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汉代的《春秋》学

董仲舒从公羊学中继承了褒贬之法.通过对董仲舒的各种言论和行为的研究,可以看出:在汉代儒生操持了批评、论断现世世界的权力,而儒家的经典成为评断事物是非长短的依据.儒家思想为汉室的政治提供了合法性,可是也相对地把知识分子提升到与政权抗衡的地位.由此以后,汉代的知识分子脱离了役属的成分,建立了对政权进行褒贬和评判的信念和自觉性.     

董仲舒对士人命运的关注及对君权的限制

董仲舒对于灾异的解释,有变即有常。所谓"常",也就是一种儒家的理想和信念。有了这种理想和信念,就能对于不完美的现实世界提出批评和指责。董仲舒则从公羊学中继承了褒贬之法。通过董仲舒的各种言论和行为的研究,可以看出在汉代,儒生操持了批评;论断现世世界的权力,而儒家的经典成为评断事物是非长短的依据。儒家为汉室的政治提供了合法性,可是也相对地把知识分子提升到与政权抗衡的地位。由此以后,汉代的知识分子脱离了役属的成分,建立了对政权进行褒贬和评判的信念和自觉。     

浅析董仲舒政治思想

董仲舒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对儒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出现是西汉社会发展及统治者需求的必然,他在西汉的背景下提出的政治思想理论,直接继承于先秦儒家,同时吸纳、融合了诸子百家,如墨家、法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这一理论,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需求,满足了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不仅对汉代政治取向和政治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汉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浅析董仲舒政治思想

董仲舒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对儒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出现是西汉社会发展及统治者需求的必然,他在西汉的背景下提出的政治思想理论,直接继承于先秦儒家,同时吸纳、融合了诸子百家,如墨家、法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这一理论,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需求,满足了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不仅对汉代政治取向和政治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汉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董仲舒“王道”观的国家治理思想

董仲舒的“王道”观是对孔、孟、荀“王道”思想的继承与整合。董仲舒的“王道”观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王道”是儒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实现“王道”是儒家学说介入现实政治的必然途径;第二,“王道”在政治实践上表现的是人之道,但在哲学来源上则源自于天之道,“王道”是以天道为仁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的;第三,“王道”在国家内部治理上要遵循以民为本的宗旨,把民生放在政治的首要位置;第四,“王道”的实施应表现为统治者的德性、官吏的素质、百姓的教化与社会的礼法及国家制度的统一,前者为“质”后者为“文”,前者与后者相互融汇,“王道”也是质文合一的产物;第五,“王道”的实施,固然以仁义为主导,但在对社会的治理上也不能忽视刑罚的作用,合理的社会治理应该是“德主刑辅”的模式;第六,在国家外部关系上,“王道”是处理国与国或中土与外夷关系的不二准则,“王道”的方式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第七,“王道”应以大一统作为追求的目标,“王道”是大一统的思想引领,大一统则是“王道”要达成的效果,用“王道”化成天下,内为万民敬慕,外为四夷宾服,成就天下的统一。     

董仲舒法律思想初探

董仲舒，人称“汉代孔子”。他创立的“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理论，成为后来指导封建立法、司法的基本原则及统治人民的基本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他的法律思想概括起来就是《春秋》法统思想、圣人法天思想、“三纲五常”理论、德主刑辅理论、《春秋》决狱观     

《春秋公羊传》的语法思想

《春秋公羊传》以独特的语言形式来分析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其分析客观上体现出了丰富的语法思想。就分析方法而言,不仅有替换分析,而且有对比分析;就分析角度而言,有语义层面上的分析,也有语用层面上的分析,更有句法层面上的分析。     

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方法

董仲舒在解释《春秋》《公羊传》时,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他解释的较强主观性,与他在解释过程中张扬的主体性关联;而其主观性、主体性的突出,又与他标举的解释方法相联系.他的解释方法之一是“见其指者,不任其辞”. 《春秋》有“微言大义”,微言与大义之间存在间距,解释者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突破文辞字面义的限制,以把握深微的《春秋》大义.他的解释方法之二是“推见至隐”.《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不合,所谓“讳”,讳之背后的事实真相及其意义隐约幽微,故须推见至隐,突破表面的言和事,以把握历史的真言、真事.他的解释方法之三是“原心贵志”,特重视追及一个人之行为动机的隐微之地.他的解释方法之四是“伍其比,偶其类”,把同类的事、书法、义法加以类比和类推,辨析同中之异、异中之同.     

《春秋》与《圣经》——董仲舒与奥古斯丁历史认识依据的比较

董仲舒与圣·奥古斯丁是中、西方古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对后世历史的进程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两位思想家都认为各自的经典文本包含着神圣的附加意义,即都是在上天或上帝的启示下完成的。因此作为获得历史认识的依据不但准确而且可靠。但同时,由于他们主张把握经典文本不能仅仅依靠文本的字面含义,而要通过对文本的诠释来获得上天或上帝的旨意,他们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历史认识便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偏向,而使得各自获得的历史认识的合理性也失去了存在的前提。     

荀子与董仲舒“治道”思想之比较

荀子、董仲舒的治道思想都是在国家、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提出来的.两者治道思想的共性与差别在于:在管理本体论上,荀子要求管理者面对自然之天必须发挥主体能动性,而董仲舒认为“天”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最高本原,也是社会等级秩序和伦理准则的唯一来源;在管理行为观上,两人都继承了经典儒家的管理行为理论,主张为政以德和贤人政治;在管理价值论方面,都认同“不与民争利”;在管理人性观方面和管理控制论上,都认为人性可塑、导人为善     

董仲舒人性论浅议

西汉中期 ,董仲舒在批判地继承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基础上 ,阐述了自己对人性的认识 :性未善 ;教而后善 ;性三品之分 ;义重于利。他的人性论观点是对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综合 ,它的提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文言、白话看钱学的话语方式和思维特征

钱钟书学术著作中,文言、白话浅层之分的背后,是古典、现代两套诗学话语之分,更是传统、现代两套学术思维之分。然而,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两套话语、两套思维又交融交错。因而,钱钟书的学术著作呈现出独特的学术风格。     

论董仲舒人性论的逻辑结构

董仲舒是中国哲学史上继荀子之后的又一位论述人性论的思想家，他批判地继承了先秦时期人性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为汉唐人性论确立了基本框架。要正确评价董仲舒的人性论，需依其理论的逻辑结构，揭示其各部分的内在联系，从而抓住其理论核心与重点，解决学术界对人性论的分歧与疑难点。     

董子仁义学新释

相比于孔孟,董仲舒的仁义学说很特别.仁的根据不在人自身,无法在现世生活的既定秩序中去寻找,而在于天,人的血气在禀受了天的意志之后而形成了仁.因而仁是天的意志与人的血气相结合的产物.仁是天之心,是天所具有的一种内在化、本质化的倾向.因为仁同时为天、人所共有,所以,仁也可以成为沟通天、人的枢纽或中介.从仁义的功能、作用对象方面看,仁人之爱的对象主要指主体之外及亲情血缘之外的更为广大的人群.而作为外在原则规范的义,在要求别人、他者严格遵循之前,我自己也应该首先无条件地予以接受与奉行.仁往人去,义向我来.远近之分,就是仁义之分、往来之分、内外之分.     

董仲舒对政治儒学发展的历史贡献及现代意义

儒学发展史上呈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条脉胳,政治儒学在现代长期不被重视。董仲舒建立起了兼容百家的董子政治儒学,为汉初解决了政治合法性问题,维护了封建政权统一和稳固;对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大一统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成功范式。董子在政治儒学理论上的创化和实践上的贡献,对创新发展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改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新的政治文明、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具有积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神化儒学

汉武帝登位之初是怀疑天命的,也不知如何实现天下大治,多次征集贤良文学问以治国之道.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吸收诸子百家思想,特别是天命观及阴阳五行学说,从而使儒学神学化.汉武帝肯定天命、大一统观,部分地吸收了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思想,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国生态智慧

天人哲学背景下,天地人三才的和谐观念派生出中国古人的生态智慧。在先秦两汉文献中,记载了诸多体现古人生态意识的具体细节,其中不乏值得今人继续推崇的生态智慧。文章从天地人三才秩序的和谐互动、人与禽兽草木水土的和谐共生等方面讨论了先秦两汉生态智慧的表现,并论述了生态智慧子外在法律和内在心灵的落实。     

秦汉生态环境思想的历史地位及时代意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秦汉时期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业开发的高潮期,同时也是古代第一个灾害高发期。生态环境的质量大不如先秦,对生产生活产生诸多影响,有识之士为此各抒己见,形成的生态思想对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系统探讨秦汉生态环境思想的历史地位及时代意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中国古典文化,对于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