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与佛教同时同步入华-说之商榷

中国境内并不产狮子,但这种产自于异国他乡的动物却受到了中国民众的青睐。中国狮子由西域传入,因中国佛教亦由西域东来,所以关于狮子是否与佛教同时同步入华,史学界无一定论。本文从两者传入中国的时间、方式等方面探讨狮子不是与佛教同时同步入华。     

敦煌供养僧服考论(二)——僧服披着方式浅议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僧服仍基本采用印度僧人的通肩、袒右的衣着形式,并无太大变化。由于地域、环境和文化的特殊性,敦煌供养僧人衣着出现了不同的披着方式。其中覆肩袒右、偏衫、钩纽、帔帛等,反映了佛教服饰汉化、世俗化的表现形式。     

敦煌供养僧服考论(一)——僧装的类型变化

本文以图像为依据,结合史料,对石窟和出土文物中的供养僧人服装类型及其变化进行探讨。佛教传入中土,各代僧人服饰有所差异。由于地域、民俗风情的不同,敦煌供养僧服在各时代不断变化,其形式多样,与印度原始僧服制度差别较大,显示了中土佛教僧服的复杂性与时代性。     

中国与南亚之间的丝绸之路——以唐代取经僧人的记录为中心

张骞出使西域,作为世界大动脉的丝绸之路开辟完成,中国与世界更全面的联系终于建立起来.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加强,交流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中国与当时世界各个地区的联系并不平衡.相对于西亚、欧洲,与中国联系最为密切的是南亚地区.中印之间因为佛教而显现出特别之处.中国僧人纷纷前往取经,构成了丝绸之路的特别景观,佛教成了吸引中国僧人的唯一原因.僧人的西域求法记录,是当时丝绸之路留下来的珍贵文献.与使者代表的国家层面不同,僧人的记录不仅关涉到国家、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他们更重视当地的佛教情形,成为研究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前往印度的中国僧人,除了瞻仰胜迹之外,如何服务于当时的中国,是求法僧人的主要目的.经过求法僧人的努力,佛教传入中国的状况,一改以往的被动接受局面,主动前往,为佛教中国化做出很重要的贡献.     

佛教在华传播的策略及其效应述论

佛教在华传播及其中国化是一次实施文化传播的成功范例.佛教在华传播的过程中,佛教僧人面对中国本土文化和语言差异的阻碍,为扩大佛教在时间空间上的影响,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关系,选择了依靠神异道术、依附于中国本土文化、依附于封建王权、以通俗简易之道教化民众的传播策略,这些传播策略是成功的,效果是显著的,达到了其传播佛教的目的.     

佛教入华早期对本土神学依附的传播策略初探

佛教入华传播是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件大事,它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为主,儒、释、道三家既冲突又互相融合格局的形成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恒河文明与黄河文明的巨大差异,佛教在入华传播之初即与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冲突。佛教传播者明智地将佛教教义与中华大地上盛行的神学思想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佛教在中国立足的问题,为其后的佛教中国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近两千年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章中的佛教早期是指魏晋南北朝佛教大规模入华以前。     

名士释子共入一流——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佛教在士大夫阶层的传播

《世说新语》记载了很多僧人的故事,从他们与名士清谈、交游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佛理研究的深入以及佛教在当时的传播情况。以《世说新语》为基础,去考察当时僧人的文化素养,与名士交游的情况等等,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佛教在上层社会的传播提供了很多材料,从中可以具体地感受到当时佛理与玄理相互渗透、僧人与名士共入一流的现象。     

惠能的佛教革新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比较

<正> 佛教与基督教分别为影响东西方文化的两大宗教。佛教发端于印土,而传播及中国、日本与东南亚一些国家。佛教约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但直至七世纪末经能的佛教中新运动才使佛教真正中国比,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它以后一直是中国佛教的主流,并渗透     

古代佛教入华的岭南交广海路及其影响

在佛教入华的三条路径中,岭南交广海路作用最大。佛教传入岭南的时问大约在东汉末年。佛教在岭南的早期传播相对缓慢,对民众生活习俗影响甚微,这一点和北方的情形相差很大,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岭南百越各部族原始宗教思想和习俗纷繁复杂,不利于佛教的传播;道教更加适应岭南社会,发展更为迅速,变相排斥了佛教的发展;与中原地区相比,岭南社会相对稳定,接受佛教思想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社会文化水平落后,限制了佛教的传播,     

一条关于达摩入华的另类资料

依据唐道宣《唐高僧传》载,南北朝时,菩提达摩入华传播禅法,创立禅宗,曾受到当时部分佛教僧人的"讥谤",但所谓"讥谤"的详情不清。本文依据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8世纪上半叶写本《成唯识论述记解前杂叙》(拟)来探讨这一问题。指出当时僧人"讥谤"达摩的方法之一,可能是质疑达摩传法的合法性。或许正因为有类似的质疑,达摩不得不以"教外别传"应之,并为早期禅宗的传法特点提供一个新的解读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