众多的人口,必须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产。该时期统治者劝课农桑均以提倡精耕细作为要旨。《齐民要术》记载了当时精耕细作的概况。该时期上等地亩产大体在十石上下,平均亩产五斛左右,略高于两汉,证明魏晋南北朝北方农业生产确实继承了精耕细作的传统并有所发展     

魏晋南北朝名实之辩逻辑思想产生的先期理论基础

从先秦至两汉,"名实"成为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也是一个涉及语言哲学的理论问题。"名实之辩"主要讨论的是语言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实"理论既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课题,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不可回避的话题。从逻辑思想的角度,考察魏晋南北朝关于"名实"的理论和观点,能很好地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逻辑思想的发展铺设理论基石和提供理论依据。     

玄学对魏晋南北朝审美意识的影响

魏晋玄学就是本体论哲学。本体论哲学是很高妙的抽象思辨,也可以说是纯粹理论思辨。魏晋士人对这种纯理论思辨的兴趣,更换了他们思维的帽子,对他们的审美意识有巨大的影响。无论是艺术本体论、艺术风格论、艺术批评论、艺术创作论、艺术素养论、艺术介质论、艺术发展观、艺术价值论,还是艺术意象论,魏晋南北朝人和先秦两汉人都不一样,可以说先秦两汉人的艺术理论兴趣思考的焦点是艺术的社会性,而魏晋南北朝人的艺术理论兴趣的焦点是艺术的艺术性。     

清代散文与散文的研究方法

人们总是以我国是“诗的国度”而自豪,其实,我国古代散文的辉煌成就同样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骄傲.春秋战国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汉的史传文学和政论文,魏晋南北朝的抒情文,唐宋八大家的古文,直到晚明异军突起的小品文,都分别以它们的铺张扬厉、疏宕摇曳、沉雄博雅、明白晓畅、隽永有味等多姿多采的风格,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树立起一座座丰碑.清代是我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源远流长的散文历史发展至此,积累了异常丰     

《西厢记》与《牡丹亭》之比较阅读

正纵观中国古代戏曲流变过程,多数人认为中国古代戏曲产生在先秦时期,发展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在唐宋时期。元杂剧是中国古代戏曲的第一次繁荣,其主要代表作品是《窦娥冤》《西厢记》等;明中叶到清中叶是传奇的鼎盛期,是中国古代戏曲的第二次繁荣,其代表作是《牡丹亭》《长生殿》等。本文就两次繁荣的代表作《西厢记》与《牡丹亭》,试从主题、爱情表达方式、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武士化”现象初探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的“武士化”现象,主要表现为社会上涌现了一批行为勇武、严守忠孝道德的女性。探其原因有三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学习儒家文化,从而使她们更加容易理解传统士文化的精髓;两汉时期忠孝观念的传播以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承,促使更多的女性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受战乱和少数民族尚武之风的影响,社会上出现了更多的“武士化”女性。     

魏晋南北朝美学的“内向化”对诗歌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混乱动荡使儒学逐渐失去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追求人格独立的玄学和崇尚精神超越的佛学先后兴起。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使魏晋南北朝美学从为外部社会制定法则而转向内部本质规律的研究和人的存在意义的追问。美学的这一转向构成了魏晋南北朝美学内向化的精神品格。在美学"内向性"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远离先秦两汉的功利教化向着多情、自然的方向发展,抒发情感与咏叹自然成了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审美趋向。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为唐朝诗歌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小说史上的先秦文学

先秦的许多作品,如《说剑》、《盗跖》等,具备了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艺术上的想象和虚构等小说要素,已是比较成熟的短篇小说。因此,中国小说的形成期应是先秦而不是魏晋南北朝。“小说”概念本身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由于理性文化的“尚实”精神导致了先秦之后数百年的小说空白,割断了先秦小说后世小说的表面联系,使人们忽略了先秦小说的真实存在,而把魏晋南北朝看作中国小说的形成期。事实     

论魏晋南北朝文学意识在楚辞学评论中的演迁

两汉时期是楚辞学的初兴期,"经学"占统治地位,出现了许多解经大师。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佛学的兴起,汉儒学独尊的一统局面被打破,人们直言不讳地肯定其文学的价值。从文献学的角度探讨魏晋南北朝人的《楚辞》研究,得出结论:魏晋南北朝人研究《楚辞》其文学意识明显的逐渐增强,他们经历了魏晋楚辞学研究文学意识的觉醒,南北朝时期楚辞学研究文学意识的高涨,和最后达到楚辞学研究中文学意识的成熟三个阶段。这个时期他们完成了《楚辞》研究从两汉"经学"到以后文学研究的转变。     

分裂中的认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炎黄崇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家继承了两汉史学的传统,进一步确立了炎黄共祖的地位。不仅汉族统治者祖述炎黄,而且鲜卑、匈奴、羯、氐、羌等游牧民族贵族也承认炎黄的始祖地位,炎黄成为分裂时期的共同记忆。魏晋南北朝时期祖述炎黄的墓志颇多,是炎黄记忆的特殊载体。道教推崇擅长炼丹术、养生术及得道成仙的黄帝,魏晋以降的黄帝宫庙多与道教场所有关。炎黄崇拜是中华民族自先秦以来绵延不绝的文化认同,魏晋南北朝时期强化了炎黄记忆,促进了民族融合,为隋的统一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     

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的文章理论

自魏晋南北朝直到五代,华而骈偶的文风盛行。宋初,柳开、穆修、王禹偁等虽然倡导古文(主要是散文),但因他们的写作并没有显著成就,对纠正五代的骈偶文风也就没有起到摧廓作用。 宋代古文的复兴,由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继承唐代韩、柳提倡恢复古文的业绩,用他的写作实绩,才显示出古文复兴的成就。欧阳修的复古理论,主要表现在他的《与吴充秀才书》、《送徐无党南归序》、《论尹师鲁墓志》和《与杜訢论祁公墓志书》等文中。他的理论要点,可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