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吴宓的孔教观

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吴宓受西方新人文主义的影响,针对新文化运动和孔教活动,站在与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相对立的立场,通过学理辩析,凸现孔子在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阐明孔教是一种具有宗教性的人文道德学说,并站在中西古今文化比较的高度,提出了以孔教为基础,融合世界上其他宗教和哲学的中国文化重建构想,这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孔子儒学以及儒教的本质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思想启迪.     

越南与中国的爱恨情仇

在越南,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越南人习惯把中国的儒家思想称为儒教,或称孔教。儒教自汉代起传入越南,两千多年来,儒教对越南的思想、文化、教育、风俗习惯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影响。从首都到乡村,有文庙、文祠等供奉、祭祀孔子的建筑,每年从皇帝到基层官员、百姓都要举行祭祀仪式。     

从孔教大学到孔子学院——中国对外教育交流媒介之嬗变

孔教大学和孔子学院是中国近现代对外教育交流的重要媒介,二者的性质存在巨大差异,但均与孔子、汉语教学相关联。历史上的孔教大学是民族文化危机的产物,其对外教育交流活动扩大了儒学文化的影响。当今海外孔子学院作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适应了中外文化交流发展的需要。从孔教大学到孔子学院的办学演变表明:主权独立是平等开展对外教育交流的政治基础,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严重制约了中国对外教育交流与文化传播,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持续发展是海外孔子学院发展的强大动力。     

儒学、儒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讲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我们总是把它与儒家和儒教联系在一起。然而儒家和儒教的文化内涵是什么？二者是否等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它们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到底体现在何处？很显然，我们不能单靠一大堆材料来解决这些问题。笔者力求把握从儒学到儒教的演进脉络，并将其放在整个文化环境中去考察，以便准确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儒学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代表着中国思想文化的主体内容，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儒学产生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时期，是中国文明从幼年迈向成熟的时期。此间，旧有的贵族政治模式受到挑…     

儒学与儒教

中国传统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就是当时一个影响较大的学术团体,被称为“显学”。当时儒学只是理性的政治哲学,也可以说是政治智慧。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更受重视,在两汉之际就产生了迷信儒学的纬书,对孔子与儒学加进了一些神奇的内容。从那以后,历代当政者都要到孔子庙祭祀孔子,这就产生了信仰儒学的儒教。简单地说,历代书院是传承理性的政治智慧,各地的孔子庙则是出于信仰儒教,祭祀孔子的地方。这就可以明确了儒学在书院中传承,儒教在孔子庙中持续。儒学与儒教并存于世,可以相互配合,也可以各自发展,不必要求统一。     

孔子的人生哲学及其在韩国的影响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也是一个公认的对世界文化思想有影响的人物。他的思想不仅在社会生活中比较强大的精神支柱，而且在政治、教育和社会风气上处于主导的位置。孔子和儒家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中国粹的国民精神，尤其是积极入世而又超越凡欲的思想，内心所有归依，而且，儒教（儒学）在韩国是最具优势的传统文化之一，至今仍作为重要的秩序原理而生存，尤其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也渗透着儒教的影响。不仅仅是受到影响，而形成了勤奋、诚实、节俭、相助相生等伦理观念。     

黄遵宪与晚清孔教活动——黄遵宪理性主义中西文化观研究

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发起保儒教活动,提出将儒家改造成西方式宗教(儒教)的主张。这个主张引起时人激烈的争论。黄遵宪以其理性主义中西文化观的态度提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文化是民族复兴的思想资源,但他反对把儒学变成有宗教设施、组织、教义和祭祀活动的“儒教”。他认为只有积极吸收西学,合中、西、新、旧之学,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真正促进中国的学术文化的发展,并进而担负起挽救民族危机的重任。黄遵宪的理性主义中西文化观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     

欧阳詹与儒学文化

欧阳詹是中唐时期著名的闽籍文学家,也是闽地考取进士的第一人,他的生活和创作与儒学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儒学文化深深影响着他的思想、生活与仕途;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他也在生活与仕途的艰难跋涉中,在其一生所致力的文学创作活动中,时时处处诠释着儒学文化,宣传着儒学文化的经典精神。     

小议中国儒学对韩国的影响

中国儒学,发端于中华,首倡于孔孟,继承于程朱,弘扬于日韩。尤其是韩国,中国儒学对其影响之深且广令人乍舌。在韩国,孔子的名字家喻户晓,有将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     

从《东方伦理道德》看当代韩国儒学的走势

韩国学者赵骏河教授所著<东方伦理道德>一书的特点,不仅在于以天与人性为核心价值探讨了韩国儒学伦理道德的诸多问题,而且在于它以韩国儒林及儒道会同韩国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论争为背景,揭示了韩国儒学从原先参与"儒教资本主义"模式转向致力于儒学伦理道德教育等走势.韩国儒学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并没有沦为"衰落命运",而是担当起解读和考量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角色.     

王莽与儒学

王莽自幼身受儒学教育,服膺儒学价值并努力践行儒家道德,实为西汉末期儒林领袖。自平帝起,王莽秉政,更加大力扶掖儒学,并对儒学的政治理想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践,援儒礼以更张制度,即"王莽改制"。王莽改制的实质,就是以儒学政治理想模式,来解决秦汉以来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王莽的这场改革运动,其实是政治制度的儒学化过程。东汉建立以后,对王莽改制进行了清算整理,但涉及儒学及儒学政治制度化的问题,在很多方面仍依其旧,从而奠定了儒学参与建构政治制度的基础,由此可见王莽改制对后世政治制度发展的影响甚为深远。     

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人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     

俞樾与经学人才的培养--俞樾、阮元经学教育之比较

俞樾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他主持杭州诂经精舍等书院长达30多年,培养了大批经学人才。这些人活跃于江、浙地区乃至北京、广东、湖南、湖北、安徽各地。他们或为山长,或任教职,或以官员身份引领提倡,从而扩大了汉学在这些地区的影响,浙江地区更因之成为汉学的重要基地。在经学教育中,俞樾继承了阮元"尊经崇汉"的宗旨,并提倡"独得之见"和学术创新;同时尊重门生的学术取向,且重视求异思维的培养。     

《一层楼》和《泣红亭》中尹湛纳希的教育观

清朝法律禁止蒙古人学汉语、参加科举考试，对清朝这种不平等的教育制度，尹湛纳希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私塾语教育分“理”和“艺”，并有圣贤、章、功业、理学等内容，各有遵从的典范。知冷热，识世道，是教育的另一重要内容。尹湛纳希认为教育的宗旨是传道于圣，教化于民。他意识到教育在治国安邦、振兴民族中的作用，主张发展教育使民族觉醒并使之走向明、平等、发展的道路。这说明尹湛纳希通过私塾教育，不仅学到汉及儒学哲理，而且把它应用到唤醒民众、教育后代的实践当中去了。尹湛纳希提倡女性教育和反抗精神，学习儒教思想而又提倡反叛封建礼教，这是尹湛纳希在创作上处理得最巧妙的地方，也是尹湛纳希学习儒家化最成功的地方。     

蒙文通对廖平“今古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孔子和今文学》为中心

《孔子和今文学》一文是蒙文通晚年最重要的一篇经学论文,集中体现了他的经学思想。在该文中,他综合了《儒学五论》的主要观点,从解决今古学入手来思考经、子、史的关系,通过构建＂批判儒学＂来重新定位经、子、史的关系,通过对儒学根源的不断回溯来彰显今文学（实际上也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他自觉地将治子之法与治史之法结合起来,着眼于思想与历史的互动,在儒学与诸子传记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时代背景中来考察儒家思想的变迁,揭示了今文学的根本精神是＂革命＂＂素王＂说,今文学井田、辟雍、巡狩等制度寄寓了天下大同、万民平等的理想,从而基本上揭示了今古学的真相。     

荀子道德论新探

荀子的道德论迥异于孔孟道德思想。荀子在拓展儒家道德思想广度并把道德制度化的同时,也把他律道德推向了极致,而没有为自律道德留下应有的空间,致使道德修为完全依凭外在因素方为可能。其偏失在于对道德主体性意识的弱化和冻结致使儒家自我完善和自我成就意义上的道德践履蹈空,最终置自身于困境。荀子的“歧出”不在于他的现实主义转向,也不完全归因于他的性恶论辩难,而应问责于他对儒家主体自律性道德的颠覆。     

论子夏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作为孔子思想和实践的直接继承者,子夏毕生致力于传播儒学,并把儒学与战国社会实际紧密结合,创立了儒之西河学派,使儒学更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他整理六经,发明章句,促进了儒学传播,并奠定了汉代经学的基础。     

试探张之洞洋务思想形成的原因

晚清重臣张之洞从小接受的是正宗的儒家思想教育，一生为维护纲常名教及清王朝的统治而鞠躬尽瘁。这位儒臣的思想后来竟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洋务思想。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纵观其一生不难发现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第二，是他特有的宦海生涯；第三，是其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代。     

《韩诗外传》的天道观

作为汉初儒家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韩婴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典籍中的天人理论,构筑自己的天道观。他首先赋予“天”以意志、情感及人类道德属性,并具有无上权利,同时用大量的篇幅论证“天谴”及“祥瑞”,证明上天意志的存在。但他同时认为,人的作用也可以影响“天”的意志。把儒家的仁义道德伦理与其构建的有意志的“天”结合,为儒家的仁义礼制思想的真理性寻找“天命”依据。至董仲舒。儒学便发展成为更为精巧严密的思想体系,完成儒学的学术整合。     

论韩愈的儒家礼乐文化精神

韩愈素以儒学传人自居。他的执着的儒学精神集中体现在他对传统的儒家礼乐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无论他居朝还是在野,主敬明德,以孝悌为本,严守礼仪,以礼治国是他一以贯之的礼治思想。刺潮八月,礼治精神尤显。不但劝帝封禅、置办乡校体现出其治国以礼、整饬朝纲之本怀,其祭神、祭鳄都彰显出寓儒家礼乐精神于民俗文化之中,借以敦亲睦俗之目的。他是真正的儒家礼乐文化的呵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