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在青海的军事策略述论

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军队进兵陕西,在夺取河州之后,又打通河西走廊,切断了青海地区与蒙古各部的联系。在这种有利的军事形势面前,明王朝遣原元朝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赴藏区招抚僧俗首领。历时一年,使吐番宣慰司都元帅何锁南普等一批元朝委任的吐番首领归附,并招降了元宗室,镇西武靖王卜纳刺,成功地收复了青海东部的河湟地区,打开了朱明王朝势力通向藏区的大门。     

论河湟言情“少年”的高尚情操

“花儿”,河湟地区惯称“少年”。是一种富有民族性、地方性和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山歌。“花儿”的分布地区,从河湟上游到皋兰腹地,从陇山之西到贺兰山下,风靡于西北高原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早已成为汉、回、土、撒拉、东乡、保安、裕固及部分农业区或农牧交错区藏、蒙古等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柱。这种山歌之所以叫“少年”或“花儿”,正是崭新的、欣欣向荣的、光     

试谈科尔沁和硕特部起源

东蒙古科尔沁部和四卫拉特之和硕特部都是以成吉思汗之弟哈撒儿后裔为领主的两大部落集团。北元时期,这两大集团分布于蒙古地区的东西两端,不论在四卫拉特史上或者在整个北元历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东蒙古,以哈撒儿后裔为首领的“阿巴(?)科尔沁”部虽然始终没属于蒙古左右翼六万户之内,但是它参加达延汗的统一战争,对于统一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据《蒙古源流》,科尔沁部的苏儿洮海雅王和摩罗寨将军都曾建言要消除右翼割据势力。     

清代西宁府田赋考略

河湟地区有文字记载的田赋征纳始于元忽必烈统治之初,以前,则史无明文记载。中统八年(1267年)规定,西宁州赋税与僧道同,即“白地(旱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然而迨至明代,河湟地区的土地占有关系仍以各种形式的屯田为主,其中以军屯最为常见,其收获物除了军户食需外,悉以“屯田子粒”的名义为国家征取,以供军需。“屯田子粒”是土地税与地租的合一物,不是纯粹的田赋。到明中后期,屯田多被军官吞噬,军     

河湟回族的社会习俗与伦理特征探析

河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繁衍生息之地,信仰伊斯兰教的河湟回族在与当地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等族群长期交往、共同生活、和睦相处,主要体现在经济交往、宗教交往、文化交往等诸多方面。在多元文化健康互动的河湟地区,回族形成了其特有的风俗习惯、文化特征和伦理道德等。     

河湟地区民族关系探析

河湟地区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接壤之地,也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错过渡地带。河湟地区的汉族、藏族、土族、回族、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等民族在历史的演进中相依相靠、相互渗透、互相交融,在汉藏、回藏两大族群关系之下因利互补、和谐共处;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等、团结的基础上和睦共处,形成了良好的民族关系。     

浅谈河湟"花儿"的艺术魅力及其保护与发展

河湟“花儿”具有较高的生态文化价值和人文价值,由于河湟“花儿”艺术依然保持着古朴原始的风貌,从中体现了青海各民族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特征和审美情趣;从文化学角度看,河湟“花儿”艺术积淀厚重,内容丰富,形式独特,它凝聚着青海各民族群众的理想与感情,在青海区域性文化圈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对河湟“花儿”应予以充分地保护与发展,使之成为西部民歌中的标志性艺术精品。     

河湟地区民族关系探析

河湟地区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接壤之地,也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错过渡地带。河湟地区的汉族、藏族、土族、回族、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等民族在历史的演进中相依相靠、相互渗透、互相交融,在汉藏、回藏两大族群关系之下因利互补、和谐共处;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等、团结的基础上和睦共处,形成了良好的民族关系。     

青海河湟宴席曲音乐特点分析

宴席曲是青海河湟地区除山歌类的“花儿”以外的小调类民歌形式,它是青海河湟地区交通融汇、民族聚集的地理、民俗环境下产生和成熟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作为表现多种复杂内容和感情的民歌艺术,青海河湟宴席曲在曲目和自身音乐特质上具有一套完整的体系。     

明代金川寺演化禅师的册封与西迁

通过对明代金川寺演化禅师册封与朝贡历史进行梳理,讨论其地望与西迁历史。由分析金川寺演化禅师与中央王朝之间的互动,指出元代以来土司制度逐渐在嘉绒地区推行。及至明代,面对西北蒙古势力的威胁,明王朝与嘉绒地区政教精英阶层更是形成了互惠共存的协作关系。明王朝建立的藏区政教领袖册封制度与定期朝贡制度,进一步稳固与加深了嘉绒地方势力与中央王朝之间的隶属关系。     

谈唐代河湟诗的题材

唐代的“河湟”地区,是唐王朝西北方的战略要地,国都长安的西部屏障。“河湟”又称“陇右”、“河陇”,包括今青海省东部和甘肃省一部的黄河谷地、湟水谷地和黄河湟水交汇处附近地区。这里是初唐十道、中唐十五道中地域最广大的道——陇右道的中心地区。今人所说的河煌诗,一般即指当时反映这一地区人民生活     

历代咏湟诗文的儒学化倾向

儒家“大一统”观念和“外王”思想对古代士人的政治心理、价值取向影响深远,士人文艺作品的儒学化色彩也颇为浓厚,这在历代咏湟诗文中亦有体现.本文通过分析中原文人以河湟为地域指涉所创作的古典诗文,以及曾游历、任职或生活在河湟地区文人们的诗作,来分析历代咏湟诗文的儒学化倾向.     

简论宋代河湟地区社会发展特点

河湟地区自汉代正式纳入中央统治以来，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对它的开发。历史发展到宋代，虽然赵宋王朝边界面临的威胁比较多。但对西北的河湟之地仍进行了开发．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社会呈现出诸多特点。本文将从四个方面来论述有宋一代河湟地区历史特点，以期更全面地了解宋代河湟地区历史发展的状况。     

略论明代辽东军户

辽东是明王朝在东北地区发展势力的基地又是捍卫京师北京的屏障。辽东的军户则是明王朝在这一地区征兵筹饷的主要对象。辽东军户的状况不仅关系到明朝在东北地区统治力量的消长,而且关系到整个明王朝的安危.它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课题. 一明初统治者对于辽东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在这里设置军事重镇,并把它列为“九边之首”。为了保证这一地区兵源不绝,粮饷有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扩充辽东     

北宋对秦陇以西地区的开拓经营

北宋立国,境土踏局,东北与燕云相接,西北陇山以西地区自唐上元二年(761年)陷入吐蕃后,也一直是吐蕃及党项部落的居地。他们“族种分散,不相统一”,“大者数千家,小者数百家”。宋初,渭水上游吐蕃地区归陕西路管辖,后又属秦凤路及永兴军路境内。北宋中期熙宁年间,国内改革风起云涌,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对西北地区的开拓也相应扩展到熙河洮氓地区,“经营河湟,兼制西夏”,就成为革新派的一项重要的战略目标。同时,对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河湟汉族来源与青海方言的形成

自赵充国率兵进入河湟屯田,汉王朝在此建县设郡后,汉语就已扎根于河湟。河湟汉族来源于中原各地,自西汉以来汉族一直是河湟地区的主体居民,汉语一直在该地占主导地位。河湟汉语随本地政局的变化和中原移民的到来而不断演化,青海方言的形成不会晚于东汉末年。青海方言与甘肃方言关系密切。而河湟汉族来自于明初的南京,青海方言形成于明初,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札剌亦儿万户、千户编组与变迁

1206年,成吉思汗授封札剌亦儿部木华黎万户一职,并令其“子孙传国,世世无绝”。之后,虽然承袭“国王”者即继任万户,但其势力却日渐削弱。入元后,因战势所需,札剌亦儿部勋臣又多受任蒙古军万户,从而逐渐替代了早期万户。在授封万户的同时,于成吉思汗建国初及其季年,又编组为若干札剌亦儿千户。然而,受蒙元一代奉行不替的签军制而分戍他处或留居食邑以及几度汗位争夺,加之北元初期南北对峙、东西蒙古势力消长等因素的影响,札剌亦儿千户也随之有所变迁。     

河湟“姑舅”称谓考释

“姑舅”是河湟地区颇为流行的一种称谓,其义项主要包括姑表、姨表兄弟姐妹之间的互称和年龄相仿者之间的互称两种。河湟“姑舅”称谓是古代“舅姑”、“姑舅”、“姑”、“舅”等称谓的现代遗留,后来在拟亲属称谓制度的现实实践中,“姑舅”称谓的指称范围不断延展、扩大。     

青海河湟地区民族和谐相处典型案例调查

河湟地区是我国西部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共存、多种宗教信仰共生的民族大走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生活在这一流域的汉族、藏族、回族、土族、蒙古族、撒拉族等各族群众相互依存、互补共生、共同发展,形成了多元文化和谐相处、“和而不同”的文化格局。本文以河湟地区“家西番”藏族和“卡力岗”回族的文化现象为例,分析该地区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涵化的现实方式,了解不同民族在交往互动中,如何在保持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借鉴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因子,使自己的文化长期稳态延续。同时,也尝试着解读青海河湟地区不同文化和谐相处的内在机制,为民族文化和谐相处提供了实际生动的案例。     

青海河湟“乡人傩”与戏剧的原型思考

本文对青海河湟地区“乡人傩”作了介绍,通过对其所表现的民俗内涵及功能的分析,认为青海河湟“乡人傩”是多民族文化、多种信仰融合的产物,为我们研究戏剧原型的内在意蕴和普遍意义提供了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