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外洋：晚清外交官曾纪泽的欧洲舆论运用

曾纪泽是晚清外交的代表性人物。考察曾纪泽外交生涯中与欧洲舆论的对接、对话甚至碰撞,能够丰富我们对晚清外交事业的认识。通过在欧洲报刊上发声以实现外交目标,是曾纪泽与众不同的外交策略。在中俄《伊犁条约》谈判、中法越南交涉等外交活动中,曾纪泽频繁参与欧洲新闻舆论的塑造,积极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曾纪泽“对话外洋”的尝试展示了晚清外交事业的艰难探索历程,而提炼曾纪泽对欧洲舆论的运用所呈现的国际对话规律,亦是考察晚清外交事业发展逻辑的关键途径。     

清末阅报讲报活动对近代公共舆论空间的拓展

从信息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清末阅报讲报活动对近代公共舆论空间的拓展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以其阅、讲内容的丰富性拓展了公共议题;二是以其发起者身份的多样性扩大了传播者阵营;三是以其所触及民众的广泛性壮大了受众队伍;四是以其空间选择的灵活性拓宽了对话场所;五是以其机构分布的广泛性完善了信息传播体系。     

公共舆论与舆论学研究的转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权力开始转型，公、私两大要素发生分离，公共领域这一崭新的舆论空间带来了新的舆论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舆论提出了公共性的要求，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大众传媒成为主要的舆论手段，基于上述变化，本认为，我国当代社会舆论已具备公共舆论特征，并将导致舆论学研究的转向。     

理论视野中的舆论与外交互动

面对舆论与外交关系的现实纠结,自由主义者认为,缺少公众舆论的参与,任何自我称义的外交都无法真正代表最大多数公众的利益,所谓的国家利益最终必须体现在人民的利益上;现实主义者认为,公众舆论无知冲动、缺乏理性,国务活动家应该不顾或者至少尽量减少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干扰.     

系统舆论观：舆论研究的新思维

舆论学源于西方,以美国为主的舆论学研究经历了三次大转向后发展到现代阶段,形成了以集体行为和社会心理研究、态度和意见研究、政治行为研究和大众传播研究并举的局面。     

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是江泽民舆论观的活的灵魂

江泽民同志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新闻舆论工作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舆论观，其中“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是江泽民舆论观的活的灵魂”。“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要做到“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必须把握什么是正确的舆论，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宣传舆论队伍，必须提高宣传艺术水平。     

舆论环境：振兴东北的“软力量”

2003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的国策，新一届政府采取了一定的倾斜性政策，以宏观的政治、经济等物质杠杆的“硬力量”来拉动东北整体发展。外界一致看好东北，希望它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带之后的第四     

当今中国的舆论引导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当今时代,中国社会舆论及其格局相当复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面对这种形势,官方及传媒机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才能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并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在此前提下,官方及传媒机构还应努力探索新的传播方式,以适应新的社会舆论格局。     

网络媒体“何以”、“以何”参与外交

网络已经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网络平台上形成的舆论对政府所形成的压力、对对内政策的制定所产生的影响逐渐显现。但是,在外交领域,无论是外交政策的制定还是对外事务的处理,网络的影响力仍然不甚显著,它还只是参与而非影响。即便如此,网络传播信息的快速性,极大的包容性和庞大的网民基础都为其参与外交提供了可能。网络平台上所形成的舆论压力不容小觑,这也是成为其参与外交的必要性。目前,网络参与外交的形式仍是隐性的,主要方式是集散信息、形成舆论、塑造国家形象等。     

中国共产党百年舆论观的历时变迁与发展图景

纵观中国共产党舆论观一百年的发展变迁史,党的舆论观的形成、发展和创新,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脉络清晰,那就是从国民舆论、创造舆论、舆论引导到舆论引导力。这几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概念符号及其丰富的精神内涵,立体地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百年舆论观的壮丽发展图景。新时代,舆论引导力建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加强新闻舆论工作机制的系统性建构,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力;善于在互联网上开展舆论斗争,增强网络舆论引导力;勇于在对外传播中开展舆论斗争,争夺国际舆论话语权和引导力。     

智媒时代的舆论概念演进与舆论治理转向

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作为传统舆论研究中的两个主要关键话语,在新时代出现了一定的指导局限性。本文认为舆论生态与舆论治理是有效解决当下舆论现象复杂多元的有力视角,并在对传统舆论观只关注单向度的信息维度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从信息、情绪、关系、行为四个层次构建大舆论观。大舆论观的提出对舆论治理具有重要的范式转向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治理中舆论治理的转向。     

“舆论”与“舆论场”概念辨析

舆论作为一个重要社会构成被纳入众多学科领域,在这些学科中的表述都体现出“舆论”的一般性,即一种群体性的意见或言论。由于“舆论”本身涵盖广泛而又复杂多变,在新闻传播学中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根据舆论作为一种人类意识,是群体性产物,具有特定对象和指向性等特点,我们将“舆论”定义为：舆论是人群对于某一特定社会现象或问题形成的整体倾向性言论。参考国外心理学和社会学关于“场域理论”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提出了“舆论场”的概念,即人群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并在此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两个舆论场”的说法。     

梁启超和李普曼的中西舆论观差异对比

梁启超与李普曼是中美新闻传播领域各具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而基于对新闻和政治关系的思考,在迥然不同的中西方国情差异之下,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的探究中,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舆论。然而他们对舆论的研究又各具备不同的视觉和重点,从而构成了各不相同的舆论观,本文将从三方面展开。     

公众舆论“断层”及其应对

公众舆论问题是公民社会建设中的焦点。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公众舆论能否在正常的轨道上建立和发展,是能否真正建立公民社会的关键。文章对公众舆论形成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断层"问题进行深刻剖析,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和弊端,并提出合理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的网络舆论引导

近年来,新媒体技术愈发成熟,微信、微博以及微视频的兴起与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发展模式,逐渐催生出了新的话语权力主体。然而,作为话语权主体的众多网民,其自身的差异性也使得网络舆论治理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面对所形成的新的舆论“战场”,厘清作为新闻舆论工作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探析新媒体环境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性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网络舆论治理的指导性作用,有利于进一步营造出清朗的网络舆论环境。     

媒介舆论:在各种权力与公众之间——兼论公共舆论向媒介舆论的转向

本文通过对公共舆论形成条件和形成过程的梳理,认为伴随着公共领域的转型,公共舆论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一定层面上,被社会所感知的舆论实际上是媒介舆论。作为一种自为意见的表达体系,媒介舆论上是国家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媒介和公众利益搏弈、平衡的结果,表现出现实的真实性。     

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舆论观的演变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舆论观的演变发展,大致形成了如下轨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舆论观:立足于动员人民、瓦解敌阵;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舆论观经历了曲折的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以来至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舆论观在理论方面卓有建树,在实践中成效显著;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舆论观:在...     

博物馆与公共文化外交：上海市文博界的先行实践

上海市中外交流史源远流长,并蔓延至博物馆的繁荣。发挥好各馆尤其是上海博物馆这一头雁的公共文化外交功能,与全市打造“博物馆之都”乃至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这一愿景高度一致。本文覆盖了多家场馆案例,以期呈现上海文博界在公共外交方面的先行理念和实践,以及下阶段战略策略。总之,上海市博物馆的一系列践行有利于进一步讲好上海故事,传播好申城之声,继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习近平新闻舆论观指导下的意识形态路径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性,逐渐形成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新闻舆论思想。新闻舆论工作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两者关系密不可分。本文从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内容概括出发,结合意识形态建设的现状,探究从新闻舆论指导思想中得到的意识形态建设意义。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着眼,以期当下的意识形态建设能够得到更全面地发展。     

钟新教授参加“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座谈会

4月7日,钟新教授参加了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的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座谈会,并做了题为构建公信力传播共享价值观——企业外交的核心目标与核心讯息分析的论文陈述。座谈会举行一天,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我院院长赵启正教授、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做主旨发言后,进行了三个主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