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其芳现象”产生的原因

人们把何其芳进入延安后“思想进步,创作退步”的现象称为“何其芳现象”。“何其芳现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主客观因素促使下形成的。本文主要从时代环境的促使、作家本人的自我角色认定、特定历史时期文艺思潮和文艺政策的影响三个方面来论述“何其芳现象”产生的原因。     

论文学研究会对"文学为人生"的自主阐发

文学研究会倡导“文学为人生”，是为了对抗具有整体性的中国旧文艺观，为中国文学的整体转型奠定基础．而不单单是为了树立一种局部的文艺思潮观念。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论争主要是围绕着新文学建设思想的差异展开的。文学研究会不仅对“为人生”的文艺思潮语义进行了一系列的自主转换．而且试图通过倡导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为中国文学引进一种理性认知精神。     

中国共产党对“五四”新文化前进方向的探索——以瞿秋白为例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进退于反对禁锢人们思想的传统文化与引进给世界造成巨大灾难的西方文化的两难之间,围绕“五四”新文化的去向涌现出多种思潮、派别。他们纷纷发表自己的主张,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发展方向。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引领中国新文化朝着符合历史潮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前进。     

五四文学思想与德莫克拉西

本文认为,德莫克拉西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唯一权威者”,“根本主义”和“时代精神”,对于五四文学思想同样具有统摄作用。它不仅规定了理论与批评的总体框架,同时也制约着翻译和创作的价值取向。五四文学思想的德莫克拉西化主要表现为;提倡先译后做,以外国民主主义文学为我们楷模的思想;“活的文学”思想主张与崇尚自然、自由与个性的诗文创作倾向;“人的文学”思想主张与小说创作中竞写“非人的生活”倾向。     

五四时期的“性教育”思潮

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令人瞩目的“性教育”思潮。这一思潮是对传统性禁忌的全盘否定,其突出特征表现于其一,对性禁忌心态习俗的批判;其二,操究性教育的方法;其三,宣传性教育的内容。     

“德、赛二先生”之间的是非得失——关于王元化先生的“五四”反思

王元化“五四”反思所提重大问题之一是：“德、赛二先生”未必堪称五四新文化思潮之主流,对两者的认识今天还需要“补课”。本文研讨所见是：“德、赛二先生”当年貌合神离且抵牾;当年“德先生”旗手压制过“赛先生”;当年“赛先生”典范黯然消遁了;如今“德先生”要先补“赛先生”的课;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堪为当代“德先生”补课提供可选择的借鉴思路与教材。     

略论初期白话诗的“直言”形式和“以文为诗”的创作方法

由于从西方传入的“直言”方法与“五四”新诗人以思想解放为特色的文化心理相吻合,因此“直言其理”、“直言其事”、“直言其情”被大量地运用于初期白话诗的创作之中;胡适的《尝试集》中的诗歌十分突出地采用了这种“直言”形式。另外,以“五四”时代思潮为精神底蕴的初期白话诗,也在自宋以来的“以文为诗”的线索中找到了新诗“直言”形式与传统的内在联系;“以文为诗”一方面为初期白话诗建立了一种更适合于表现新诗人精神世界的新形式,另一方面,初期白话诗试图通过“以文为诗”达到“借历史以正名”的目的,这一事实本身,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体现了新诗对传统诗学“话语原型”的“重温”,反映了新诗与传统诗学必然的“血缘”联系。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说”再审视

通常,在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中,“自由主义”被作为“三大思潮”之一来研究,对此笔者有一疑问：“自由主义”究竟是“思潮”,还是“思想”？本文主要通过对学术界“思潮”出现与流行之因：“自由主义”含义的模糊性;“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状况;“自由主义”本身具有的缺陷四方面的介绍,论证了使用“思潮说”的矛盾与不足,并在文末提出自己的见解——“非思潮”研究无疑更符合历史事实,更加实用。     

象征主义与“五四”新文学

本文首先对“五四”新文学中的象征主义作品进行了系统的爬梳,然后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与西方象征主义作了详细的比较。文章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催生了白话新文学,新文学从产生之日起,就与象征主义结下血缘。“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象征主义是西方象征主义与中国古典象征主义结合的产物,但有别于西方象征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西方象征主义重主观轻现实,重形式轻内容,重审美轻功利,而中国“五四”时期的象征主义却与“五四”精神相一致,重社会功利,重思想内容,基调高昂,并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融合。     

"政治审美化"的"纯粹"与"艰难"--关于"十七年"文学思潮内在机制和理念走向

“十七年”文学思潮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表现为鲜明的“统一化”和“一元化”状态。它一方面通过对1942年以后“解放区文学”传统的全面继承体现了政治与文学关系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又必须根据“新的时代”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对于那些在“战争语境”中产生的审美理念。进行不断的修正与完善。“十七年”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首先体现在一系列的“文艺运动”的交替更移中——“文艺运动”的过程,既是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构”的实际步骤,也是确立“文学新秩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运动”不仅是文学思潮发展的主要载体和形式,而且从“文艺运动”之间的“间歇”中,还可以了解到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节奏和主导趋向。在文学创作实践领域里。文艺思潮的发展与变化主要体现在提倡“写什么”、“怎么写”和反对“写什么”、“怎么写”的两个方面及其两个方面的张力与冲突。     

论浪漫主义思潮对“五四”戏剧的影响

浪漫主义思潮对“五四”时期戏剧的影响,不仅仅取决于它自身的本质属性,更取决于中国当时的历史现实,以及它的被接受和吸纳的程度。“五四”时期没有产生意义上充分的浪漫主义剧作。浪漫主义之于“五四”时期戏剧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创作方法上。     

“莎菲型”女性的现代意识

“五四”时代,是一个古典主义崩溃,浪漫精神和人权运动新生的时代。在揭示封建社会数千年的痼疾,挣脱束缚灵与肉的沉重的镣铐的同时,大量的外国近代、现代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从人道主义、进化论、尼采哲学、托尔斯泰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国家主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戏剧翻译状况考察

本文从外国戏剧汉译和中国戏剧外译两个角度梳理了“五四”运动前中国戏剧翻译的概况、总结各自特点,并思考了社会文化对于戏剧翻译文学的选择。     

“三个代表”和“五四”精神

党的十六大胜利闭幕，迄今已近半年。这期间有很多学习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文章发表，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真的是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现在，“五四”青年节就要到了，笔者就个人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心得。联系“五四”青年节发表一点拙见，以此就教大家。     

“代言”与“立言”——“民族主义”文艺与“战国策派”文艺辨析

长期以来，“民族主义”文艺和“战国策派”文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相提并论的，被斥之为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流派。研究证明，它们是两个性质迥异的流派。通过对其成员组成、文艺观、时代观以及理论渊源几个方面的辨析表明，“民族主义”文艺派是为国民党政治统制“代言”；“战国策派”文艺则为中国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殿堂中赢得一席之地而“立言”，同时还是实现该派“战时文化反思和重建”主旨的一支重要力量，自觉承担着五四以来改造国民性的重要任务。     

“五四”时期外国散文理论的译介与效应

“五四”时期中国散文的成就,与外国散文理论与创作的译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美文”、“纯散文”的概念及其具体分类,幽默与“絮语散文”等的倡导,受到韩德、小泉八云、厨川白村等外国作家的散文理论与创作的积极影响,周作人、王统照、沈泽民、鲁迅、林语堂等在译介与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何重新理解“五四”

在历史文化交汇语境中理解“五四”和“五四”人物,使得对“五四”的理解有了历史的同情。“五四”是中外文化第二次交汇中的一次高峰,中国要面对文化水平远超过自己的西方文化,产生了民族焦虑,这种焦虑感直接催生了“五四”策略性的激进主义武的文化调整。“五四”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调整：在精神层面上,“五四”提倡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引发了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两大文化事件;在社会后果上,“五四”带来了政治和经济组织的重新定向;在制度上,打破了三纲五常,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妇女解放。     

介词“给”“为”“替”用法补议

本在李晓琪(1994)章的基础上，讨论了3个问题，一是关于“给”“替”歧义句以及“为”引进给予对象的问题；二是关于“给”“为”“替”三词与二价不及物动词共现的问题；三是“给”、“为”、“替”三词互换时的语用区别。     

论“五四”时期小说中的“弱者心态”

“五四”小说是现代小说发展的初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纵观本时期的小说,其中充斥着大量的弱者的形象,而真正的英雄的形象却呈现一种缺失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本时期知识分子身上共同存在的弱者心态,这种心态其实就是“五四”激进思潮的反面,表现在对国家民族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认识上,就是一种深刻的自卑感。而五四时期中国贫弱的现实,以及知识分子在动荡的大时代中所感受到的“生的压迫”,是弱者心态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重塑“五四精神”

“五四”青年节的半天假应该怎么放？超过28岁就不算青年？今年的“五四”在没有了“五一”长假后显得格外热闹。然而在争议过后,我们更应该重塑“五四精神”。使之成为当代青年的价值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