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约化农区耕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分析

以河北省曲周县为集约化农区的典型样区，利用统计资料和典型调查数据，对曲周县1973年到2000年耕地利用变化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县域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分析表明，曲周县耕地面积年均递减率为0.026%，但高产田面积、水浇地面积、粮食播种面积单产分别增加了4.91倍、2.15倍和7.26倍；耕地内部种植结构表现为小麦播种面积稳定，玉米和棉花面积变化起伏大，蔬菜面积不断上升。耕地减少的直接原因是建设占用，耕地质量的提高主要是中低产田改造的结果，粮食产量提高的直接驱动因子是科学技术进步、间接驱动因素是农用土地政策的改革。     

近20年苏锡常地区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土地利用变化是全球生态环境变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苏锡常地区作为我国传统的人口密集区和土地高度集约化利用区，土地利用历史悠久。1980年以来, 苏锡常地区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引起土地利用/土地覆盖格局的相应变化。本文利用1980年、1995年和2000年的Landsat TM数据对苏锡常地区的土地利用情况进行测量，取得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转移矩阵，据此对苏锡常地区1980年～2000年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揭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以得到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水域和未利用地变化的驱动因子，为协调土地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制定合理的土地资源利用体系、促进土地资源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研究表明：1980年～2000年苏锡常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受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共同影响，但主要是受社会经济政策因素影响，自然因素具有相对稳定性。     

北方沿海省市耕地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北方沿海省市(本文指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三省一市)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迅速，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矛盾突出。本文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该区近10年的耕地数量变化规律及其驱动机制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中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算出因子总得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耕地变化与人文驱动因子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表明农业收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是该区耕地变化的重要原因。     

丘陵红壤区土地利用变化及人文驱动因素分析——以井冈山市为例

以江西省井冈山市为研究区,以1994年、2007年两景遥感影像、1996～2005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资料、统计年鉴和实地调查资料为主要数据源,借助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比较准确地调查研究区1994年、2007年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及其变化的时空特征.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井冈山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驱动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影响井冈山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关键人文因子可以归纳为旅游产业发展因子、农业发展因子、工业发展因子、林业发展因子和人口增长因子.上述人文因子对井冈山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和强度各不相同,其中旅游产业发展因子与工业发展因子的影响作用较大,林业发展因子、农业发展因子和人口增长因子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北京耕地流失的时空特征与驱动机制

利用1996年和2004年北京市两期土地利用图，提取各类用地的图斑，运用GIS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了1996年～2004年间北京耕地流失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996年～2004年北京土地利用变化中，大多数地类转换都与耕地直接有关，耕地流失是北京土地利用变化的核心问题；城镇扩展主要占用耕地，且耕地生产力高的平原地区因建设占用而流失的耕地量大；远郊山区耕地被建设占用的压力相对较小，但被生态用地占用的压力相对较大；1996年～2004年间，尽管耕地面积减少，但耕地破碎化程度却在加重；地形和交通状况对耕地的空间变化过程影响显著。本文研究表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是促使北京地区耕地流失的最主要的动力, 由此带来的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北京耕地变化的解释力最强，恰好与前人相关研究结论相互印证；人口快速增长、区域土地市场过度竞争、农业结构调整及退耕还林政策也是北京耕地流失的重要驱动因素。     

1991年～2006年贵阳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以贵阳市为研究区,利用1991年、1996年、2000年、2006年4期的遥感影像资料和地形图,运用人机交互目视解译方法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功能,获得贵阳土地利用的现状、动态度、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等专题图、数据,并结合社会经济及人口数据对贵阳市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①建设用地和林地的面积保持持续上升,耕地呈现持续下降,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则呈现出先减少后略有增加,水体的转移比例一直很小;②1991年～2006年间,主要的土地利用变化是耕地与建设用地、耕地与林地、未利用地与耕地之间的相互转化;③1996年～2006年间,耕地都主要转向建设用地和林地,林地主要来自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地;④1991年～2006年间,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强度较大,总体来看,经济发展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因素。     

中国耕地数量变化的突变特征及驱动机制

本文利用子波诊断技术对1949年以来我国耕地面积波动的突变时间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尺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①我国耕地面积波动存在5年、13年和27年左右的特征时间尺度,并以13年和27年左右的特征时间尺度为主; ②比较3种尺度下的突变点发现：1953年、1967年、1977年、1985年和1994年为共同的突变点,说明这5年突变强烈,反映了波动的重要特征; ③对主要突变点驱动的分析发现,我国耕地面积的波动绝大多数是由于政策因素驱动所致。另外,影响我国耕地波动的因素还有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等。其中,灾害损毁和土地退化是造成耕地下降的主要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主要是人口和GDP。提取并比较在27年的特征时间尺度下的耕地面积、人口和GDP小波变换系数发现,人口和GDP对耕地面积的影响是负向的,它们的增加均会导致耕地面积的下降。     

云南省陆良县耕地等级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为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实现耕地质量数量质量的并重管理,促进耕地质量的有效保护,需对耕地质量进行及时的监测与评价。本文系统研究了基于农用地分等成果和耕地监测样点数据的耕地等级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方法体系,并以云南省陆良县为例,进行了县域耕地等级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陆良县耕地等级有所提升,其中自然质量等由原分等10等提升为9等,利用等与经济等均由原分等9等提升为7等;2陆良县耕地等级结构变化显著,自然质量等由原分等9~11等提升为8~10等,利用等由原分等6~11等提升为4~9等,经济等由原分等6~11等提升为3~9等,高等级耕地所占比重有所上升;3陆良耕地等级变化主要受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影响。耕地等级各评价指标均有所改善,耕地本底条件有所提升;占毁调退的耕地等级以中等为主、土地开发复垦部分的耕地等级以中高等为主、保持不变部分的耕地等级有从低等向高等转化的趋势,土地利用水平、土地经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本研究为推进耕地等级动态监测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途径和方法,可为陆良县耕地质量提升及保护提供决策依据。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耕地数量变化驱动机制分析

以生态位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耕地生态元和耕地生态位的概念,然后从耕地数量生态位和效益生态位耦合关系入手,构建了效益生态位驱动力系统和效益生态位驱动力测度模型,并分别从城乡结合部、农林交错区和整理复垦开发区等局部空间具体分析了效益生态位驱动力系统的作用机制和作用过程。同时指出,耕地与其它土地利用类型生态元在利用过程中具有主导效益效应,即耕地与其它土地利用类型生态元主导效益生态位的大小及生态位差对耕地数量生态位的扩充、压缩及扩充压缩的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最后,运用所构建的耕地效益生态位测度模型和作用机制,对焦作中心城市和六县(市)城乡结合部1997年～2006年耕地数量变化的效益生态位驱动力变化及驱动机制进行了总体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耕地与建设用地主导效益(经济效益)生态位存在较大的不均衡性、分异性,这是耕地数量减少和空间变化差异性的重要原因。总之,文章将耕地数量变化与其驱动机制研究纳入到一个体系当中,即耕地数量生态位变化规律、动态特征是其效益生态位变化和空间分异性的直接反映和外在表现,从而为该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     

近50年四川省耕地变化分析

耕地面积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对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利用四川省及省域范围内的21个市、地、州1952年～2000年的耕地变化数据和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全面分析了影响耕地变化的经济、社会等主要因素,对四川省近50年的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进行了研究.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经济发展、农业科技进步、社会发展是引起四川省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经济发展引起耕地利用总量的变化、造成耕地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大量非农用地对耕地占用的增加,造成耕地面积的减少.农业科技进步,可改良耕地,提高粮食单产,缓解经济社会发展对耕地的占用和需求.人口增加,人均耕地减少,粮食供给压力增大,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要占用大量耕地.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据此预测四川省未来耕地数量的变化,结果表明2010年、2020年、2030年四川省耕地数量分别为419.101×104hm2、396.849×104hm2、374.816×104hm2,并提出了四川省耕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青藏高原土地利用变化中的传统文化因素分析

目前 ,对于土地利用变化中的文化因素尚缺乏深入的研究。青藏高原拥有独特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 ,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该文重点探讨了藏文化的自然观、价值观和饮食习惯、居住方式、能源消费及丧葬等传统文化因素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 ,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在青藏高原土地利用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文化是一种使土地利用方式保持稳定的力量 ,它与其它驱动力一起 ,共同决定了土地利用变化的方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青藏高原的土地利用变化是在外来文化和技术进步的冲击下传统文化发生变迁的结果     

河北省耕地数量动态变化及驱动因子分析

利用1949年-1998年的统计和普查数据，分析探讨了河北省近50a来耕地数量变化及区域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影响耕地动态变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50a来，河北省耕地总体趋势逐年下降，耕地变化区域差异显著；农业结构调整、非农建设、灾害毁损和开荒等因素是引起耕地变化的直接驱动因子，技术进步、经济利益驱动和农业政策等因素是引起耕地变化的间接驱动因子。     

四川省县域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及区域差异分析

耕地具有位置固定、可永续利用等特征的稀缺资源,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要素,对于耕地的关注和保护在如今愈发重要。文章以四川省183个县级行政区为研究区域,以2008—2018年的耕地面积为数据,根据变化趋势将其分为缓慢增加、波动变化、大幅增加、稳定变化4个阶段,借助ArcGIS软件分析四川省耕地资源2008、2013、2018年耕地数量的变化,并引入耕地相对变化率揭示耕地数量变化区域之间存在的差异,以期为进一步开展耕地保护工作提供依据,同时为耕地保护指明未来的方向,提高耕地保护措施的正确性。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的耕地问题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耕地丧失过多,使近年来农业和粮食生产徘徊,食物案例受到威胁。决策失误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农地的比较经济效益低下。本文还分析了耕地丧失的恶果,呼吁借鉴国际经验,从体制、机制、法制上采取治本之策。     

灌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分析——以内蒙古河套灌区为例

从渠系空间分布和土壤类型空间分布两个方面探讨灌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 ，对于理解和揭示灌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和机制具有积极意义。本研究以内蒙 古河套灌区为例，应用GIS的空间分析模块，利用1985与2000年2期土地利用数据 ，通过计算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距离渠系的平均距离以及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不同 土壤类型上所占面积百分比，分析了渠系及土壤类型的空间分布对灌区土地利用 格局变化的影响。在距离渠系较近处，由于长期灌溉，再加上灌排设施不配套， 地下水位逐渐抬高，导致盐碱地比重明显增加；在距离渠系较远处，受到水源与 水量的限制，主要表现为耕地比例的下降和荒草地比重的上升。土壤类型对土地 利用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原本质量不高的土壤，经过长期的耕作等人为干扰， 又没有合理的保护措施，部分耕地逐渐退化为荒草地及盐碱地。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天津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响应及驱动因子分析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是判断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性,实现土地结构优化、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依据。应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法,量化2002—2011年天津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分析总人口数、固定资产投资额、城镇化水平和第三产业产值4个驱动因素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之间的关联程度。研究表明:研究期间天津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水域为主,其波动对天津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较大;林地、建设用地对天津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影响逐渐增强;城镇化水平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影响最为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长、株、潭城市群耕地资源数量变化驱动力的计量经济分析

利用长、株、潭城市群近年的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及相关社会经济资料,从耕地资源的时序变化入手,宏 观分析了该区域耕地动态变化的趋势,并先将主成分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相结合,定量研究了耕地数量变化的驱 动机制,然后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分析与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一步验证驱动因子与耕地数量变化的 内在关系。结果表明：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法得出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以及国家相关政策是影响耕地减少的主要动 因;但是,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进一步发现耕地数量的变化与因退耕还林政策导致的林地面积变化这两者之 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无法进行Granger 检验;而因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引起该区域耕地数量显著变化的说法也不十 分确切。研究结果将为控制耕地减少速度、加强耕地保护、促进土地合理利用和农业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快速城镇化农村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章以江苏省原锡山市为研究区域,分析了1985年～2000年快速城镇化时期的城市化发展、土地利用变化(主要是指结构变化)的态势.对研究区域城市化发展主导下的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机理分析,认为城镇化发展主要带来人口、经济的非农化及农业集约化的发展,这些影响都在土地利用上得到落实,并通过土地利用主体的行为实现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了了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变量,同时尝试性的将各类用地变化率绝对值之和定义为衡量土地利用变化强度的标准,并构建了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模型.通过机理分析和模型分析,得出研究区域1985年～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文章还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对原锡山市城市化发展的耕地资源边际占用倾向进行了相应的数量分析和预测,分析结果表明,该区域城市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耕地资源边际占用总体上呈递减趋势,不再因城市化水平提高而增加耕地占用的边界年份在2014年左右.     

陕北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分析

利用1986年、1993年及2003年3期Landsat TM遥感影像,借助遥感和GIS技术及回归分析方法,对陕北农牧交错带1986年～2003年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陕北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综合程度总体较高,2003年达到36.5%,且土地利用正处于发展期;1986年～2003年土地利用变化以林地和建设用地大幅度增加和耕地、水域、未利用土地与沙地面积不断减少为主要特征。其中林地面积增加了44.18×10⁴hm²,主要由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土地转化而来;建设用地面积以近0.27×10⁴hm²/年的速度增加,主要由耕地、草地、未利用土地和沙地转化而来;耕地面积减少了10.52×10⁴hm²,减少的面积主要转化为林地和草地;沙地面积减少了20.67×10⁴hm²。在空间上土地利用变化以南部和东南部黄土丘陵区沟壑区和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带最为明显。自然、人文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影响了土地利用变化,其中气候因素是驱动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自然因素,人口增长及社会投资的增加,工、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直接驱动了土地利用变化。     

安徽沿江地区耕地数量变化特征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粮食主产区的耕地面积变化不仅影响到区域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本文利用50年的耕地统计数据和近年的土地利用详查变更数据，揭示了安徽省沿江地区土地利用结构和耕地面积变化的总体特征，并对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进行了分析，在定量分析耕地数量变化和经济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对未来耕地数量和粮食生产安全保障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①沿江地区土地利用基本特征表现为以农用地为主，工矿用地和未利用土地比例大；土地的投入强度大，综合产出率高；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耕地总量经历了缓慢增长、快速下降、缓慢减少、急剧减少的变化过程，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②耕地总面积减少与GDP总量和人均GDP之间存在对数关系，二者间的弹性系数不断下降，现状已接近上海市水平，表明经济发展模式已开始向集约型转变;③利用拟合的关系式，估算2010年和2020年的耕地将在现状基础上分别减少3.09×10⁴～3.91×10⁴hm²和5.07×10⁴～6.78×10⁴hm²，届时耕地总面积将会保持在149×10⁴hm²和146×10⁴hm²以上。2010年耕地数量可以满足粮食安全的需要(保持粮食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3.08%)，至2020年，耕地数量将会略低于粮食安全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