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德治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受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影响又有所超越。文章从德治的基本前提、德治的人文基础、德治的地位和作用、德治的基本手段、德治的最终目的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新德治理论。     

由《论语》看孔子的德治思想

以《论语》为基础,对孔子的德治思想进行了重新审视与研究,孔子德治的最高理想是大同社会的大道．王道是其最低理想。“仁”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礼”是孔子德治思想的目标,“天命”则成了孔子德治建构的封闭环。“克己”与“爱人”是实现孔子德治思想的两条途径。     

现代社会把德治提到了更突出的地位

在新形势下,法治与德治并重,是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德治与法治从来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加强法治能赋予社会道德规范以权威性,促进社会道德法制化;另一方面,加强德治能有效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从而能从根本上防范和减少违法乱纪现象的滋生。没有法治支持的德治,是无力的德治;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则是没有根基的法治。只有把德治与法治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社会。     

儒家德治思想的现代价值及其转换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德治思想,主要包括修德配命、敬德保民、为政以德、仁政爱民、民为邦本五方面内容。儒家德治思想为德法并举治国方略提供了思想资源,为加强执政伦理建设提供了启示,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道德教育。推进儒家德治思想现代发展,要在德治取向上变重义轻利为义利并重,在德治目的上变君主专制为民主政治,在德治内容上变旧道德为新道德,在德治方法上变人治为善治。     

官吏德治的自律与他律

我国古代官德思想较为丰富,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然而,官吏德治思想的片面性、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使现实中的官德失衡、官吏德治软弱无力.因此,扬弃古代官吏德治思想,注重官吏德治的自律与他律,对于有效推动当前的政治改革,加强德治实践具有重要的作用.     

正确认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作为治国方略,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德治需要法治的保障,法治也需要德治的支持。只有正确认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不断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孔子的德治思想与当代启示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系统的德治思想。在孔子的德治体系中，天命论是德治的人学根基，为德治提供了必要性；爱人是德治的基本精神，礼是德治的墓本形式：“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轻征薄敛”的经济政策和礼乐教化的统治之方成为德治相辅相成的实施手段和措施。孔子的德治思想在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以德治国”三议

“以德治国”是历史的必然与时代的要求。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要正确认识并发扬“德治”传统,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古之“德治”与今之“德治”和“德治”与“法治”这两对关系,从而建设适合中国国情与时代特点的社会主导道德,形成并完善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新型德治。     

法治社会里的德治意蕴

本文首先通过分析法治的局限和有效运行的条件来论证德治在法治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而结合我国的传统和实际来界定德治建设的内容和评价标准,并提出德治在法治社会里独有的运行模式,以保证德治的独立品格和治国功能。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切实加强领导干部"德治"建设

任何时代和社会的统治或执政阶级无不十分重视其官吏的“德治”建设,区别只在于对“德治”的内涵有不同的解读,对具体概念有不同的提法。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新时期加强领导干部“德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加强领导干部“德治”建设,应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在“五个把握”上下大力气,正确把握“德”的内涵,确保“德治”建设的先进性;正确把握时代特征,增强“德治”建设的针对性;正确把握用人导向,提高“德治”建设的实效性,正确把握主导因素,提高“德治”建设的自觉性,正确把握责任体系,增强“德治”建设的整体性。     

德治、礼治、法治的历史演进——对中国社会治国理念的思考

德治、礼治是传统中国的基本治国之道。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侵入,法治理念渐入人心,法治成为中国社会追求进步的愿望和渴求。在建设和谐社会成为时代呼声的今天,如何将德治、礼治和法治有效地结合起来,建构起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治国理念,是国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关系新探--以成本-收益理论为视角

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众说纷纭,而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的角度看,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下,两者的最终价值追求即社会收益是相同的,即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在此前提下,德治成本小于法治成本.所以我们在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同时,要坚持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充分发挥德治的优势,节约社会成本,实现社会收益的最大化.     

试论由"人治"到"依法治国"思想的转变

文章阐述了中国古今治国方略中,由古代的“人治”思想到现代的“依法治国”思想的转变原因和历史必然性,从而进一步阐明在现代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社会历史进步的表现,同时也是中国向“法治社会”过渡的标志。     

国家制度设计与人性的呼唤

章试图从国家的制度设计与人性的关系角度论述制度中的人性维度,从抽象的人性论下的国家观到制度设计,清理了历史上的各样人性论观点,并对古典契约论和新契约论,以及反契约论作出合人性的评价。章着重论述了在我国设计出怎样符合人性的国家制度以体现政治制度作为最高的善的价值,并阐发了“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以及“德法兼治”的重要性,指出以德治国的现实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强调指出：必须把法治放在第一位,德治放在第二位。既有“两手”,又有重中之重。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在诉讼中的贯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重要论述是我国诉讼理论的重要思想。法律调控在诉讼中起主导作用，但这决不意味着道德调节不重要，法律的实施需要德治的配合和支撑。诉讼中所涉及到的法律解释、证据资格的确定和证明评价以及自由裁量权等问题的公正解决离不开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在诉讼中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要求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不断提高职业道德修养，要求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树立和增强诉讼道德观念。     

法家思想的演变与秦王朝的兴亡

法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革新运动。早期法家思想受西周礼乐文化的影响,其特点是在肯定“法治”的同时不排斥“德治”。中期法家迫于战争的压力,废除“德治”原则,政策上具有国家主义特点,秦国因之而强大。后期法家将“法治”转向了“术治”,形成了一套绝对的君主专制理论,秦帝国因之而速亡。     

论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关系

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道德教化的传统 ,以德治国思想在一定意义上与中国古代德治传统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 ,是对传统德治的继承与弘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 ,崇尚道德的传统始终不能舍弃。由于传统德治有其历史局限性 ,因此 ,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不是传统德治的简单复归 ,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 ,在原则上和内容上对传统德治的创新发展     

“孝”是传统德治的重要实践途径

在宏观上传统德治可以区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大层面,而学术界在理论的层面上的研究比较多,实践层面上的研究则较欠缺。但从实践的层面上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对德治问题研究的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使对传统德治问题的研究比较全面,从而更好地利用传统德治资源,以作为我们今天国家治理的借鉴。“孝”是其实践的一个具有基础性地位的重要途径。     

论法制建设与公民道德建设相结合

法治与德治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有内在统一性 ,现阶段中国法制建设之所以必须与道德建设相结合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是国家治理模式转换的特殊需要 ,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提出若干实现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相结合的建议     

以德治校——新时期高校教育、管理的重大课题

以德治校是新时期高校教育、管理的重大课题,也是完善治校方略的一次创新。当前,在推进依法治校的进程中,重扬以德治校的理念,努力转变高校教育、管理的观念和做法,不断探索新时期高校教育、管理的新途径、新内容和新方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