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当性到证成性：一个未完成的范式转换

西蒙斯与罗尔斯之间的差异究其根本是洛克主义与康德主义之别,而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的主流之所以会混用正当性与证成性,并倾向于把洛克主义的正当性转变为证成性,是因为洛克主义的问题感和方法论被康德主义所取代的缘故,但这是一种尚未完成的范式转换.     

教育权力与儿童自由

当前整个教育系统因为没有正确处理儿童自由与教育权力的辩证关系而走入了歧途,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实践之效,而且导致了对儿童自由的错误阐释。应该肯定教育权力的正当性并保证其在促进儿童自由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两者在教育实践中统一的基础是教育的根本使命,即促进儿童的成"人"。     

感恩原则、政治义务与政治正当性

政治义务问题是政治哲学中的核心问题,它与政治正当性有着逻辑相关性;传统的感恩原则并不能证成政治义务,只能证成政治证成性;西蒙斯解释的感恩原则中存在着证成政治义务的因素,这种因素也有助于深化对政治正当性与政治证成性的理解。     

政治正当性与哲学无政府主义：以西蒙斯为中心的讨论

通过对约翰·西蒙斯的著名论文《证成性与正当性》的批判性考察,分析指出由于"基于同意的正当性观念"过度依赖极端意愿主义的立场,因而无法(如西蒙斯所声称的那样)作为国家规范性评价的一个独立维度.因此,西蒙斯将"证成性"与"正当性"作平行并置的概念区别并不恰当,其哲学无政府主义论题的意义十分有限,没有切入当代政治正当性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     

器物之礼与权力的正当性——以唐代为中心

通过对器物层次的礼的研究,来探讨礼背后所蕴涵的权力问题,并进而认为,器物之礼不仅彰显着权力关系,而且还论证了这种权力关系配置的正当性。     

教育惩戒正当性论证的偏离与回归

在教师惩戒行为备受争议的背后,是多元价值观和不同利益诉求难以统一的问题.正当性论证是对事物、制度或行动的价值论证.合法性是正当性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正当性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教育惩戒中合法性不能代替正当性.教育惩戒的正当性在于惩戒行为的教育性与正义性,既符合了教育价值的目的性,也实现了教育关系的正义性,教育性是惩戒行为的良善动机,正义性是惩戒行为的应然效果.教育性意味着教师的惩戒行为是为了实现教育的价值,规范与引导受教育者的发展;教育惩戒的正义性意味着教师的惩戒行为让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受到了应受的教育,且这种教育是好的.     

名与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建构——前孔子之名与孔子之名

先秦时期,名与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前孔子时代,由于名实同构思维模式的存在,名本身就提供了政治权力正当性。而在孔子的观念中,政治权力正当性的获得不仅诉诸于名本身,更源自于周礼,即只有据有此名又符合周礼的＂亲亲＂＂尊尊＂原则才能获得政治权力的正当性。     

论波普“开放社会”的正当性问题

正当性就是在道德上被证成。由于波普坚持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二元论",波普"开放社会"的证成性就成为问题,即不能以设定某种外在目的的方式来论证"开放社会"的合理。波普"开放社会"理论是其批判理性主义在社会政治领域的逻辑引申,并以非道德评价的方式来论证"开放社会"的正当性。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实质依然是信仰,"开放社会"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的结果,波普论证"开放社会"的正当性也只能诉诸外在的目的与自身的效用,这就意味着被其所批判的功利主义的"效果原则"依然构成波普"开放社会"的正当性依据。     

教育公平:教育权利与教育权力

教育权利与教育权力是教育公平的两个核心概念,要实现教育公平,不仅要实现教育权利的平等,更要做到教育权力的公正.权利的平等不仅是教育资源和机会的平等,更重要的是教育过程中的平等对待.实现教育权力的公正要注意界分教育权利与教育权力,强化教育权力与责任的对等以及加强对教育权力的监督.     

教育公平:教育权利与教育权力

教育权利与教育权力是教育公平的两个核心概念,要实现教育公平,不仅要实现教育权利的平等,更要做到教育权力的公正。权利的平等不仅是教育资源和机会的平等,更重要的是教育过程中的平等对待。实现教育权力的公正要注意界分教育权利与教育权力,强化教育权力与责任的对等以及加强对教育权力的监督。     

论教师权威的正当性

维护教师正当的权威是营造全社会尊师氛围,发挥教师专业行动力的重要举措。但教师权威在现代社会受到挑战,需要对其正当性进行辩护。已有的“分类的辩护”通过对不同教师权威进行分类和对比,来阐述教师权威的正当性问题,既内生着逻辑矛盾,也可能带来教师权威的消解。学校教育不能完全等同于公共领域,教师权威的力量根源在于“天然的不平等”,它具有丰富的伦理意涵,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而并非纯粹的制度性安排。从“教育逻辑”出发,教师权威的正当性可划分为向善性和有限性两个维度,前者是教师权威的规范正当,是其正当性“质的规定性”;后者是教师权威的经验正当,是其正当性“量的规定性”。教师权威不同于教师权力,以往对教师权威的“正当性质疑”并未将两者有效区分开来,所谓教师的“不正当权威”实质是滥用的教师权力。     

教育惩罚的正当性及其实践要求

教育惩罚古已有之,已表明了教育惩罚是一种教育手段,当前,对教育惩罚的质疑和非难,无疑是对教育惩罚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的正当性的质疑。教育惩罚是一种必要的教育手段,它的存在有它自身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教育权力的法理基础

宪法受教育权利与义务的复合结构存在局限之处,权利与义务存在对应性的命题并不完全有效。教育权力的不恰当设定与行使,具有侵害受教育权利的可能性。在权力分化的背景下,可以将教育权力区分为公权力与私权力两种形态。梳理不同类型教育权力设定与行使的逻辑,有助于更系统、科学地划定不同规范体系中受教育权利的保障范围。公私领域界分的理念贯彻到教育法律关系中,意味着对于不同属性的教育权力,配置与之侵害风险相称的保障与控制机制是更为妥当的规范立场。     

论言论自由的正当性基础

言论自由理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发展至今,它已成为现代民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基本上是与自由资本主义的进步与发展同步进行。一直以来,法学理论界都在探索言论自由的正当性基础,本文从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对言论自由的正当性基础进行了分析。     

政治权力影响和干预学术自由的正当性理据

事实与价值的相互缠结与相互蕴涵决定了学术研究的价值本蕴,学术研究的价值本蕴为学术自由的正当性提供了内在的价值理据。政治权力获得正当性在于它所具备的价值要件与价值理据。从归根结底的角度看,自由的学术研究与正当的政治权力有着本质相同的价值要件与价值理据,即人与社会的生存、发展、和谐、幸福、自由等政治核心价值。自由的学术研究与正当的政治权力所具备的本质相同的价值理据以及学术自由与政治核心价值的内在联系决定了政治与学术不可能绝然二分,也决定了政治权力影响和干预学术自由是否具备正当性在于这种影响和干预是否符合政治核心价值以及符合的范围与程度的大小。     

论道德惩罚的正当性

道德惩罚是一种道义性、舆论性惩罚,在社会伦理实践中广泛运用。道德惩罚在当代社会的必要性必须获得正当性辩护。功利主义者认为其正当性在于能促进社会幸福的最大化,而报应主义者则主张道德惩罚是恶的行为和品质者所应得,综合以上两种观点道德惩罚的正当性应在于正义优先,兼顾功利。     

试论法正当性的道德面向

法需要获得道德上的正当性,这是法哲学的基本判断,是和谐法律文化生成的必要条件,也由道德话语在人类实践理性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这种正当性不能被转化为知识含义上的真实性,它的基础不是某种以"实然"形态存在的客体,而是实践理性主体自身设立的"应然"规范.以此为基础,在以恰当之理性预设为依托的民主立法程序中,抽象的实践理性主体向现实的平等参与主体过渡,形式性的普遍道德规范也为实证法律制度注入具有时代特征的实质正当性.     

论学校权力与教育伦理重建

现代学校权力形式上都依法获得,本质上则来自教育伦理的内在价值。前者代表了必须通过学校实现的国家的教育意志,后者代表了学校权力的传统渊源。于是,学校权力通常以"教育权力"的迷人外表呈现出来,因而存在着巨大的伦理陷阱。分析学校权力的结构及其治理,是探索当代诸多教育伦理问题解决之道的必要视角。     

社会转型期的权力道德与社会稳定

权力是一种可以支配他人、强制他人服从的力量，它的行使和运作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规则之一就是权力道德。良好的权力道德具有对权力主体的约束功能、对权力客体的示范导向功能和维系社会稳定的功能。然而蜕变的权力道德则会破坏社会稳定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加强权力道德建设，一靠教育，二靠法制。     

学校教育中的权力形态和权力位移

学校教育存在着政治主义原则制导下的意识形态权力、经济主义原则主导下的结构化权力和管理主义原则规导下的技术性权力。学校也相应地形成政治、经济和技术三个核心场域。由于各场域主流权力相对自主地运作，客观地决定了学校教育权力在场域内部和场域之间的抗争，并不断地发生位移，由此构成现存的学校权力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