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的有益尝试——评《旗报——（深圳特区报）史稿》

《旋报——（深圳特区报）史稿》是新史学研究的一次有益的尝试。所谓新史学。是相对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传统史学而言。是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动向和新发展的总称。概而言之．新史学有三个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和“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     

《中国通史目录》和《新史学》

1901年至1902年间,章太炎、梁启超对中国史学潜心探究,拟具"史目",写出《新史学》.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时候关心史学?他们准备对史学怎样改造?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同,反映在学术上有何异同?对他们学术上的异同和政治上的关系如何评价?这是本文准备讨论的问题.     

当代史学研究新趋势与档案利用

19世纪前,传统史学研究以“今天的历史即过去的政治,今天的政治即未来的历史”作为理论基础。20世纪以后,这种具有一定狭隘性的传统史学被新史学所取代。新史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包括上层政治,还包括经济、文化,甚至特定时期内普通人的思想和生活。因此,对于新史学来说,开辟新的史料源变得十分重要。另外,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交流、融合,充分吸收其他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理论,使得历史研究在方法上也发生了变化。史学研究出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需要,开始最大范围地运用和发掘档案史料。当代史学研究新趋势对档案利…     

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与档案的利用

伴随20世纪西方新史学对于19世纪传统史学的革新,西方史学对于档案的利用也出现巨大变化。新史学对于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开拓直接影响到历史研究中档案利用的范围和面貌。     

梁启超新史学视域下的新闻传播观

对于新史学与新闻学联系的探讨,不仅仅是普泛性的求得二者联系的本质,而是对梁启超新闻研究的一个前提性认识。在梁启超与中国整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找出其共同的精神性意识:实用理性,并结合他的新闻传播观与其实践活动之间的差异,给这种联系一个重新的阐释。同时,梁启超的"新史学"对他的新闻传播观与实践活动具有规范性的影响。     

试论20世纪前期新史学的发展与新史料的发现之间的关系

20世纪前期,大量新史料被发现。与此同时,中国史学正经历着从旧史学到新史学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新史料为新史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是新史学能够取得巨大成绩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史学又因为其先进的治史思想和观念,成为新史料得以发现并且扩充的重要前提。     

口述史采编方法在校史研究领域中的应用

一、作为新史学的口述史采编研究方法的兴起 口述史的英文表述是“Oral Histories”。意思是“口述史学”、“口述史”、“口碑史学”、“口头史学”等等。口述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口述史是包括口碑故事、口头传说、回忆录在内的一种史学形态;狭义的口述史是指对口述过程采用录音设备进行录音或使用录像设备进行摄像、并对口述的内容进行整理、研究而形成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实际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口述史在很早之前就开始被运用于事实的传承和史实的书写当中了。     

也谈新史学:关于新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在新闻史研究中,有学者对目前我国广为应用的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认为新闻史研究应当更多地借鉴西方"新史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并且重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的命题。文本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对"新史学"流派的主要观点进行检视,认为西方"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某些思想具有合理性,但是,不能将这种合理性无限放大。因为总体看来,"新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是从主观出发的,并且是从现时的主观出发的,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片面性。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借鉴西方史学理论的同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同时要考虑到所应用的学科领域的具体情况。     

梁启超的多学科治史观

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梁启超的史学研究中,运用最多的是统计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将历史学与统计学、社会学、心理学结合最能体现其多学科治史观。     

欧洲汉学与美国中国学对峙下的民国史学界

有一个问题我思考了很多年,梁启超1902年提出的“新史学”理路为什么没有延续下去,而胡适、傅斯年等人提出的汉学却得到了迅猛发展,很快把梁启超的“新史学”排除在外?其实梁启超当年提出的“新史学”,很多理念在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先进的,研究方法也采用了现在我们学科内采用的方法,如历史统计是早于国际历史学界率先提出的方法,这些为我们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     

从编辑视角探析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以民国美术史书籍写作为例

自清末以来,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成为中国学者不懈追求的目标,而史学界不断趋新的有益探索,都为美术史的写作提供了有益指导,主要体现在美术写作体例、美术史观和美术史研究方法等多个方面。在梁启超及其所倡导的新史学影响下,民国时期中国的美术史书籍的写作与研究具有体系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美术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梁启超方志观的档案学意义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也是中国近代方志学理论的开拓者,并且在档案学方面也颇有独到的见地。但与梁氏史学思想的研究相比较,人们对其方志学和档案学思想的研究却显单薄。档案、志书同源别流,有很深的渊源。作为“方志学”概念的提出者,梁启超对方志尤其是县志之研究颇深,受他关注或得其好评的县志有100多种。分析这些志书,可发现它们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价值,而这些特色和价值与梁启超的方志学思想颇为契合。梁启超所誉“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的那一大批县志,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这些价值和特征,也折射出梁启超独到的史志观和档案学思想。而正因为志书和档案具有同源共生关系,因而分析梁启超的方志观对档案学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     

亡国之君崇祯的责任

大明王朝是帝制中国最后一个汉人政权,崇祯皇帝是这个政权最后一位君主,是他将大明王朝送进了历史,结束了朱明王朝两百多年的统治。 奇怪的是,一个将江山弄丢的亡国之君。在过往三百七十年间很少受到指责不论是明朝遗老,还是新朝统治者;也不论是新史学,还是旧史学;人们对崇祯帝抱有普遍同情,以为明朝之所以亡国,并不是崇祯的错。     

发现更真的历史：中国计算史学的百年之路与时代使命

在“信息革命”浪潮下,历史学遭受的冲击要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更为彻底与更具革命性,吸收信息技术精华、展现强大计算能力的计算史学成为了不可逆的趋势。历史学究竟何去何从？文章在概念辨析、历史回顾及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中国计算史学自梁启超首倡后已历时百年,期间至少经历统计历史学、计量史学、信息史学、数字史学等若干学术实践与流派。当下计算史学的成果集中在三大方面,包括数据集成和数据库,历史文本语料库、知识库建设与挖掘分析,可视化及GIS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需警惕的是,计算史学所谓的“繁荣”带有“泡沫”成分,“计算”技术的优越性容易让人忘记其“双刃剑”的一面,人性与人文精神的淡化亦令人担心。计算史学只有在交叉、突破和自我觉醒中不断重塑自身科学性,才会展现出在“大历史”学科、“整体史”学术与“中国史”话语等方面的趋势和未来。     

"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

为了摆脱新闻史研究的尴尬处境,可以借鉴“新史学”的路径,探求一种“新新闻史”。所谓新新闻史,就是立足当下,面向历史,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衍变与现实关联,使新闻史研究的轴心从思古幽情的畴昔转向生机盎然的当下,从而使新闻史成为当代新闻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和专业认同的命脉,成为影响现实、左右实践、推动学术的一大动力。     

明夷：有容乃大，开辟史学传统新路径

《明夷:新史学的重建与开新》是于2022年11月出版的图书，其作者马勇先生所撰写的核心理念在于对史学的再次梳理，探寻一条对于史学的传统启发之路。图书一共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对“老辈史家的经验”的文章整理，其二是“我的史学研究”的梳理和展现。纸张背后所探讨的是对历史学的还原与逻辑一致的观点，是基于传统史学的背景与发展，去阐述中国史学背后的真实烙印，是去开拓中国史学未来发展之路。     

从新史学视角探析《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的出版价值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一部经济史专著,该著作立足于新史学研究,运用整体史观、比较史观、唯物史观和计量史观等方法论,对世界核心地区的经济命运在1800年左右出现的大分流趋势进行了比较分析和系统阐述,充分体现了新史学文献出版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影响力.     

西方学者视角下的中国1768年专制危机

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也可以称为“总体史”,这是从法国年鉴学派开始就信奉的史学观念。“第二代年鉴学派的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中对所谓的“总体史”进行了一番提纲挈领的概括:“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     

浅谈龚自珍对档案的重视

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号定庵,是近代初期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虽然没有系统的史学著作,但其广泛的论述不仅得力于史籍,并且在治史原则和方法上多有贡献.其尊史的思想、善入善出的方法和在史料学与边疆史地学方面的造诣,为后来王国维、梁启超等人所继承发挥,对近代新史学思潮的兴起有深刻的影响.     

史学思潮与档案景观的变迁

从本体意涵来看,历史与档案具有诸多共通之处,二者兼为“往事本身”与“往事记录”,共同服务于人类社会对过去的记载、追忆与缅怀。从发展历程来看,史学思潮对档案景观的变迁多有影响,二者亦有诸多契合之处,传统史学对档案文献的奉为圭臬,新史学对史料范围的延展及对档案关注点的转移,后现代史学对档案真实性的质疑及对档案范式的影响,使得历史与档案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从本体意涵和发展历程两个层面来看,档案之于历史不应犹如异乡,历史之于档案亦非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