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时代对“红色经典”的解码式阅读

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大批红色经典作品进行了重新阅读与阐释。与此前的阅读相比，这一次的阅读不再是建立在认同作品意义系统基础上的阐释与分析，而是一次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反思特征的重新解读。     

“红色经典”再流行现象的生成探析

＂红色经典＂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以革命为主题的文化生产。＂红色经典＂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几乎运用了所有的媒介手段和艺术样式,包括小说、广播、戏剧、影视、绘画、音乐等等。其中洋溢着浓厚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的＂红色经典＂电影,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成为新中国50到70年代最主要的精神消费品,＂红色经典＂影视再流行是世纪之交最引人注目的中国文化现象之一。文章力求从艺术学与社会学角度,通过考察＂红色经典＂电影的生成语境、价值评判和历史发展,探求其再流行现象的内外动因,并从中反思其现实意义。     

革命现代性与“红色经典”小说创作

作为＂红色经典＂小说生产机制基石的革命现代性决定了＂红色经典＂小说秉有明确而突出的政治性,这正是其不可避免的功能定位和政治期许。在＂红色经典＂小说的书写中,革命话语尽管借助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威权对凡俗生活话语进行规约和整编,但凡俗生活本身难以抵御的诱惑力,往往使得对凡俗生活的书写与革命话语之间存在一定的间离倾向,从而为凡俗生活的常态存在争取了空间。正因为如此,＂红色经典＂小说尚能保留一定的世俗人道主义精神和人间烟火的亲切感。     

新时期小说创作得失浅谈

新时期小说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是学流派纷呈；二是创作手法多样化；三是主流意识形态在小说创作中的隐退；四是小说创作的个体化意识明显加强。新时期小说创作也存在不足：还没有一部作品能达到“独象”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西方的摹仿多于作家的个人创造；如何在“穿越”政治的层面后，进一步“穿越”化的类的本质，探求人类共同的价值，进行更个人化的写作，还有待于作家的努力。     

沧海桑田:“红色经典”小说的历史嬗变

"红色经典"小说是"十七年文学"历史情境下的必然产物,具有特定的政治文化向度,自"红色经典"小说诞生,其随时代波涛起伏荣辱的命运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本文从"原装的红色经典"、"翻拍的红色经典"、"恶搞的红色经典"三个阶段来分析"红色经典"小说在传播过程中的几番沉浮,折射其背后所反映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变迁。     

“百城赋”的时代意义及创作得失

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展示改革成果,开放丰功,光明日报社推出了‘百城赋”专栏,一城一赋。百城赋具有歌颂盛世、带动辞赋创作、促进辞赋创作研究的时代意义。它的创作之得一是展示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二是弘扬了传统辞赋;三是打造了城市文化名片。其创作之失有用韵缺失、语言过俗、有颂无讽。     

试论当下“红色经典”的大众化传播

“红色经典”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掀起的一股传播热潮。让人们再次感受到经典的魅力，但同时也因为市场化运作的渗入，让一些人开始忧虑并否定这一传播行为。而在笔者看来，“红色经典”要在当今社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播，必然遵循顺应市场的前提实施大众化传播。本文将就这一观点着重阐述其必要性和一些具体实施策略。     

重读“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对“人学”原则的漠视是它与时下读者相疏离的根本原因。它写战争却不敢正视战争的残酷与非理性，写人却缺乏对人的命运、灵魂和价值的哲学思考。对日常世俗性及人的正常的物质欲望更表现出否弃与批判。“红色经典”实质上是一种放弃了个人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写作，是一种彻底的经验性写作，主体层面文化知识的储备与客观向度的文化语境的规约也使作家无力担负起历史的重托。     

“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中人物形象的再塑造——以《红色娘子军》为例

以"红色经典"《红色娘子军》中人物形象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原来的电影文本与改编后的电视剧文本的比较研究,厘清两个时代不同文本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所表现出的不同审美诉求,以此探寻"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时人物形象塑造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俄苏“红色经典”形成过程探因

俄苏“红色经典”是俄罗斯苏联文学史上一批在特定时代出现的,具有革命色彩的俄苏文学名著。这些作品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被译介到中国,对左翼文化和文学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在50、60年代“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背景中被经典化。在这个过程中,非文学的人为因素占据主导作用。本文旨在探究俄苏“红色经典”是如何在中国这个接受视域中成为经典的。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方法探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的环境经济损益分析通常采用费用－效益法，章对影响因子的类型及其量化方法，经济损益计算方法及经济损益评价方法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实例分析说明这套方法操作简明，行之有效。     

红军在土城战役中的得与失

土城战役是1935年1月下旬红军长征途中所发生的一场恶仗。在此战役中，毛泽东同志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指挥，最后使红军脱离了川军的追击、西渡赤水河，为赢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利得和损失归属的探讨

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出于国际趋同的需要,对六大会计要素进行重新定义,特别是在利润和所有者权益要素中分别引入国际准则中的“利得”和“损失”概念,没有将其作为独立的会计要素,而是作为利润和所有者权益要素的组成部分;通过具体分析利得和损失的含义及归属,进一步对利得与损失在财务报表中的列示进行探讨,以对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汇兑损益账务处理探析

外币货币性项目,因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与初始确认时或前一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不同会产生汇兑差异,而外贸企业产生的外币交易业务的初始计价货币是外国货币,会计记录和反映却要求使用统一的货币计量单位,这样就引发外币的折算问题,即汇兑损益。文章就汇兑损益账务处理进行探析。     

论"红色经典"中的积极分子文化

1950、1960年代“红色经典”中积极分子文化具有如下特征：积极分子首先是在监控“敌人”的活动中不断获得节日庆典般的革命快感，并塑造着自我的革命主体感；其次，积极分子在其独特的爱情活动中，往往借用政治语言表达情爱．积极分子与英雄的爱情活动，一方面表现出极端的克制，另一方面革命意识形态同样会将浪漫的爱情“分配”予积极分子和英雄人物。有关积极分子的叙事，在“红色经典”中，无不传达着当时的意识形态规划、建构人民文化生活兴奋区域和禁忌区域的明显痕迹。     

《列女传》引《诗》得失刍议

刘向的《列女传》每一篇故事的结尾都引用了《诗经》的句子作结。这些故事所引用《诗经》的句子 ,有的与其内容相符 ,有的相近 ,有的则不是用其本义 ,而是借用诗中的形象与语句表达自己的感情 ,借诗以言其志。《列女传》在引用《诗经》的观点及欣赏《诗经》的心态方面取得了某种和谐和统一     

比较视野与船山学研究的得失

比较视野在船山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确定了王船山的历史地位,揭示了船山思想的重要特点,促使了船山思想的现代转换;然而,比较,在船山学研究中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研究空泛,无确实结论,满足于现象的罗列;尽管如此,未来船山学研究中,仍需要比较视野。     

“红色经典”的袪魅与重评

作为革命时代集体意识的积淀,红色经典所指涉的文学作品曾经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其所包孕的道德理想与精神追求对当下文化生态的建设有着重要作用。但是,红色经典的价值和意义更多体现在历史研究和思想教育层面,而在文学艺术层面则因史、诗、思的严重缺失无法为后世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提供典范与参照,并不具备文学经典的品格。     

我国外来植物的来源及其利害辨析

通过列举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的外来植物及其来源,阐述了外来植物与外侵植物的区别,并对外来植物的利与害加以辨析,分析了外来植物产生危害的机理,提出了相应防范措施。     

公允价值会计中未实现利得和损失的确认与报告

对公允价值会计中未实现利得和损失的确认与报告是提供决策有用会计信息的基本要求。未实现利得和损失会导致企业净资产的增加或减少,但又不同于传统净收益和所有者投资或向所有者分配。企业可不考虑其性质,直接将其确认为利得(或收益)或损失(或费用)。同时,在财务报表内和报表附注中充分、完整地披露相关的信息,以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正确理解所确认的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及其对当期财务业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