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刑法志》中的德法观

自从汉代班固首创“刑法志”的体例后，历代正史中共有“刑法志”十二篇。《汉书·刑法志》（版本采用群众出版社1962年8月出版的《历代刑法志》，它是根据1938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邱汉平编著《历代刑法志》翻印而成，本文还参考了中华书局1962年版的《汉书·刑法志》）作为二十四史刑法志之首篇，虽然全篇仅8000多字，但其理论基调对后世史书“刑法志”各篇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书·刑法志》之所言“刑法”，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刑法”不同。一则，在先秦时代，“法”、“刑”、“律”等是同义的，如《尔雅·释诂》∶“法、刑、律，…     

古代汉语“反训”举例

我们在阅读古书时,常会遇到这样一种现象: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场合往往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含义。这种现象,叫做反训。了解古代汉语中的反训,对阅读古书是有帮助的。现略举数例于下以证之。 [乱]习见的含义是“混乱”、“紊乱”(包括“战乱”)。如《尚书·周官》:“制治于未乱。”《左传》文公七年:“兵作于内为乱。”《诗经·周南·关睢序》:“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史记·项羽本纪》:“楚军大乱坏散。”但又有作“治理”用的。如:《尚书·顾命》:“其能而乱四方。”     

郑和七次下西洋的主要目的

郑和是一位伟大的航海家,他七下西洋,遍访亚非三十多个国家,促进了与到访国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然而,关于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却有多种说法,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宣扬国威说。《明史·郑和传》载:“成祖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王景弘等通使西洋。”郑和的随员巩珍在《西洋番国志·自序》中也说:“永乐之初,遣中外重臣,循西海诸国昭示恩威。”     

商周法律是“秘而不宣”吗?——兼论成文法的公布不始于春秋

迄今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多认为,中国商周时代法律的一大特点是不公布成文法,法律“秘而不宣”。考其根据,主要是《左传·昭公六年》所记晋国叔向批评郑国子产“铸刑书”的一段话(详后),《汉书·刑法志》认为此语可信而加以引用。这大约就是“制定不公布的成文法”一说的来源。笔者认为,叔向的说法并非信史,谨著此文,以申拙见。     

《锦瑟》的又一解

以上是人们十分喜爱的唐·李商隐的《锦瑟》诗。人们对它有种种解释,如所谓悼亡、自伤、恋情与寄托等说法。今人又有所谓新解:说“庄生望帝”句是“言诗之作法也”;“沧海蓝田”句,是“言诗成之风格或境界”(见《“大学语文”教学辅导》一书)等     

我国兵要地志源流概说

一“兵要”一词最早见著于史籍的是《左传》,闵公二年“偏躬无慝,兵要远灾。”在《三国志·魏·王粲传附陈琳》中亦有:“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这里“兵要”一词是指兵权而言。《荀子·议兵》:“王曰:‘请问兵要?’     

《九章律》考辨

《九章律》是汉朝的主要法律规范。关于它的主要内容及由来,传统的说法,都认为是萧何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兴》、《户》、《厩》三篇“事律”而成。持这种看法的,大多引《晋书·刑法志》:“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     

鼓励是激发学生学习能动性的最佳手段

语本《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王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孔子家语·六本》:“孔子曰:‘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有关“忠言逆耳”在明代刘基《苦斋记》、《后汉书·袁谭传》、《三国志·吴志·孙奋传》、《三国演义》等书中都有阐述。仔细琢磨之后,言外之意是劝导纳言者,要正确对待逆耳之言。但作为进言者,是否想过进言的方式方法,是不是忠言就一定要逆耳?进言者是否可以变通一个说法,把“逆耳之言”说得“顺耳”一些,使纳言者更容易接     

西汉南北军的由来及其演变

西汉的南北军,是研究西汉历史和军事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拟在前人论述和研究的基础上,网罗有关史书记载,对此作一些探索. 《汉书·刑法志》说:“汉兴,……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汉书》无兵志,有关西汉一代军事制度,仅此寥寥数语.大抵西汉承秦遗制,实行征兵制度,分期分批在京师和地方(郡国)训练服役,在地方的称“材官”,在京师的称“南北军”.     

薛瑄生卒年考

薛瑄,明代前期重要思想家,“河东学派”首领。其生年与卒时年龄说法有三:1.中华书局《明史·薛瑄传》说:“天顺八年(1464)六月卒,年七十有二。”其生年未说,如以上说推之,应为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2.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大纲·序论》附《哲人生卒年简表》说:“薛瑄:(生年)明太祖洪武二五(1392),(卒年)英宗天顺八(1464)。”享年多少,未说,依此计算,应为享年七十三岁。3.明杨鹤编《薛文清公年谱》载:“明洪武二十二年     

“战锦”应是“锦州之战”

振甫同志在《“战锦”与<越中怀古>》一文中提出:毛泽东同志《吊罗荣桓同志》中的“战锦方为大问题”句中的“战锦”,应释为“战士的锦衣”而不应释为“锦州之战”。对这一解释,我不敢苟同。按“战”字意义有三:一日战斗。如《商君书·画策》:“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二日发抖。如《战国策·楚策》:“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慓。”三曰角胜负。如文战、挑战。至于“战士”,字书中简称“士、兵、卒”,而不是“战”。     

噶尔丹是怎样死的?

噶尔丹是清康熙前期活跃在新疆天山南北和蒙古高原上的准噶尔人首领。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说:“1696年,康熙帝再带兵三路出击。清军大败噶尔丹于昭英多……噶尔丹走投无路,不久死去。”《教学参考书》第二册也只提到:“1697年,康熙第三次亲征至宁夏,噶尔丹走投无路,不久死去。”那么,噶尔丹究竟是怎样死的呢?过去有两种说法,一说认为他是服毒自尽,如《清圣祖实录》卷193四月甲子条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兵败无法生存,饮药自尽。清人魏源的《圣武记·康熙亲征准噶尔记》也说他是“仰药死”。现代史学家如肖一山的《清代通史》,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均是如此叙述噶尔丹的结局。而吕一燃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     

《诗经》“薄言”质疑

《诗经》中用“薄”、“薄言”处甚多,如“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周南·葛覃》)、“薄伐西征”、薄言还归”(《小雅出车》) “薄言采之”、“薄言有之”(《周南·芣苜》)、薄言采芑”(《小雅·采芑》)、“薄言归沫”(《小雅·采绿》),“薄言震之”(《周颂·时迈》)、“薄言追之”(《周颂·有客》)等等,对于“薄言”的解释,历来的训诂家们皆训它为语助辞,如陈奂《诗毛氏传疏》在《芣苜》中云:“薄,词也。”     

《伐檀》二疑

《诗经·魏风·伐檀》次章曰:“坎坎伐辐兮,寞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毛传》:“直,直波也。”朱熹《诗集传》:“直,波文之直也。”近代说诗诸家,或避而不注。或承《毛传》、《诗集传》而注,如蒋立甫《诗经     

章太炎的转注假借理论和他的字源学(上)

前言 “转注”和“假借”都是“六书”中的一书。转注假借不明,六书难明。六书之名,始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章太炎说:“或言六书始于保氏,殊无徵验。《管子·轻重戊》曰:‘伏戏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经典九数见名则始保氏。保氏非作九数,知亦不作六书。     

《孔雀东南飞》中的“谢”

在《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有四处用了“谢”字。其中“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一句中的“谢”字不少参考资料都解释为感激、感谢,这是用现代汉语去逆推古汉语之意,是不妥的。我们现在说的“多谢”是感激之辞,但在古代,谢还有“告诉”这层意思。如《集韵·祃韵》: “谢,告也。”《篇海类编·人事类·言部》: “以辞相告曰谢。”《汉书·车千秋传》: “谨谢丞相、二     

释冥(力女)

卜辞有“(?)”字,余释为冥。有“(?)”字,余谓《说文·丸部》有(?)字,即“(?)”之讹。卜辞言冥、言(?),恒连文而不单见,其上文必言妇某。其首见于经典中者,字作黾勉。《诗·邶风·谷风》:“黾勉同心”;又“黾勉求之”;《小雅·十月》:“黾勉从事”;《云汉》:“勉黾畏去”。在《诗》三百篇中凡四见,而毛《传》郑《笺》俱匮确释。而黾勉语转字变为(?)俛:《文选·陆士衡文赋》:     

浅谈训诂

训诂这两个字连起来用,始于汉代的《毛诗诂训传》。“诂训”,就是训诂。唐孔颖达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见《毛诗正义·关(?)·孔疏》)他还综合起来给训诂下了定义:“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     

“缩酒”训辨

“缩酒”一词始见于《左传·僖公四年》:“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缩酒”又名“缩酌”。《礼记·郊特牲》:“缩酌用茅,明酌也。”关于“缩酒”,旧时有两解。 1.沃酒说。郑兴《周礼·天官·甸师注》:“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渗下去,若神饮之,故谓之缩。”杜预《注》也赞成此说:“束茅而灌之以酒为缩酒。”     

《尧典》九族今古文异说的解释

<正> 《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汉代今文、古文两家对于“九族”的说法完全二样: (一)欧阳·夏侯的今文说,“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尚书正义》引)① (二)马融·郑玄的古文说:“上自高祖,下至元孙,凡九族。”(《经典释文》及《尚书正义》引)《诗·葛(?)序》:“周道衰,弃其九族。”《毛传》:“九族者,据己上至高祖,下及元孙。”《毛传》讲法也属于古文派,跟马融、郑玄的古文说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