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比显兴隐"说

历史上对“比、兴”有三种不同的解说 ,即政治的解说、语言的解说和文学的解说。文学的解说最有意义。最具有代表的说法是刘勰的“比显兴隐”说。徐复观在解释刘勰的观点时提出新论 ,认为兴句的意义不是表示实在的具有概念的意义 ,而在于“形成一首诗的气氛、情调、韵味、色泽的”。笔者认为 ,还可以把刘勰的“比显兴隐”说的解说推进一步。这里的基本理论假设是 ,“比”主要是接近认识论的 ,所以“比显” ;“兴”主要是接近存在论的 ,所以“兴隐”。     

《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辨析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主要的文艺理论著作,而萧统的《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作品总集。许多学者认为作为萧统通事舍人的刘勰在文学理论方面对《文选》选文有着很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辩证地去讨论。     

《老子河上公章句》研究概述

自先秦以来,有关《老子》的注疏解说多达数百种。《河上公章句》是其中成书较早、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一家。对《河上公章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者、成书时代、思想内容、传世版本及历史地位等方面。河上公其人其书的时代和真伪问题,一直是学术史上的一个难题。《河上公章句》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版本。《河上公章句》在思想史、道教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对养生研究、《老子》版本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诠释"风骨"--《文心雕龙·风骨》篇研究

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并没有确切地给出"风骨"的定义,而是从"风骨"与"风"、"骨"的关系,以及"风骨"与"气"、"力"、"采"的关系中阐明了"风骨"的特质。对"风骨"这样有鲜活生命力的古文论术语,不能简单地以逻辑归纳的方式去定义,只能对其进行诠释。     

论刘勰《文心雕龙》对汉乐府的批评

刘勰《文心雕龙》中"乐府"一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专门研究"乐府"这一诗体的论文.作者从儒家的乐教观出发,从声、辞两方面全面论述了南朝宋以前的乐府音乐.对秦、汉、魏、晋的乐章包括庙堂仪式音乐及采自民间的乐曲和歌诗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过于严苛,但其研究乐府的开山之功还是不可磨灭的.     

《文心雕龙》与佛学关系再探

佛教史家一般讲佛教的中国化,实质上包括"佛教"与"佛学"的中国化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与<文心雕龙>研究联系起来讲,即包括<文心雕龙>与汉译佛藏原典的关系和<文心雕龙>与佛学研究的思想方法、学术观念这样两大方面的内容,而后者是重点所在.由佛学思想而带来的对传统思想的新的诠释,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应是相当重大的,<文心雕龙>讨论文学创作的心物、神思、虚静、体性、养气等许多理论观点和理论命题,亦当受到儒道释三教思想的交融会通的深刻作用."语词分析"的方法,要特别注意联系<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整体来考虑,要注意联系当时的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作较为全面的考察,即要注意"语词意义生成的历史文化积淀性"问题.     

《文心雕龙》产生的社会背景新论

《文心雕龙》的产生,与齐永明前后社会的几方面情况有关:1、社会阶层的变化;2、社会风尚由重武向崇文的转变;3、宏大而又重创新的时代精神风貌。     

《文心雕龙》“镕意裁辞”说

《文心雕龙·镕裁》以下8篇属于新批评视野。镕裁的提出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思想倾向,刘勰点名批评《文赋》的作者陆机,实际上反映出作者对现实文风的不满。镕裁的意义不是纪目匀所说的一般的炼意和炼辞,从训诂的角度看,镕是铸冶的模子,裁是裁衣的尺寸,作为动词用都有一定的标准要求。镕裁的功能是通过镕意使作品纲领明畅而周密,通过裁辞使作品文字简洁而不繁滥。三准说是针对镕意而言的,要求创作中情、事、辞三者艺术地达到一致。裁是针对裁辞而言的。刘勰对裁辞的看法比较通达,他认为繁与简各有好处,这要根据各人的创作个性来决定。但要善删、善敷,做到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镕裁的理论是对文章的内容(情理、情意)和文章的形式(文辞、文采)加以规范的理论。     

日本学者所见之《楚辞章句疏证》

《楚辞章句疏证》集中国古典智慧于一书,随处可见其对古说的保有和诠释。另一方面,有些因增益产生讹传而偏离本意的地方也确为事实,但后者在本书中尚不到称之为瑕疵的程度。     

读《四库全书》本《明诗综》札记几则

本文是作者阅读四库本《明诗综》的几则札记,对发现的明显的失误或不协之处进行了举证。     

《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

探索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及其与抒情传统的关系,不能不关注古代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对文学史的论述。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更是必须取资、必须认真钻研的重要对象。《文心雕龙》研究虽已汗牛充栋,却鲜见对刘勰文学叙事观点的发掘和论析者。从叙述学角度看《文心雕龙》,其前半部即文体论对各种文体规范、代表作品和发展演变轨迹之描述评论,实包含着不少与叙事和叙事传统有关的内容,可以见出这位严格立足于文学史实际、力图对文学写作实践作出抽象概括的理论家对叙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观点。其书后半部即所谓创作论论述了一系列文学理论问题,却没有集中阐论叙事问题的篇章,其所论以传统诗文理论为主。这也并非偶然,实际上反映了截至南朝齐梁时代文人们的主流文学观,也充分显示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深厚和强大。《文心雕龙》所表述的文学叙事观虽然相当朦胧粗浅,但联系整个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叙事文学和叙事理论的发展轨迹,则应该看到,以刘勰为代表的这种文学叙事观,不能不说是根深而流远。     

《文心雕龙》"文外重旨"说新探

“隐”与“秀”是刘勰提出的创作美学中的重要范畴,它是唐以后才开始成熟的“意境”说的先声和理论准备。关于“隐”的含义,要用皎然《诗式》中的“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以及司空图《与极浦书》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来理解。它不单纯是语言的含蓄问题,实际上是意境的创造问题。“秀”所指的是作品中能“以少总多”的、“万虑一交”具有特征的形象、生动的描写,在艺术上能把全篇上升到一个突出的境界。它不仅仅是警句,更重要的是富于特征性的形象的描写。“隐秀”的生成是“润色取美”后达到的“自然会妙”。     

黄侃先生古本音说中的声韵"相挟而变"理论--兼论古今音变的"条件"

黄侃古本音说认为,声母与韵母的洪细是相和谐的,上古音最初声母和韵母都是洪音,中古音的细音,是最初的上古音变化的结果。古今声音的变化,声母变则韵母也跟着变;韵母变就说明声母已经变,声母变的最主要标志就是声母后头i介音的产生。这是黄侃的声韵相挟而变理论。声韵相挟而变理论是在综合考察大量古代汉语语言文字现象,并继承清代古音研究精华而提出的。一些用现当代古音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也支持声韵相挟而变理论。这个理论启发我们对古今音变发生"条件"的通行说法提出怀疑。古今音变"条件"可以有新的解释。     

《葵花记》蒙古文译本《娜仁格日勒的故事》研究

蒙汉文学关系的研究,第一手资料的跨语言比较和考证是关键。对古代蒙古文小说《娜仁格日勒的故事》与明代戏曲《葵花记》进行逐字逐句的跨语言比较,证明《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就是明代戏曲《葵花记》完整的蒙古文译本。蒙古人主要翻译了《葵花记》的对白部分,省略了词曲,并在结尾部分增加了佛教本生故事内容,从而把戏曲《葵花记》转换成了小说。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艺术思想探源

唐代著名书画理论家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被誉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绘画通史,在美术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划时代的意义."自然说"作为张彦远画论中的最高品评标准,高于神品而趋近于逸品,而品评原则的确立却渗透着道家思想的审美倾向.张彦远的妙悟自然观,把禅宗顿悟与文人士大夫紧紧联系在一起,从其对宗炳和王维的推崇言谈中,可以推断出三教合流对后世文人画的深远影响.     

论《乐记》中的审美教育功能思想

战国时的《乐记》经汉代学者整理,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音乐理论的著作,其中对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思想作了系统阐述。《乐记》认为音乐由人心感于物而产生,又从情感上打动人,使人获得快乐和教益。其快乐包含着生理的节奏和韵律的共鸣,其教益包含着积极和消极的因素。《乐记》还认为人是宇宙万物和谐的组成部分,音乐体现了宇宙的和谐,包括相辅相成的协调和相反相成的节奏。人类社会作为宇宙万物规律的体现,也要体现和谐原则,而音乐中也体现了人伦关系的和睦。音乐的审美教育要体现以道制欲的原则。音乐主要从内心感动人,所以音乐的审美教育对人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感化,与道德礼仪教育相辅形成。《乐记》对中国两千多年音乐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它有封建时代社会要求的局限性,但其贡献值得我们珍视。     

《警察与赞美诗》的脚本理论视角解读

脚本理论作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人们赏析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该文试图通过脚本理论对欧·亨利的著名短篇小说《警察与赞美诗》进行语篇分析和解读,对作者的写作手法和实现出人意料的结尾加以论述,证实了脚本理论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     

《源氏物语》与汉唐文化

《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日本被称为古典文学的泰斗。透过这部日本物语文学的经典乏作,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幅精妙绝伦的汉唐文化的缩影,它涉及诗文化,典故、故事文化,艺术文化,生产、生活文化,体育、节日文化,佛教文化等。呈现出汉唐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巨大影响力。     

生态文学批评视域下的《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最成功的小说,也是一部描写"海洋和渔夫最深刻的文学作品",该小说有着深刻的思想主题、丰富的象征意义,完美表达了海明威的冰山原则,诠释了"人可以被毁灭,不能被打败"的硬汉精神。同时,《老人与海》也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寓言故事,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本文试图从生态文学批评的视角出发,探究《老人与海》中复杂而矛盾的生态思想。     

台港新儒家“中国艺术精神”阐释的悖论反思

台港新儒家学者唐君毅、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阐释共同出现了三大悖论:一是他们所谓"纯粹之艺术精神"实则无法"纯粹",二是艺术精神与道德精神表面并列实则并不平等,三是在他们建构的"中国艺术精神"里,艺术最终被"精神"湮没,成为可有可无之物。悖论产生的最终根源在于他们标举"中国艺术精神"的指向并非艺术,而是文化精神和价值。他们以心性之学解读中国传统艺术的路向是对宋明儒学的延续,而非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