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与五四思潮——略论冯友兰文化观的演进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兼哲学史家,也是“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历史人物。本世纪30年代初,他因出版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而名闻于世。40年代又连续出版了《新理学》、《新原人》等“接着宋明理学讲的”六部哲学著作,更使他名重当时。应该说,冯友兰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著名历史人物一样,正因为受到了“五四”思潮的影响,才有后来的许多学术成就。因此,他的思想发展、学术成就与“五四”思潮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冯友兰与“五四”思潮的关系并不太注意,特别是作为一位哲学史家,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     

《易经》对儒道两系的影响

中国哲学素以儒、道互补而著称。儒家的经典是“五经”,按汉代以后的排列,它们分别是《易》、《书》、《诗》、《礼》、《春秋》;道家的经典是“三玄”,按魏晋以后的说法,它们分别是《易》、《老》、《庄》。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饶有兴趣的现象:历史上泾渭分明的儒、道两系,竟均以《易经》为自己的哲学坟典。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后世的学者争相以前人的经典作门面,还是儒、道两家本出于一源?从这一意义上讲,探明《易经》与儒、道之间的联系,便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应解决的首要课题。然而遗憾的是,也许是由于年代的久远、资料的匮乏、文献与传说的真假难辩,检阅诸多版本的中国哲学史,这一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而是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掉了。于是,谈儒者始于孔、孟,说道者肇自老、庄,而在此以前的中国哲学,则只留下混沌不清的一个疑团。为了解开这一疑团,笔者曾在《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1期上撰有《〈易经〉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文,集中阐述了《易经》中所包含的以“阴阳”为载体的两性文化的世界观和《易经》中所运用的以“周易”为形式的素朴辩证的方法论。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易经》的上述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怎样影响和制约着儒、道两系在以后的形成和发展。     

文化名人风采

张岱年 1909年生,河北献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是我国杰出的哲学家、哲学史家。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玄儒评林》、《真与善的探索》、《文化与哲学》、《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思想·文化·道德》及《张岱年文集》。     

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六评黄楠森先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下篇）

黄楠森先生的《政治其形,学术其神：对〈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一种新解读》一文,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那里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找到了理论缘渊,找到了否定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理论依据,但是,只要我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事求是,就会发现他找到的是错误的理论缘渊和理论依据,却丢弃了列宁著作里对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正确论述。当我们打破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本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的束缚,重新认真研读马克思哲学的原著文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新世界观有自己的独特结构;它为现实的个人自觉地解决人在现实世界中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人（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提供了科学的有力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哲学史的事实与逻辑,有力地证明黄楠森先生否认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只是盲目的頑固的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辩护。今天我们只有对斯大林主义哲学这种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旧哲学的复辟开展一场新的革命,才有可能回到马克思,还原马克思,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为建设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道家在先秦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上篇)

多年来,陈鼓应先生致力于道家的专门研究。1990年,他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一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论,而且这种争论渐渐从专业哲学领域扩延到大的文化领域。李存山、赵吉惠、张立文、涂又光、陈红兵等许多学者都曾从不同角度撰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道家主干说”中,陈先生提出两个有争议的观点:一、道家是哲学,儒家是伦理学(特别是社会伦理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是宇宙论和人生哲学,道家是形上学的主干,在人生哲学上尤推《庄子》。中国的哲学突破始于道家。二、“知识产权”问题。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原创性思想”是道家创发的,“系统性理论”也以道家最完备。陈先生还指出,许多人认为儒家是积极的,道家是消极的,这种看法十分错误,他会在以后撰文论及这个问题。 1994年12月,陈先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发表了题为《道家在先秦哲学中的主干地位》的论文,首次深入而细致地回答了学术界几年来的争论。本刊征得陈先生同意,分两次刊登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简论冯友兰新理学对中国哲学精神的阐释

简论冯友兰新理学对中国哲学精神的阐释杨翰卿一新理学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概括和提升有方家认为,冯友兰先生一生的哲学历程,是由论入史,由史而论,又由论到史。三、四十年代,冯先生的“贞元之际所著书”所建立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作为这一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显示着其...     

冯友兰的逻辑分析法思想

逻辑分析法既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方法,又是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冯友兰在其哲学巨著中,不仅运用逻辑分析法,阐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些艰涩的概念和命题,创立了有别于宋明理学的“新理学”体系,而且提出了独到的逻辑分析法的思想。笔者试图相对地撇开其哲学方面的崇论闳...     

论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中的“客观化”问题

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史提出了新的理解和看法,其中儒学之"客观化"问题是其重要立论观点之一。本文针对劳思光提出的"客观化"分体进行分析,认为这一观点背后其实存在着逻辑上的不妥之处,因而需要进一步审视。     

老子人学论纲

老儒家思想是春秋大相径期思庭。他提家、哲出以“道”家,他为核心的为道家哲学体派的创系,并用人,其“道”来说创立的明宇宙万想体系物的本质、变化和本原,使中国哲学突破了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范围,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人学思想亦突破了殷周以来的天鬼人神之辨,提出了诸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同上)、“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六十章)等一系列崭新的人学观点和命题。这些崭新的观点和命题,都     

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由冯友兰的哲学道路谈起

冯友兰在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哲学探索,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无论是哲学研究还是哲学制作,都与时代的要求密不可分,因此,21世纪的中国哲学也一定要回答新世纪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2)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具有民族特色,因此,21世纪的中国哲学,一定要用民族的语言,接着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问题往下讲.(3)21世纪的中国哲学,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指导下,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根基,以西方哲学为营养,在三者间的良性互动中重建并复兴.     

试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机制

范丹卉在《湖北大学学孝艮》（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撰文指出,“文化机制”概念,打开了一个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视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价值和普适意义使其产生了世界性的文化吸引力,获得了世界范围的跨文化性。由此为其被中国社会吸纳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诸多内在契合性：二者都立足物质的本体论,     

华严“十玄门”的哲学意义

佛教是一种宗教,同时也是一种哲学;中国佛教如华严宗、禅宗是一种宗教,同时也是一种极高的哲学。中国佛教的华严宗讨论了许多哲学问题,我认为这些哲学问题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如大家经常讲到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而且它所讨论的某些哲学问题,如果我们顺着它的思路深入地发挖下去,仍然会丰富和发展我们今日的哲学研究。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全面解剖华严宗所包含的全部哲学问题的意义,但可以讨论若干有典型意义的华严思想。我认为,华严的“十玄门”最有哲学意义,当然这并不排斥其他思想如华严的“判教”理论,“四法界”和“六相圆融”等等的哲学意义 (一) 为了说明“十玄门”的特殊意义,我想先来简单地讨论华严“判教”理论。虽然“判教”理论不始于华严,早于华严的天台已有“判教”理论;而且也不始于中国,印度佛教已有大小乘之分,《解深密经》立“三时义”,以小乘、般若、唯识为佛教之三阶段等等,但我们如果从一个系统论的观点看,华严的“判教”或更为严整,它表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所谓“判教”,是佛教各宗派为调和佛教内部不同的说法,树立本派的正统地位和权威,对先后所出     

重视文化发展中的地域特性--兼评蔡靖泉教授《楚文化流变史》

法国人丹纳强调自然环境和风俗习惯对艺术的影响 ,其《艺术哲学》在讨论“艺术品的产生”一章中 ,通过经验证据和推理证据 ,试图论证“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① 丹纳的主张 ,随着近代中国西方化的过程 ,为 2 0世纪的中国理论家所完全接受。的确 ,《诗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 ,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 ,所言治世、乱世、亡国的时代特征对音乐的影响 ,以及《孟子·万章下》所谓“知其人”与“论其世” ,都是说明文化现象与时代和人的心理变化的联系。虽然文化是一个包含广泛的概念 ,但…     

论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在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兼评黄楠森先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黄楠森先生在中共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之后,连发三篇系列文章,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提出"以人为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不能以人本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其实,黄先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并非真正的马克思的新世界观,而是被斯大林曲解了的马克思的世界观,是斯大林的世界观(自然观)。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上创立起来的。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现实的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观,是人和物有机统一的现实人本主义本体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实践唯物主义的人化自然观三者一体化的全新的现实世界观,它正确地解答了现实世界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在人类哲学史上实现了一场伟大的革命,首先,它是人类哲学史上研究主题从古代哲学本体论到近代哲学认识论再到现代哲学现实世界观研究转变开始的标志;其次,它实现了本体论、历史观和自然观三个方面在新现实世界观里科学的有机的统一,彻底批判了旧哲学世界观;再次,它实现了哲学功能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根本转变;最后,它为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创立新世界观后,黄楠森和斯大林一样还一再重复旧唯物主义哲学把世界观片面地简单地归结为自然观的观点,很显然这是旧哲学的复辟。我们在批评来自"左"的方面的黄楠森先生所代表的斯大林主义的见物不见人的机械唯物主义的非人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自然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观的同时,也要警惕来自右的方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见人不见物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和人本主义本体论的干扰。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它不仅科学地发展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而且开始对旧哲学的复辟进行一场新的哲学革命,开始实现马克思哲学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只有在科学发展观发展了的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指导下,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健康的科学发展。     

中国哲学中理气事理问题辨析

一　道器　理气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 :“全部哲学 ,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 ,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2 1 9页 )这是就西方哲学讲的。在中国哲学中 ,与西方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相类似的 ,是道器     

卢卡奇早期文艺思想中的哲学向度及其马克思主义转向——从《现代戏剧发展史》到《小说理论》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发表前有所谓“前马克思主义时期”,这一时期他深受西美尔、新康德主义与黑格尔主义哲学的影响,这体现在《现代戏剧发展史》《心灵与形式》以及《小说理论》三部主要以文艺形式为研究主题的早期著作中。《现代戏剧发展史》和《心灵与形式》深受西美尔与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影响,而《小说理论》则在承袭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探讨了古希腊史诗与近现代小说的关系并提出了一种新的小说类型学,且在最后表达了对于超越当时社会生活形式的新文艺、新世界的期待。只有研究卢卡奇早期文艺思想背后的哲学向度的变化,才能更好理解其马克思主义转向的必然性。     

“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

王睛佳在《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从历史思辨、历史认识到历史再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与趋向》撰文指出：自20世纪初以来,历史哲学研究的主流趋向已从历史规律论（“大写历史”）转到了历史认识论（“小写历史”）,也即从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了分析的历史哲学。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慢慢侵入历史研究的领域,虽然没有被全盘接受,但其对历史认识论的影响巨大。如果说当代哲学界和史学界的历史哲学研究,     

休养生息、文化培育：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世界巨变之一。早在19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之年，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就在他的历史哲学名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预言：“未来的强国，首先是中国。它凭借其原料、人口、才能、文化遗产和地理位置，也许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成为政治事件的中心。”而与之双峰并峙的英国历史哲学大师阿诺德·汤因比，则在20世纪70年代一再预言中国的崛起：“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     

庄子的逍遥效应

庄子,又称庄周,生活年代在公元前369～286年,原系楚国贵族,楚庄王后裔,后因战乱迁至宋国。庄子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是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道家始祖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被思想学术界尊为“老庄哲学”,然而庄子的文采更胜于老子,代表作品为《庄子》,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等。     

日本韩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启示

新年伊始，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组织出版的“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推出了两本新著：《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和《日本韩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形成》。这两本书是中国外文局承担的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设计”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列入了2006年中国外文局外宣重点图书出版项目，由外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