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茅盾抒情散文中的象征手法

象征手法的运用和发展，主要体现在茅盾的抒情散文中。但是由于时代对茅盾思想发展的影响，茅盾各个时期的作品中，象征手法的运用和象征寓意的展现有所不同，二十年代，他运用象征手法主要抒发自己苦闷的心情;三十年代，他的作品以极深的象征寓意，体现了时代风貌；四十年代，茅盾抒情散文的基调又为之一变，象征寓意就饱和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对茅盾象征手法的探索，可以加深理解茅盾的美学思想和文学主张。     

形象思维之我见——兼与童庆炳同志商榷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之后，谈论形象思维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伟大方针在文艺界、学术界得到真正贯彻的结果。的确，形象思维多少年来一直是文艺理论与创作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然而也是未能彻底弄清的问题。目前发表的许多文章，谈形象思维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多，谈形象思维的实质及其特征的少。即使谈到形象思维的实质与特征的，也未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入挖掘思维的奥秘，而是就事论事，仅从文艺方面，或从认识论方面来谈的。其实，这里还有文艺心理的问题，如不涉及，就很难把问题谈清，就难免给人有谈得不深不透不准之感。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3期上发表的童庆炳同志的文章《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以下简称童文）就有此毛病。我是一位心理学工作者，研究思维活动是我的本行，因此，我想就自己研究形象思维的体会，提出一些看法来，和同志们一起探讨。     

也谈《夜》的景物描写兼与丁样根同志商榷

偶读《中学语文教学》一九八四年第六期上丁祥根同志《缘情以市境写物以言情——<夜>写景艺术举隅》一文(以下简称丁文),感到文中论述不少精辟之处,读后颇受启发。诚如丁祥根同志所言,“写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写人。……《夜》这篇作品中的景物描写,从人物彼时彼地的思想情绪入手,使景物与人物自然贴切地结合在一起,形成     

论李密——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一问题的提起长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史学界不少论者都把李密看作反面人物,并将其从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的队伍中“开除”了。孙达人同志的《论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一文(载《思想战线》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尽管孙达人同志说:“在历史研究中,对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下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判语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却给李密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下着一个清清楚楚的判语,即全盘否定。他首先从“原则”上肯定了“认为李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阶级立     

茅盾小说中的心理描写

茅盾是一个擅长于心理描写的语言大师,我们可从他作品中纷繁复杂的心理描写中窥见到一幕幕人生灵魂深处感情与道德剧烈搏斗的活剧。茅盾小说中心理描写的特色,从早期到成熟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他的心理描写不仅手法多样,而且注重“社会心理因素”的探索,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     

昆阳之战中的刘秀——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昆阳之战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战役。它不仅是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政权的一次决定性战役;而且是东汉政权的创始人刘秀利用农民军势力创建基业而开始大显身手的一次战役;同时,也是历史上一次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千多年来,历代的史学家对在这次战役中立下奇功的偏将军刘秀曾有过不少的述评。有些记载,如《东观汉记》和范晔的《后汉书》等,对刘秀在昆阳之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虽有言     

试论刑侦中的回溯推理——兼与朱武同志商榷

刑事侦破中的逻辑推理,是在勘察客观现实的基础上、以已知案件事实或科学判断为前提,应用正确的推理形式,达到侦察破案的目的,即从已经的结果,推测原因或推论理由。它涉及到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当然也就会有区别于形式逻辑的新特征,这就是刑侦中推理的“回溯性”。但是因为客观世界中事物间的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回溯推理”又有“必然     

略谈茅盾的佚文——兼答杨桦同志

读了贵刊1987年第3期杨桦同志的《“茅盾佚文”献疑》一文,颇受教益.他要求我“释疑”,我自然有责任来答复他的疑问,因此想借贵刊一角,简略谈谈有关茅盾佚文的问题.茅盾同志1956年4月8日在复毛丹等同志的信中说:“有的短的讽刺性的杂文(抗战前及抗战时所写),为了发表的方便,大都每篇换个笔名(鲁迅当时给《自由谈》写稿,就是这样的,我也给《自由谈》写过稿,也是每篇换笔名的),因此,不但人家常常弄错(把别人的算是我的,把我的算是别人的,而主要是把我的算是别人的),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我     

茅盾象征性散文及其意象模式梳辨

茅盾的许多散文较多地运用了象征的手法来描述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思想。这些象征散文既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又有完美的艺术形式。而其所选取的意象模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27年到1930年为第一阶段,其特征为“苦闷沉郁、迷蒙恐惧及淡淡的希望”;30年代为第二阶段,其特征为“充满生机、活力与战斗性”;40年代为第三阶段,其特征为“赞美、歌颂、美好与向上”。茅盾正是以这些意境隽永的散文小品象征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激荡着时代风云、包含着精湛社会内容而又具有强烈艺术魅力的画卷。     

茅盾象征性散文及其意象模式梳辨

茅盾的许多散文较多地运用了象征的手法来描述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思想。这些象征散文既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又有完美的艺术形式。而其所选取的意象模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27年到1930年为第一阶段,其特征为“苦闷沉郁、迷蒙恐惧及淡淡的希望”;30年代为第二阶段,其特征为“充满生机、活力与战斗性”;40年代为第三阶段,其特征为“赞美、歌颂、美好与向上”。茅盾正是以这些意境隽永的散文小品象征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激荡着时代风云、包含着精湛社会内容而又具有强烈艺术魅力的画卷。     

教育本质新探——兼与李大伟同志商榷

本文循着从教育属性到教育的质再到教育本质的认识路向,提出教育的本质是社会遗传的方式或对人类文化、文明的积累和积淀相统一的观点,并论述了发现和确立这一教育本质观的重大意义。     

量词重迭之类——兼与宋玉柱同志商榷

<正> 这里说“量词重迭之类”,意为所涉及的范围包括量词重迭的两种同形异质现象,以及牵涉到量词的词其他语重迭形式。 今年四月,我修改完了《从名词重迭说到数量词重迭(现代汉语词语重迭新探之一)》。那篇文章,有关数量词重迭部分,涉及宋玉柱同志的《关于数词“一”和量词相结合的重迭问题》(《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6期——以下简称     

教学就是教书育人——兼与某些同志商榷

(一)传统的教学观念必须改变研究教学的概念和教学过程,就是要回答什么是教学,即教学的实质是什么的问题。这是全部教学论的核心问题,对教学实质的不同理解,直接制约着对教学规律、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环节的认识,因而就会形成不同的教学理论体系,也会反映出不同的指导思想,影响着教学过程的组织和实施。《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在从体制改革入手时,“还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万里同志去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指出,“只重视传授知识的传统教育思想和灌输式的教     

正确认识剩余价值范畴——兼与王文臣同志商榷

王文臣同志在贵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发表了《剩余价值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以下简称王文)一文。他论证的逻辑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而是商品经济共有的概念;→剩余价值本身、“剩余价值一般”并没有剥削;→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范畴的存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剩余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范畴。(参看《信阳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对王文所持论据和结论,未敢苟同,谈谈个人看法以商榷。     

大学章程的象征意义及其改进——象征性治理的视角

我国大学章程制定和实施中存在象征性治理问题,这使得大学章程仅具有象征意义,章程效力得不到有效发挥从而成为制度摆设,导致大学章程从源头上“失真”,在结果上“失效”.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我国大学章程的“事后性”以及难以规避的制度局限.面对象征性治理问题,应从增强大学章程实用性、健全大学章程程序规则、激发大学章程情感意义、建立大学章程监督机制等方面着手对章程制定和实施过程进行改进,以还原大学章程之真实价值,发挥其真正效力.     

也谈李白与南岳——兼与刘祯祥同志商榷

李白是否到过南岳,已引起越来越多的李白研究者的关注。刘祯祥同志《李白、杜甫到过南岳吗?》(注)认为,李白来到过南岳。我们认为,李白是到过南岳的。本文拟就李白的诗文和有关资料,探     

也谈古典诗歌中的比喻——兼与姚文革同志商榷

姚文革同志在《古典诗歌中的比喻例谈》(原载《语文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7期[上])文中,对古典诗歌运用的实例,作了精辟而深刻的解析,使人深受启发。但对作者在该文中表明的某些见解,笔者却有不敢苟同之处,写作本文,一方面,同姚文革同志商榷,一方面也是求教于语文同行和大方之家     

谈谈中学微分学中的导数概念——兼与叶美烈同志商榷

从今年起,中学数学开始讲授一元函数微分学,这是我国中学数学教学改革中的一件大事。这样,将使中学数学,无论就其深度或是就其广度而言,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它也对广大中学数学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正确理解中学微分学教材,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教好中学微分学。中学微分学,即中学课本中的微分及其应用部分,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不能象高等学校的有关教材要求那样高,涉及面那样广。但它是高等数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所讲述的概念、性质     

清代军机处的设立及其性质——兼与钱实甫同志商榷

清朝统治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封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极峰的时期。军机处就是适应这一时期的性质而产生的。军机处亘存于清代统治时期一百七十余年间,它以“平章军国之政,以赞上治机务”,而为清统治者的得力工具。故权力既重且广。由于它最接近皇帝,又赋子“承旨出政”之权而行使权力,遂成为凌驾于內阁、部、院之上的全国要政的总汇机关。军机处始设于雍正八年(1730年),初名军机房。十年改名办理军机处。雍正十三年十月,高宗蒞政后,曾罢军机处,其职尽归总理事务王大臣代之。又二年(乾隆二年十一月),王大臣等请罢总理事务后,遂复军机处。直至宣统三年四月“皇族內阁”成立后     

论历史的自我创造及其动力——兼与黎澍同志商榷

一,社会历史的终极原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不过是人化了的自然,因而社会界同自然界一样,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即我们所说的“历史”——是一个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当自然科学家们按照机械决定论,把凡是起作用的某种原因作为事物的终极原因而“弄糊涂了”的时候,恩格斯就指出:终极原因就在事物的因果系统本身,就是事物因果系统中原因和结果的相互作用。他说:“我们不能追溯到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