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明志 博学慎思——安作璋先生的学与术

被誉为“秦汉史研究重镇”的安作璋先生,致力于秦汉史研究60余年,淡泊明志,博学慎思,不仅硕果累累,而且以其高尚的品德、大家的风范,赢得了学林和社会的尊重。在秦汉史研究、齐鲁文化等研究领域中,安先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他还以渊博的知识,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情怀,密切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妥善的应对措施,体现了作为一个学界老者的厚道、质朴、谦逊和无私。     

安作璋先生与秦汉史研究

早在20世纪40年代,安作璋先生即从事秦汉史研究,他先从经济史入手,逐步扩展到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等领域的研究。其主要成就,一是论证了秦汉史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提出秦汉是中国封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制度奠基的时代,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国疆域基本形成的时代,也是有明文记载的较早对外开放的时代,同时还是一个文武并兴、人才辈出的时代。秦汉史是安先生从事历史研究的试验田,由此进一步扩展到中国通史、地方通史、文化通史的研究,努力实践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与一些前辈史学家的治史思路,主张治史贵在乎通,终于成就为一代史学大家。     

安作璋先生与秦汉史研究

早在20世纪40年代,安作璋先生即从事秦汉史研究,他先从经济史入手,逐步扩展到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等领域的研究。其主要成就,一是论证了秦汉史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提出秦汉是中国封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制度奠基的时代,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国疆域基本形成的时代,也是有明文记载的较早对外开放的时代,同时还是一个文武并兴、人才辈出的时代。秦汉史是安先生从事历史研究的试验田,由此进一步扩展到中国通史、地方通史、文化通史的研究,努力实践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与一些前辈史学家的治史思路,主张治史贵在乎通,终于成就为一代史学大家。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管窥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是顾颉刚先生在1933年任教燕大"秦汉史"课程时使用的教案,1935年刊印出书,原名《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全书体裁通俗,文笔流畅,深入浅出。本书实际上是一部叙述史学大师顾颉刚著名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点的历史书,在中国辨伪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1993年:秦汉史研究的新走向

1993年9月20日至23日,由江西师范大学等单位承办的“秦汉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六届年会”在南昌市召开,与会学者所提交的近百篇文章大致可分为秦汉时期的经济、社会生活、军事、政治制度、重要历史人物、建筑与器物、气候与边疆开发、思想文化、秦汉史研究总论九个方面,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秦汉史领域里资料、选题、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的有关状况和发展变化,现谨据笔者所见,试对秦汉史研究的新走向作一简要评介。     

吕思勉和吕著《秦汉史》

在吕思勉诸多史学论著之中,《秦汉史》是断代史中最值得推重的一部。《秦汉史》也是能够集中体现这位卓越的史学家的科学精神的著作。吕著《秦汉史》对秦汉历史文化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其中不乏创见。吕思勉对社会生活情景研究的重视,也实现了积极的学术引导作用。吕著《秦汉史》采用了特殊的体例,这种新体例的创制,带有摸索试探的性质,虽然不能说尽善尽美,但是对于史学论著中断代史撰述方式的进步,毕竟实现了推动。     

建国四十年秦汉赋税制度研究述评

秦汉史是中国古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过去一直遭受冷遇的秦汉社会经济史研究,自1978年以来进展较快,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现将其中赋税制度史研究中有争论的问题予以整理,奉献给从事秦汉史研究的同行们。     

汉代河西社会生活的精细画卷——读《汉代河西屯戍吏卒衣食住行研究》

<正>在秦汉史研究中,河西四郡无疑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地域。从月支、乌孙、匈奴等边疆民族的游牧生活到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出师征战,从汉朝边疆治理体系的初步系统建立到中西文明的不断交流,河西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而沉积了丰厚的历史记忆。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大量河西汉简的出土,二千年前边塞社会风貌逐渐清晰,而河西屯戍吏卒的社会生活状况,也就成了秦汉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仅从相关著作来看,王子今先生《秦汉交通史稿》、黄今言     

断代秦汉史课程教学内容的研究与探索

<正>秦汉是我国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奠基形成时期,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直以来倍受中外史学界的关注和重视。《秦汉史》等一系列断代著作的编纂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秦汉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但不可否认,随着20世纪末以来断代秦汉史著作编纂的专史化、专题化,这些断代秦汉史著作在为现今断代秦汉史教学提供强有力支撑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传统的秦汉史教学带来了一定的混乱和困惑。本文即是对当前断代     

近代以来“焚书坑儒”研究综述

"焚书坑儒"是中国古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史学界对于这一事件的研究也已经比较深入。尤其是近代以来,许多史学界大家都对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无论是中国通史、秦汉史,还是文化史、儒学史、学术史等著述中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并且著者都予以深刻的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对此问题也发表了大批高质量、高层次的学术论文,为"焚书坑儒"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     

20世纪以来秦汉郡县属吏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随着大量简牍材料的发现与公布,秦汉郡县属吏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在郡县属吏的设置、秩次、任免等制度问题上涌现了不少成果,其社会生活及政治参与也得到一定关注。但不可否认,研究中仍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与不足之处,如秦汉郡县属吏制度的发展演变、郡县属吏的具体政治活动以及与长吏关系等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加强这些薄弱环节的研究,无疑会促进秦汉郡县属吏研究的更大进步。     

说秦汉“乞儿”称谓

"乞儿"作为身份代号,在秦汉社会称谓中并非使用很普遍,但是其等级性极其鲜明,且对后世的影响相当长久,因而值得称谓史研究者和秦汉社会史研究者注意。"乞儿"称谓使用具有年龄标示意义的"儿"字,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未成年人的社会地位。     

先秦秦汉漕运史研究概观

先秦秦汉漕运史研究在古代漕运史研究中具有突出地位,研究成果繁富。就现有成果来看,漕运的开创问题尚存分歧,而漕运与经济的关系研究比较深入,漕运与政治军事、漕运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研究仍存薄弱的课题点。漕运工程沿革研究在早期运河史上仍然存在着争议,一些新的研究课题仍需努力探索。     

秦汉"刀笔吏"考

秦汉史书中,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多次提及“刀笔吏”,然而学界似乎对这个问题不屑一顾,可以看到的关于“刀笔吏”的文章甚至于字眼都极其少。对于这个一直出现于历代史籍中乃至今天还有人用的称谓进行考究显然是很有必要的。“刀笔吏”最早见于《史记·萧相国世家》所记:萧相国“于秦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就以秦汉时代,这个“刀笔吏”源起时代为时限,对“刀笔吏”问题中几个重要的方面进行初步考述,以就教于学界。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要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围绕着永城与秦汉历史文化遗存,秦汉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以及秦汉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整体水平较高。     

《先秦、秦汉史》全文转载《邯郸学院学报》“赵文化研究”专栏文章

继《新华文摘》2011年第12期转摘我院学报主编杨金廷教授等在《邯郸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发表的《赵简子与孔子史迹述略》一文之后,10月份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第5期第35—43页又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史学大家安作璋先生访谈录

安作璋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从事秦汉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史学家,其论著曾受到史学大师郭沫若先生的赞赏,被日本学界誉为"秦汉史之大家"。从20世纪80年代始,安先生践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治史思想,研究范围逐步拓展到中国通史、地方通史、文化通史、文献学等领域,建树颇丰,独步学林,至今已成为一代史学大家。通过阅读安先生的论著,与安先生面对面访谈,努力探寻他在史学多个领域独辟蹊径,不断前行的内因和规律,希望能够给读者以启迪。同时还邀请陈乃华、张仁玺、高志文三位教授撰写了三篇专题研究论文,与访谈录一同发表,以鄕读者。     

熊铁基先生与秦汉史研究

在中国当代史学界,熊铁基先生作为著名的秦汉史专家,系统地论述了秦汉官吏制度、军事制度的基本构架和发展变化,详细地阐发了秦汉思想文化尤其是新道家的主要特点及汉唐文化发展的轨迹和规律,深入地分析了汉代学术的基本成就及其历史地位,为秦汉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知识和脉络的理解——读《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一项民族志研究》

《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一项民族志研究》是民族志研究的杰出典范。内容上以研究小学校长为例,呈现了校长及其文化圈。同时也展现了民族志研究的视角,即研究并展现社会个体与其所处的环境、社会个体和群体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以及在此文化圈中个体与环境的互相影响等。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正是为了获得此种视角而服务,究其根本体现在"理解"二字上,即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充分、全面、科学、有效地理解一个文化社会。《校》的作者哈里·F.沃尔科特在其研究中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秦汉时期巴郡的政治和经济

秦汉时期，巴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政治上，巴地由一个奴隶制王国转变为封建国家统治下的郡级行政区，接受秦汉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促进了巴族社会进步，提高了巴人社会地位。经济上，实行封建赋税制度，其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较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