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汉简印章资料研究

自从敦煌汉简出土以来,已近一个世纪;居延汉简的出土,也已逾６０年。学者对这些可靠的带文字的文物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王国维写成了不朽的论文《简牍检署考》,陈直完成数十万字的巨著《居延汉简研究》,海内外学者的相关论著已有上百种之多。研究的...     

出土汉简古书的简长研究

近代以来,对出土古书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内容,对形制的研究相对较少。根据出土文献,汉简古书的实用性与时间变化都会影响简的长度。汉代古书简长制度的形成是渐进式的,在制度形成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用短简书写特定古书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显得十分“顽固”,它的产生源于其特殊的文本性质而非古书地位的高低。与此同时,“容字”等其余形制要素也一样受到了影响。对出土古书进行简长分析,可以厘清汉代古书形制发展的脉络。     

汉赋的新发现:《神乌傅》

1993年尹湾汉墓出土汉简《神乌傅》。这是一篇民间故事俗赋,作者借助神乌的故事表达对强权的憎恶和对爱情的追求。该赋的出土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对于研究汉代文学和文献学都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从出土简牍看汉代马价

在河西汉简出土之前,学术界对两汉马价的探讨主要依据传世文献,认为汉代马价在1匹15—20万钱之间。河西汉简的出土,为学术界重新认识汉代马价创造了条件,一些学者认为汉代内地马匹的常价在1匹5000钱或1万钱,但这种意见仍有可商榷之处。本文认为两汉时期马价波动幅度很大．1匹5000钱左右的马价只是两汉时期内地的最低马价,汉代内地马匹的常价多数时期在1匹2万钱以上;河西地区的马价要低于内地,马的常价在一匹4000钱至1．5万钱之间,在王莽末和东汉初年,河西的最高马价也可能达到一匹数十万钱。此外,河西汉简记载的死马价格与文献记载的死马价格基本相当。     

汉代的射箭活动探析

汉代的射箭活动不仅是一项礼乐制度和体育活动,而且在军事斗争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在参考传世文献的基础上,依据出土的汉代画像和居延汉简,从汉代射箭的分类、汉代射箭在军事上的用途,及汉代射箭盛行的原因这三个方面对汉代的射箭活动进行考证和阐述.     

敦煌悬泉置汉简所记永光五年西域史事考论

敦煌悬泉置出土的九枚汉简所记西汉元帝永光五年西域史事在不同程度上填补丁史书记载的缺漏,可以据此深化对汉代西域史事的认识,在研究西域史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汉代玉门关址考

全文公布了1998年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一部分简牍,通过对相关汉简的分析考证,认为现小方盘城为玉门都尉府,而汉代位于敦煌西北的玉门关址在小方盘城西侧150米处的长城线上.此文对汉代玉门关址的位置进行了再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     

汉代凉州地区的粮价

《敦煌悬泉汉简释粹》《居延汉简》《居延新简》等五大汉简资料中,有不少关于汉代粮价的记载,它们反映出汉代凉州地区的粮价低于内郡地区粮价,并且处于当时粮价的低水平甚至最低水平状态。这种低水平状态的粮价,对当地各阶层人们的生活是不利的。     

《说文》新附字新考例——以敦煌汉简为主要材料

宋徐铉校订许慎《说文》时,将许慎未收录、而经典相承传写、时俗正在使用的字归于《说文新附》。许多学者对这些新附字异议纷纷,并有学者对《说文新附》402字进行了考证。出土材料的增多,为我们研究《说文》中未收录字和徐铉补《说文新附》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本文就敦煌汉简材料中出现的《说文新附》8字“涂、价、铭、坊、馂、槊、棹、僦,”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汉简材料对照,再次考证,以确定此8字在汉代是否确实存在。     

从简牍所见官印犯罪管窥两汉政治与法律

官印在文书行政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与两汉政治关系密切。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中出现的几条官印犯罪的律法,为管窥汉代政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后,在张家界古人堤遗址又出土了东汉和帝年间的《贼律》片段,当中也保存了一些官印犯罪的内容,通过二者之间的对比研究,即可管窥两汉律法的传承发展与存续关系。     

韩朋故事的文学传承

韩朋故事在我国文学史上广为流传,大约经过了两千年的不断演变。一个世纪前,简帛文献与敦煌文献的发现与出土,为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1979年发掘的敦煌马圈湾汉简中有关于韩朋的故事。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五万多卷文书中有六千多篇文学作品,其中有写本《韩朋赋》。敦煌汉简与敦煌写本《韩朋赋》的出土为研究其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     

银雀山汉简兵书的意义及影响

银雀山汉简兵书的出土是我国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对历史学、考古学和古代兵学有着巨大贡献。汉简兵书的出土,直接为研究历史提供了大量新的资料,对于辨别史料的真伪,追溯古籍的源流意义重大。对汉简兵书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有益于研究春秋战国时代历史状况,并复原其文化原貌,从而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汉代官员社会流动论析——居延汉简所见汉代官员升迁与罢黜

任何时代,由民到官身份的变化都是社会流动的集中体现,而官阶内部的升迁罢黜同样反映了官员社会地位的变化。传统文献与出土汉简,为探讨汉代官员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提供重要参考。居延汉简中,涉及官员因功劳拔擢,因勤奋、重修行的性格而升迁以及为官期间软弱被斥免的状况居多。     

肩水金关汉简的赵地戍卒

汉代每郡每年派出戍卒屯戍边区,这是徭役制度的一部分。文献记载戍卒屯戍的资料并不详尽,出土的汉代居延及肩水地区的简牍,特别是戍卒名籍的简牍,给予研究汉代戍卒新的空间,当中戍卒的籍贯和征发情况,引起颇多学者留意。陈直先生统计居延戍卒人数,籍贯汝南和南阳的百姓最多,另外,宣帝神爵年间戍卒出守敦煌郡、酒泉郡的戍卒,除来自南阳、河东、颍川等大郡外,还有赵地的赵国和魏郡。汉代赵地,例如赵国、魏郡及邻近的巨鹿等郡国,他们的编户民一样履行戍守边区的义务,现在考察所得,这些郡国有相当数量的戍边戍卒在河西地区。近年出版的三卷《肩水金关汉简》共收录6741枚出土于汉代张掖郡肩水都尉府下辖肩水金关的汉简,约占1973年金关出土简牍的58%,其中包括不少戍卒名籍、出入记录,提供讨论西汉边区戍卒来源、屯戍制度等的新材料。尝试透过分析肩水金关汉简中的赵国戍卒简牍,考察该地戍卒派遣边区的情况,并兼论同乡同区遣派一地,是否有乡里情结等问题。     

近十年来汉代王杖制研究综述

汉代统治者对老人问题极为重视,采取多种尊老敬老措施,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尊老敬老的基础,其中王杖制是两汉尊老敬老的举措中较为重要的一项。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甘肃武威、江苏连云港、湖北江陵等地陆续有汉简出土,为诸多研究人员研究王杖制度提供了较为真实的资料。     

关尾史郎先生《另一个敦煌》评介

文章对关尾史郎先生的新著《另一个敦煌——镇墓瓶与画像砖的世界》进行了介绍,并评述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方法上的特色。该书在序章介绍了敦煌的地理环境及从汉代到北魏的敦煌历史,第一章介绍了敦煌古墓群及其出土镇墓文、画像砖的概况;第二、三两章分别考察了镇墓瓶、画像砖和画像砖墓的情况,旨在揭示敦煌的这两类墓葬文物与河西其他地域的差别;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第四章重新探讨了敦煌地域社会的形成。作者引用汉简及敦煌文书等资料证明汉代迁入敦煌的还有中央官员及其家族,他们带来的儒学素养及黄老思想都成为敦煌以镇墓瓶和画像砖为代表的独特墓葬文化形成的背景。这些也可以看作敦煌地域社会形成的表现。关尾史郎这部著作的出版,表明其对墓葬文物进行综合研究具有可观的潜力,提示了未来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从汉简看汉代西北边塞戍卒兵器装备及管理

20世纪以来,在我国河西地区发现了大量汉简,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众多方面,其中大部分为屯戍史料,这为我们研究汉代西北屯戊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本文根据《居延汉简》《居延新简》和《敦煌汉简》中的兵器管理资料,结合相关历史文献,主要对汉代边塞戍卒的武器装备种类、来源和管理制度进行深入探讨,以勾勒出汉代西北边塞戍卒兵器装备及管理运行体制的概貌。     

汉代居延塞在抵御匈奴中的作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居延地区先后发掘出3万余枚汉简,这些汉简记录了汉代在居延的屯戍情况,弥补了史书的缺载,显现出居延塞在汉代西北防务中的重要地位。现结合居延汉简、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对居延塞在抵御匈奴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     

从敦煌汉简看汉代河西地区的职官体系

汉代在河西地区推行郡县制的同时,考虑到河西地区的特殊情况,在职官设置上多有变通,适应了河西地区的发展需要。本文根据出土的敦煌汉简,对河西地区的职官体系进行了梳理：河西地区的职官体系可以分为行政系统与军事系统,行政系统为郡县制度,军事系统为都尉—候官—候长—隧长的体系。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孙子研究述略

银雀山汉简兵书的出土,推动了国内外对《孙子兵法》及先秦兵学的研究。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是人们领略兵学文化、研究古代兵法、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在传承历史文化、弘扬沂蒙精神、促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自建馆以来的各项研究成果和普及宣传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社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