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日本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是20世纪的学术产物,源于19世纪末的欧洲,兴盛于20世纪初期的日本,至今仍然是中国文学界关注的热点。论述了日本早期中国文学史产生的缘由、日本近代中国学科的建立与中国文学史的关系、日本早期文学史对于中国文学史观的确立及中国俗文学地位的提高等方面的影响。     

文学史研究应回归文学史本体——以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中心

文学史本体缘于文学本体论的概念,大致指的是文学史上出现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等内容.1949年以来,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过多地涉及到了政治和文化因素,从而遮蔽了原本应当占主要地位的文学史自身的内容.虽然上世纪1980年代就已有进入文学史内层的争论,但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很好解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进入新世纪,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回归文学本体作了一个表率.文学史研究本体性的回归,既有文学自身边缘化的原因,也有文学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外来的文学思潮也起到了不小作用.     

关于日本人人名读音的量化分析

关于日本人人名的读法,普遍的看法是采用训读。但这只是一个模糊且笼统的概念,并且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撑。以具体人名为研究对象,对日本人人名进行分类和统计,采用实证分析法考察日本人人名的音读、训读和音训混合读法。     

论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自我＂文学史观的指导下,明治时期的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中一直处于较低的位置。此后虽然出现了对政治小说再评价的动向,但其地位却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由于立场与观点的不同,文学史的书写内容及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也会不同。在＂自我＂文学史观被摈弃的今天,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位置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浅析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学史的分期

文学史研究是当下的学术热点,本文以中国学者关于日本文学史的著述为研究对象,聚焦于日本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从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学史的分期实践中分析其分期的标准和指导理论,为其他国家文学史的分期问题研究提供借鉴,也可以促进日本文学研究及日本文学史书写.     

明清区域文学史研究的价值、局限及走向——以近年来地域文学史撰著为中心

地域文学史研究视野中的明清文学史研究具有以下特点和价值:一是以区域文学发展演变为线索,以"横剖"式的解构、建构,与文学通史、断代史、文体史构成互补;二是以呈现区域"文学生态"的方式,考察文学史的特质,从而发掘文学深刻的内涵与意蕴;三是以区域作家作品、文学风气为研究对象,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以"多元"的形式弥补文学通史、断代史、文体史粗线条描述的不足.明清区域文学史研究的问题与误区主要有:缺乏创新意识,转抄旧的文学史;局限于旧的文学史观,沿袭旧的书写模式;缺乏宏观的文学史意识,描述或杂乱无章,或"失实"、"空疏";文献发掘不深,流于表面.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有关研究将在以下几方面取得长足的发展:填补一些地域文学史的空白;从大的区域到小的区域;从地域文学通史到地域断代史、文体史.     

安徽当代知名作家的文学史意义——以耿龙祥、鲁彦周、公刘等为中心

安徽当代作家耿龙祥以其短篇小说《明镜台》闻名"十七年"文学史;鲁彦周以其小说《天云山传奇》奠定了在"反思文学"思潮中的地位并闻名全国;公刘以其紧贴现实与政治的新诗写作成为当代著名诗人;潘军则以其先锋实验在先锋大潮中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正是这些独具个性的文本写作以及最终形成的知名作家群体,奠定了安徽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人文教育视域下的高校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教学

日本古代文学史是高校日语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其目的在于使学生了解日本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走向及各个时代的作家作品特色,并由此理解日本社会文化特色,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但目前的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教学中,始终存在着"重专业轻人文"的现象,教师对该课程的讲授仅限于文学史基本常识的传授,导致了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教学不能充分发挥在人文教育方面的作用,使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降低。因此加强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教学中的人文教育已成为不容忽视的课题。     

作为文学史教材编纂的文学史书写——以两种古代文学史教材为例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里的中文学科,是以文学史教育作为主要结构的,文学史教材的编纂随之成为一个重要论题。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史书写方式,文学史教材的编纂,既要具备了一般文学史书写的学术科研性质,又要具备了作为教材的教学功用。当下文学史教材众多,在“吏不失真”的前提下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文学史书写,而文学史教材编撰这种特殊的文学史书写。应具备二元日的和评价标准。     

一部研究暧昧邻邦的良史——评陈福康教授的《日本汉文学史》

陈福康教授的《日本汉文学史》是中国人撰著的第一部全面研究日本汉文学发展史的著作,是考察日本这个暧昧邻邦的一部良史。而所谓良史,主要体现在＂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材料搜集与使用以及＂不虚美,不隐恶＂的著史态度上。《日本汉文学史》做到了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较好的统一,是域外汉籍研究的一部力作。     

"中国文学史"的遮蔽与"区域文学史"的空间——以"现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传统文学史在历时的同一性叙述规范中遮蔽了文学史本身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区域文学史在共时性的层面上把文学史的幅度大大拓宽,展现了更为丰富、生动的文学景观,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被传统文学史同一性遮蔽了的差异性和散落在文学史叙述缝隙中的丰富性,具备了进入文学史课程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文学史叙述的角度和要求。但是区域文学史也不能只是本地区作家作品的简单罗列和集合,而应该从作家的个性世界、本地区的社会状况和自然的物质世界等方面出发,呈现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区域文学史文本。     

安徽当代知名作家的文学史意义--以耿龙祥、鲁彦周、公刘等为中心

安徽当代作家耿龙祥以其短篇小说《明镜台》闻名“十七年”文学史;鲁彦周以其小说《天云山传奇》奠定了在“反思文学”思潮中的地位并闻名全国;公刘以其紧贴现实与政治的新诗写作成为当代著名诗人;潘军则以其先锋实验在先锋大潮中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正是这些独具个性的文本写作以及最终形成的知名作家群体,奠定了安徽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论刘勰的文学史书写——以《文心雕龙·时序》为中心

从文学史视野考察《文心雕龙》有其积极意义。首先,历史书写是刘勰的言说习惯。从某种程度上说,《时序》可以看成一篇短小精悍的文学简史。以《时序》为中心,再结合其他诸篇,可以看到,刘勰客观上书写了一段从先秦到南朝宋的文学史。其次,历代文学的书写中,对帝王及帝王文学的大力书写是一大特色,充分体现了刘勰的文学理想。第三,从价值评价的角度看,十代文学的发展有高下之分。在刘勰看来,周代及其以前的文学是后代无法企及的高峰。     

关于日本独特的宴会服务文化——以婚宴为中心

随着中国服务业的兴盛,构筑健全高端的服务文化也成为值得关注的课题。日本的服务文化成熟已久并早已享誉世界,尤其是宴会服务文化上有着许多的独特之处。其中以婚宴的场合为主,从良好的服务意识到专业的服务行为,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因此从概念、内容到独特精神构筑上的剖析,从多方面探究日本宴会服务文化的特征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文学史中物质性的思考

近年诞生的两部重要的英语中国文学史之不同结构,让人们有理由重新思索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大量中国文学史遵循基于朝代的分期模式,而作者认为,对文学生产和消费均产生影响的文学系统中的最根本性变迁,并非缘于政权更迭,而是因为技术变革:例如纸的发明,印刷术的传播,近现代印刷技术的引进,以及当代的数字化革命。对于其中每次技术改革的一些最重要影响,文章做了简要探讨。     

日本推理小说接纳读者成为书中人

为刺激销售，日本出版业突发奇想，让顾客成为推理小说的登场人物，实实在在地过一把侦探瘾。用电子按需印刷（POD）的方式，将推理大师作品中的入名改为购书者的名字印成特制本，如此讨好读者的营销方式在日本出版界实属“史无前例”。此项活动的由头是纪念大作家内田康夫迎来创作生涯30周年。这位推理大师今年76岁，     

对日本现代文学的模索——以新感觉派旗手横光利一为中心

在日本的大正末期，昭和初期，原有的自然主义文学已呈现衰败之势。而就在这一时期，以横光利一为中心的新感觉派文学的兴起，和无产阶级文学一起，宣告了日本昭和文学的开始，为昭和初期的日本文坛注入了活力。因此，对新感觉派文学的全面认识及研究，不仅对日本昭和文学史，而且对日本近代文学史全貌的正确认识上都有重要意义。     

从教材编写到教学实践——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为中心

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材编写与具体的教学实践之间一直存在着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集中起来看,主要表现在学术型教材与基础知识的教学、理论共识与前沿学术信息,以及文学史时段的划分与教学课时安排这三个核心层面的错位上。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仍需要遵循从基础知识到理论总结,再到学术开拓这样的一种循序渐进的规律,以此才能使教材真正起到引领教学,激发创新的功能,同时也才能使教学实践活动本身最终形成在巩固一般知识的基础上拓展和深化学术研究的开放型体系。     

关于重写文学史方法论的思考——以木斋的两部新作为例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开办了一个关于《重写文学史方法论探索》的笔谈栏目,显示了学报同仁锐意革新的精神,很巧的是我刚刚参加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的《中国文学史学科百年研讨会》,大会上也有许多学者对这一主题发表了高见,可知,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史、写作史进入百年的时间窗口,对此进行反思,是当下学术界的一件大的事情。大会邀请我做了发言,我大概讲了这样的三点意思：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