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生活观的建构

周作人研究虽在新时期后逐渐升温,但对其生活观的研究仍显得相对薄弱.从表面看,周作人似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观:一为"自然地简易地生活",一为"微妙地美地生活".但二者并非割裂而实相通.前者在其生活观建构中并不具有独立性,只是作为基础而存在,后者才是周作人最终追求的生活目标.     

日本茶道与周作人生活观的建构

日本茶道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美学熔为一炉,凝聚着日本文化的精髓。作为一个日本通,周作人对日本茶道情有独钟。日本茶道触发了周作人对理想生活方式的思考,并对其生活观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茶道与周作人生活观的建构

日本茶道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美学熔为一炉,凝聚着日本文化的精髓.作为一个日本通,周作人对日本茶道情有独钟.日本茶道触发了周作人对理想生活方式的思考,并对其生活观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漫谈周作人的"新儒学"思想

周作人的“新儒学”思想,是在他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体认中逐渐形成的。由于历史原因和周作人个人思想的局限,他“复兴千年前的旧明”、“化至上主义”、“儒学化中心论”等“新儒学”理论主张,虽然表达了周作人改造社会现实、抵御外来化侵略等主观愿望,但这种在传统知识分子化心态和周作人“历史轮回观”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立论依据是错误的,客观上也没有起到过任何积极作用,而它的负面影响却十分明显。他附逆期间“儒学化中心论”主张,与“曲线救国论”没有质的区别。     

对周作人失节的思想文化解读

周作人晚年堕落变节为汉奸不是偶然的,导致周作人最后堕落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个人本位主义思想.它是周作人作出人生选择与文化选择的关键与核心,由此而演绎出的“世界民”思想、现世思想、叛徒与隐士的双重人格、隐忍调和的人生态度以及“唯文化至上”的日本文化观等思想文化因素都不同程度地为他的堕落失节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理论依据.     

对周作人失节的思想文化解读

周作人晚年堕落变节为汉奸不是偶然的，导致周作人最后堕落的思想化基础是个人本位主义思想。它是周作人作出人生选择与化选择的关键与核心，由此而演泽的“世界民”思想、现世思想、叛徒与隐士的双重人格、隐忍调和的人生态度以厦“唪化至上”的日本化现等思想化因素都不同程度地为他的堕落失节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理论依据。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周作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实质上说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正是出于这一精神的要求,周作人对西方文化人类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并以此为中心构建了他独特的知识体系。他对中国国民性的富于穿透力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受到的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滋养,正是文化人类学使周作人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本位主义”,跟整个20世纪的“人”的觉醒与解放运动完成了精神呼应,它同时也垫高了周作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观照视点,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周作人与佛教文化之关系初探

周作人自称“半是儒家半释家”，明白道出其受佛教文化影响，周作人喜爱佛教戒律，因为佛教形式戒律与儒家所讲的“礼”有会通之处，又与周作人艺术的人生观相契合，周作人的“疾虚妄”，周作人的苦乐观，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佛教文化的积极因素，佛教文化在周作人的艺术和人生中意义重大，它体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背景上对佛教文化的批判继承。     

周作人"中庸主义"思想初探

五四时期，周作人作为文学领袖之一曾对当时的文学界和思想界起到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周作人没有迎潮流而上，相反走回了一个狭小的自我空间，依然高谈“个人主义”，崇尚“尊重个性”，把个体生命价值放在首位，推崇无功利、无目的的“纯文学”艺术观。周作人的“中庸主义”思想是催发其跳跃性质变的核心因素。     

"谈狐说鬼寻常事"--周作人早期散文中的一种文化探源

周作人的早期散文中多热衷于谈“鬼”，这其中包括对“蛮性鬼”的科学剖析，对“专制鬼”的高度警惕和对“吃人鬼”的猛烈批判，对三种“鬼”的剖析的方法，角度各不相同，但都统一在一种周作人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独特文化思考及其思维方式中，周作人的谈鬼在经历了三个阶段后，由得出的悲观结论转向了“闭户读书”和小品文写作，于是理解了周作人的谈鬼，可以为他后来的人生转向和文风转向提供思想依据。     

跨越时空的文化视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独特体悟

周作人"懂得"日本文化且偏爱日本文化。这一方面表现出日本文化与周作人性格心性的深度契合,同时,日本文化对周作人来说具有更深层的意义:一是日本本土文化对周作人的吸引力;二是周作人在日本文化中看到了古老中国文化的延续;三是周作人在日本文化中看到了一种希腊精神,为其建构"全生活"的理想奠定基础。     

周作人散文言志论辨析

周作人的散文言志论提出以来,受到了多方的责难。周作人的＂言志＂不仅是言个人之志,更为重要的是借个人言志寄寓自己的文学、文化理想,主要是追求传统的审美品格和反对文学的功利色彩。当然,周作人的＂言志＂说已不同于＂五四＂时期健全的文学个性论,而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文学观。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偏爱及其检讨

在周作人的一生中,日本文化始终受到他的由衷偏爱。对他来说,以"人情美"、诗意、幽默感见长的日本文化堪称完美。然而,正是这种偏爱使周作人放弃了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文化辨识力与批判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实施文化侵略、大肆诋毁中华文化的严峻现实,周作人从最初的慷慨陈词、仗义执言转变为三缄其口、退避三舍。最终,周作人放弃了民族气节,沦为文化汉奸,并因此受到了历史的审判与惩罚。     

浙江科场舞弊案中重要人物周锡恩的诗文与心态

周锡恩是晚清张之洞督鄂时选拔重用的人才,担任陕西、浙江副主考,沿途所撰写的诗文反映了他作为主考官的心理状态;因浙江科场舞弊案而隐居田园,以诗词歌赋记录了自己的矛盾心态,也表达了他对社会认识、人生的感悟。其心态反映出晚清知识分子在变法维新和守旧思潮纠结中的内心世界,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     

论周作人日本认识的局限性

周作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时期,曾发表了大量日本批评和日本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体现了其日本认识。周作人执着于对日本文化的喜爱,往往从文化的角度来寻找对日本的政治行为的解释,这使他的日本认识显示出文化批评视野的局限性。     

论周佛海政治信仰多变的内因

周佛海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风云变幻的人物，他之所以朝秦暮楚，变化多端，其内因主要在于他的政治野心和实用主义。政治野心是周佛海政治信仰多变的前提，而实用主义则是他政治信仰多变的支柱。     

我为什么要批评周汝昌先生

1995年,周汝昌发表《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他通篇文章贬人扬己,把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辉煌成就抹成一片白地!对红学的大是大非问题,我应该说明自己的看法,于是就有了《读周汝昌〈还＂红学＂以学〉》这篇文章。从此我开始思考他绝对化的＂写实自传说＂究竟错在什么地方。1997年撰写了《论周汝昌先生＂写实自传说＂的失误》,从曹雪芹的文学观、脂砚斋的批语、周氏自传说的巨大破绽三个方面论证了自传说根本不能成立。进入21世纪以后,周汝昌肆无忌惮地宣扬他的＂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而且要把这个荒谬观点强加给曹雪芹和《红楼梦》。于是我就有了《＂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是一个伪命题》,多方面证明了在雪芹笔下根本没有湘云嫁宝玉（曹雪芹）的内容,用大量论据证明脂砚斋是个男人,从而证明这个论题的＂伪命题＂的性质。这之后,我还批评了他的＂一百零八回两扇大对称结构＂法和＂一百零八钗＂说,诠释了聂绀弩先生的＂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揭露他辱骂诬陷高鹗背后的目的,批评了他主观唯心论的方法论。     

周汝昌研究《红楼梦》的主观唯心论及其走红的原因

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一场严肃的红学打假斗争深入进行着。这场斗争揭露周汝昌国学底子较差,名利心太重,一生治学,为此所误。他过去有关《红楼梦》的研究,其本质属新索隐派的龙门红学。周汝昌解读《红楼梦》文本、对曹雪芹及其家世历史的研究,以及不端学术行为,充分表现出主观唯心主义的特点,——证明他的红学是＂反《红楼梦》＂的典型代表。周汝昌新索隐派龙门红学之所以走红,红学界、新闻媒体和主管文化思想的相关领导难辞其咎。     

试论周朴园的双重性格

曹禺先生笔下的周朴园,既冷酷、专横,又有一般人的情感。这种双重性格的形成,源于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性的摧残。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使周朴园自觉把自己变成维系家族利益和封建道德的工具。他一方面残忍地抛弃侍萍,却又眷恋不已；另一方面所做所为不合道德,却又在孩子面前显示其道德模范。周朴园专制,但并非没有人性：侍萍特殊的奴性美,符合周朴园的审美心理；感情需要有所遮掩和寄托；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内心歉疚；封建道德的苦行僧和牺牲品。     

让曹雪芹哭笑不得的“旷世知音”——兼与刘再复先生商榷

刘再复先生给今年即将再版的梁归智的《红学泰斗周汝昌传》作序,他的题目直言＂周汝昌是中国文学第一天才的旷世知音＂。刘先生的＂首先如此肯定曹雪芹的无比崇高地位的是周汝昌先生＂的论断是错误的。纵观周汝昌研红的一生及成果只能证明他＂根本不懂《红楼梦》＂,在《红楼梦》研究上他一生都是在证假为真,都是在曲解、颠覆《红楼梦》的思想内容、艺术构思。周汝昌其实不是考证派,而是典型的索隐派;他的一切所谓的考证,其实都打着索隐派的烙印,他也把自己定位为索隐派。他的索隐其实都是脱离了文本的＂悟证＂,是猜笨谜,乱索隐。因此,他绝对不能被称为中国文学第一天才曹雪芹的旷世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