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跌宕起伏的发展、坎坷多降的命运，提供了和正在提供着重大的、尖端的学术命题，当代文学丰富复杂的学术蕴藏决定了它非同一般的学术价值和学科地位。将文学的经典性等同于学术性，从而轻视对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是一种简单而短视的态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当代文学缺乏细致扎实的基础研究，并且亟待建立相应的学术规范。     

当代文学史的“完成”与“未完成”——论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与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以“小书”的外形将洪子诚厚重的文学史观包含其中。《概说》是洪子诚历史整体意识、历史还原方法、不露声色的叙述语言风格和治史智慧的结晶。它实现了多重维度上的当代文学史的“完成”,但它在史的“完成”之外依然回荡着史的“未完成”话外音。它在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处理方法等方面,还有值得商榷的空间。洪子诚独特的文学史研究姿态,使《概说》呈现出具有特色的文学史写作风貌。     

文学史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挖掘文学史料对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完善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更可以纠正错误观点,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对研究主题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进行完善。然而,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不重视文学史料的倾向。本文从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不重视文学史料的问题入手,具体分析文学史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旨在摆正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向。     

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对洪子诚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一种解读

找到恰当的问题与选择合适的方法,是我们进入学术研究的必要门径。以当代文学史写作遭遇的问题为切入点,洪子诚先生从文本与历史出发,对20世纪80年代主流文学观念中一些不证自明的理论预设进行了一系列的质疑和追问,其学术研究中所贯注的问题意识和入思方式是对原有研究范式的一种突围,形成了富有个性化的学术建构。对当下的文艺研究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整合为一已是一个大趋势,但两个阶段的不同特征又是客观存在的,且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无论从教学还是研究都存在着明显的缺失,未能将台港澳文学在同一个平台上整合。这两个阶段的价值比较不可回避,也从未停止过。从流派、经典及大师的出现等方面来看,至目前为止,当代文学部分价值未能超越现代文学部分。莫言也不具备文学大师的品质。     

历史意识与文学史反思—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线索

论文以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考察线索,检讨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历史”话语的纠结以及文学史反思的向度。文中暗示,文学史反思的某些困难来自现代性话语的内在结构,文学史的可能性和知识有效性也只能来自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局部批判”。     

试论大学素质教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

《中国现当代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应以素质教育为根本点，树立“教是为了不教”的观念，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促成学生独立思考、敢于批判精神的确立，加强学生学术能力的养成；重视实践环节，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培养出能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高素质的人才。     

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

莫言与一百年前的泰戈尔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都引起激烈争论,这反映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尴尬,即东方人获得这一奖项首先要面对语言资格的问题。自从1990年代以来,1950-60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创作群体,他们基本上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高的创作成就,成为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代。许多优秀作家走上了民间的道路,莫言的民间立场和民间写作与拉伯雷所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狂欢传统有相似之处。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确实是具有开创性的一位作家。一部《透明的红萝卜》开创了先锋文学,一部《红高粱》开创了民间写作。就农民写作而言,莫言是自古以来最好的农民作家之一,他滔滔不绝地倾诉了几千年来农民遭受的苦难、委屈与痛苦。     

序《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文精神》

《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文精神》把人文精神界定为“人类以自身为目的并在自己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精神品格”,其宗旨是促使人们对自我生存状态的自觉,追求寓含着正义和真理的人生价值。该书在对人文精神的生成基础,存在方式,心理过程作了认真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地对其作了相当科学的价值,文化,心理和现实的定位,从而对学界众说纷纭的人文精神作出了独到的回应。     

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取向对文化的呼唤

面对中国当代学的困境,出现了许多满怀忧虑的学论争和化论争,因而,在学的价值与化之间进行一些较系统、较理性的思考非常必要。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当代文学研究

“百年中国文学”并不仅是时间概念,而且是有特定意义的文学史概念,它以其整体的视界,“一览众山小”的气度,突现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演变过程,这无异是一项革命性举措,把当代文学置于百年中国文学视野去研究,是一种艰难的整合,除《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等少数几种论著较令人满意外,有份量的,经得起时间沉淀的著作还是太少,今后如要编写新的文学史,寻求突破性的进展,仍必须把更新文学史观念和方法放在首位,此外,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再次,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文化层面上的融合。还应倡导扎实,严谨的学风,强调学术论著撰写时的规范性。     

内在的“他者”：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的台湾文学

论文从回溯台湾文学重返祖国文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纳入台湾文学的历史变化入手,围绕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形态之一部分的台湾文学,在深层观念背景和两岸现实关系的复杂变动中所经历的多方面影响,展开细致辨析和深入反思,进而论证指出,在"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想基础之上,寻求建立一个足以全面超越和包容两岸文学、文化现实隔阂及差异的统一国家的价值认同模式,在文学观念实践中具有迫切而重要的意义。     

现代文学史观几种建构理念的评析

现代文学史观是现代文学史编写的灵魂,决定着文学史著的品格。在近年来现代文学史观的诸多建构理念中,朱德发的"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唐金海的"文学史观的‘长河意识’和‘博物馆意识’"、关纪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以及当前提出的"民国机制"民国文学史"等是其间产生较大影响、具有代表性的几种。梳理评判这些建构理念有助于合理认知当前研究的新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治史理念研讨交流的深化。     

需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

时至今日,鲁迅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间有了某种隔阂、壁障以致对立,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鲁迅与其他现代作家研究的发展,制约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内部分裂乃至对立中发展起来的,通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可以看到,这些矛盾、差异乃至分裂、对立发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内部,统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具有自身根基的整体发展之中。     

近代香港中文大学精神的生成与特征

香港中文大学是一批中国学人在殖民统治下,试图保存和发扬中华文化而冲破重重束缚建立起来的。它将中国大学的近代性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形成了以中国传统"士"的精神为根基的多元精神融合,关怀、批判、折中、国际人格成为这种精神的核心价值。     

中国现代文论对文学发生的探讨及理论价值

受康德、席勒美学思想的影响,以王国维、鲁迅和朱光潜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论家对＂艺术起源于游戏＂的学说产生了浓厚的理论兴趣,他们或将这一学说用于阐明、理解文学的本性,或将之用于分析、解读文学的现象,从而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现代文论的理论视野。现代文论家对游戏说的言说和发挥,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大学语文教学实施手段探析:以现代文学为例

作为一位大学语文教学工作者,需要从民族文化传承与文化安全、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受教育者的审美情感教育等角度审视“大学语文”教学的社会功能。而现代文学部分作为大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因语言和时间距离方面的接近使其在人文教育中更显优势,其人文精神体现在文化语境、作家的人生道路与人生态度以及作品本身。本文以现代文学为例探讨大学语文的教学实施手段,更好地将时代与历史贯穿起来,将学生与教师联系起来,将知识与人文融合起来。     

试比较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学科性差异

按照学科分类,中国现当代文学属于“二级学科”。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这个二级学科里面的两个不同方向,其学科性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时间限度（发生学）问题;二是学科的经典指认;三是学科话语等。目的不仅在于寻找二者之间的不同,而且在于探讨其学科的生长点。     

论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课

对外汉语教学中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课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对该课程的独特性缺乏足够重视和深入研究又限制了它的意义的实现.该课程与国内高校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课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技能训练课在教学目标、教材编写、教学时间安排、课堂教学等方面存在差异,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该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则有赖于它的独特性能在观念上得到重视、在教学中得以体现.     

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迄今为止主要有三个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个性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国家社会事业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科学(学术)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49年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那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品还主要停留在个性研究的层面上,彼此之间没有统一的联系,构不成一个统一的整体;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但这个学科却不是通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自身联系在一起的,而是由国家领导机关通过政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它构成的是国家社会事业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自身的组织,是通过科学(学术)研究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学术)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开始发展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是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性表现在:无"我"、无"理",而有"道"(整体性),体现了科学研究(学术)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