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人的现代化:我国研究的历程与思考

根据研究指向的不同,我国内地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宏观的视角来关注人的现代化,研究方法以调查法研究比较多;第二阶段是侧重于微观的个案研究,以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主。但是,从总的来说,我国关于传播与人的现代化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在研究方法上还有待于拓展。     

被遗忘的奠基人:赫佐格的学术贡献及其在传播学史上的“失踪”

本文重读哥伦比亚学派早期成员赫尔塔·赫佐格的广播受众研究,意在指出赫佐格在研究议题、方法和范式等方面对传播学的贡献:从研究议题看,赫佐格首次将中下层家庭妇女及女性叙事类型广播肥皂剧作为研究对象;从研究方法看,赫佐格最先采用并发展了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等质化研究方法;从研究范式来看,赫佐格的研究不同于在同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客观经验主义范式,而是属于诠释经验主义范式,并带有社会批判的色彩。而以上特征均与后来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特征相契合。最后,文章从个人、学术共同体和社会背景三方面探讨了赫佐格在传播学史上近乎"失踪"的原因及相关的知识社会学思考。     

中国视觉传播的研究源起、学术进路与知识谱系（1986-2022）

本文试图综合不同的知识研究方法,依次探讨中国的视觉传播研究“如何发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有哪些发现？”：首先,在知识社会学视角下,追溯国内视觉传播研究的起源问题,分析其产生于新闻摄影与艺术设计等应用领域的深层原因,及其从策论研究到理论建构的早期历程;其次,基于文献计量学路径,梳理国内视觉传播研究的发展脉络,特别是其核心问题域在媒介形态演进中的变与不变,以及新闻传播学、艺术学、文化学等不同学科所生产相关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继而,借助知识谱系学思路,从本体和方法两个维度勾勒国内视觉传播研究的理论建树;最终,基于上述探讨总结现有研究的得失,及其对未来研究的学理启示。     

全球·全民·全媒:国际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的路径与前景——以新闻传播大变局中清华大学国际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为例

1450年,在中国的毕昇发明了木活字将近400年后,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铅活字印刷术,为现代新闻出版业奠定了技术基础,并称之为新闻传播史上的"谷登堡革命"。无独有偶,新闻学的研究也起源于德国。1845年,德国作     

北大新闻学茶座(38) 卜卫研究员谈“流动人口、传播与赋权研究——兼论行动传播学研究的方法论与研究策略”

正2014年4月20日,由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简称"北大华媒研究中心")主办的"北大新闻学茶座"第38次活动在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交流中心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卜卫研究员以"流动人口、传播与赋权"为主题,和与会者分享了她从发展传播学到行动传播学的研究进路,以及对行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和研究策略的认识与思考。     

“海峡传播”:概念、范畴与研究空间——两岸学者关于“海峡传播”的学术笔谈

近年来,《东南传播》杂志立足于海峡西岸,致力于打造一份在海峡两岸都有显著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同时也建构起一个有效的学术沟通和交流平台。基于此,《东南传播》杂志设立了"海峡传播"专栏,并努力推广和完善这一具有某种地缘特色和现实意义的概念。在此,我们邀请了海峡两岸的传播学者,主要包括大陆地区的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台湾地区的台湾传播管理研究协会等学术机构,参与了本组笔谈。本组笔谈的目的在于梳理"海峡传播"这一概念的学术内涵和研究范畴,使之获得更广泛的关注和传播。     

回归“人民性”与“公共性”——全球传播视野下的“走基层”报道浅析

近一个时期以来,全国新闻界开展的"走基层、转文风、改作风"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推出了一批广受好评的精品佳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和公信力。在目前价值观日趋多元化、塑造社会共识难度加大的背景下,"走基层"报道成为主流媒体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效引领公众舆论的重要手段,形成了"寻找问题(舆论热点)→确定故事(新闻线索)     

传播研究与学术公共性:“大数据”热潮的冷思考

自涂子沛《大数据》一书出版以来,"大数据"一词风靡各行各业,乐观情绪成为主流态度。不仅主流媒体对"大数据"大加赞扬,预言"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新闻传播学界亦不乏学者对"大数据"溢于言表的拥抱态度,认为其不仅给新闻传播实务界,同时也给传播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福音。笔者认为,对此有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任何一种技术并不是完全中立和去价值观的。对于传播研究领域来说,与商业营销逻辑过于亲密的"大数据"概念与方法,如果只能徒然增加功能主义经验研究的工具性效益,与反思传播权力不平等、关注个体传播权益,以及重建中国媒体公共性无任何裨益的话,只能成为学科发展的又一桎梏。     

传播行为起源、分化与发展的三组假说——兼论我国社会主义传播研究中应注意的三个取向

长期以来,我国传播学者主要采用两个框架来对传播行为进行研究。一个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演进框架（这些社会是依次取代的）,以阶级学说作为解释的主要理论;另一个是,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这个历史进程不是媒介依次取代的过程而是依次叠加的进程）,     

传播法学的概念、理论与方法——传播法学的体系研究（下）

传播法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原（规）则及研究方法是传播法学体系的血肉与灵魂。我国传播法学的基本概念分别存在于宪制、行政、民事与刑事领域,形成了概念群。其基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自由理论。传播法学基本原则包括传播自由与国家、社会安全平衡原则,传播权与人格权益平衡原则;传播法学基本规则包括人格权益纠纷中的公众人物规则,著作权纠纷领域的避风港规则,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知情同意、正当、合理、必要规则,以及传播侵权的归责原则等。传播法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广泛认可的司法三段论、法律解释学及价值判断。     

传播法学的源流、对象、范畴与体系——传播法学体系研究（上）

我国传播法学研究的源流经历了新闻传播法学、大众传播法学和传播法学三个叠代进行的阶段。传播法学的任务主要包括法教义学、立法及完善、知识体系建构,而其研究范畴或对象主要是信息传播引发的法律问题,并具有三个层次：法律规范的形成、效力的规律,法律规范的理解和适用,以及法律的价值引领。作为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学科领域和分体系,其出发点是传播、归宿是传播,但思维与逻辑过程必须是法律的、法学的。以部门法为标准的传播法学体系包括宪制传播法学、行政传播法学、民事传播法学、刑事传播法学和传播法制史学,该体系具有标准统一、明晰成熟、结构完整、内容丰富的特点与优势。     

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场域发展与对比——基于30年（1991—2021）学术期刊文献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传播”作为一个现实投射的学术领域,其重要性与日俱增,引起了不同学科的广泛关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从传播学理论分析角度全面、深刻理解“国际传播”,对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极为重要。在重点梳理国内外“国际传播”整体学术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1991年至2021年Web of Science收录的SSCI期刊和中国知网收录的CSSCI学术期刊中的相关研究进行量化及可视化分析,据此探寻了“国际传播”这一领域关注的普遍主题、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力图通过对中外研究的对比,解析中外对于国际传播研究的共性和差异性,并努力揭示国际传播研究背后的一些发展规律,为进一步做好我国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一定的学术支持。     

主体、议题与前沿:国际健康传播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作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健康传播融会贯通多门学科知识,对近年来国际健康传播领域的学科结构与发展动态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对健康传播领域的前沿议题、核心国家与机构以及机构之间的学术关系有更深入的认识。以健康传播领域两本权威学术期刊《Health Communication》(健康传播)与《Journal ofHealth communication》(健康传播杂志)为研究对象,本研究从发文时空分布、机构合作网络、研究热点与前沿等方面展开文献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在国际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形成美国主导、亚洲崛起的局面;健康传播研究机构形成“一超多强”的成熟合作网络体系。疾病与临终关怀、健康促进与宣导、数字媒体与健康成为当前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热点与前沿。我国健康传播研究在借鉴西方结构功能主义、实证主义量化研究的同时,更要突破媒介中心主义,不断发挥自己传播学的想象力,提出更多元视角、跨学科融合的研究问题。     

考古研究重要成果的转化与传播策略建构研究——以“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议题为例

考古研究重要成果的传播常常因为其内容小众生涩、表达抽象艰深而无法达成与公众之间的有效科普和交流,使得成果本身的重要意义与公众认知之间存在偏差错位。本文从“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重要研究成果的传播案例出发,考察其在学术场域、文博场域和媒体场域的传播现状,认为语境转换的低效是考古研究类成果传播难以破圈的关键原因,并基于高低语境转换建构了考古科普领域内的转化传播模式,为南岛语族议题为代表的考古重要成果面向公众的有效传播提出策略参考。     

数字文化传播研究:热点与趋势——基于2001-2021年中外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辅以文献计量工具,对2001-2021年间Web of Science(WOS)和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数字文化传播研究进行比较分析,描绘该领域的研究脉络、研究热点和未来趋势。本文发现,国外研究虽起步较早,但经历了较长的适应与思辨阶段,新媒介传播理论、社交媒体人际互动及新生数字文化现象为研究热点,呈现重理论承继、主题中心聚合和关注数字原生文化现象的特点;国内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评估和反思期后,迅速融入全球数字文化传播格局,研究更为关注文化与数字技术的融合、转化与全球传播等问题,呈现实践先导、主题多元散点和重原有文化再生扩散的图景。     

打造农业科技与传播理论相结合的研究平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传媒与传播研究中心”揭牌

3月29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传媒与传播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首届全国农业传媒与传播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唐华俊,国家农业部、科技部、新闻出版总署等有关司局负责人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一带一路”传播研究的局限与突破北大核心CSSCI

目前,"一带一路"传播研究存在效果和受众研究不足、国别研究薄弱、基础理论研究少、视角单一、思维定势明显等不足,需从学科积淀、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进行突破,应重点研究传播的双向、文化的根本、对外传播的主体意识和传播主体的多层次等问题,围绕合作传播、传播策略、区域国别研究、新媒体传播等方面展开研究。     

当代组织传播问题研究（三篇）：对“公务员考试”热现象的传播影响思考

“公务员考试”热的持续是当前国家行政机关公开考录人才方式的一种反映,体现出我国在人才选拔方面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然而,当前我国正面临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实体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多元化,这一持续高热的现象也反映出当下个体社会身份识别单一化和社会发展结构失衡的隐忧。     

传播研究中的“功能主义”：一个历史概念的蕴含与演化

贯穿于传播研究历史的“功能主义”不仅缺乏统一明确的定义,而且在价值特征上含混模糊。本文将功能主义置于社会理论与传播研究的源流演变中进行追溯,首先梳理了1940年代社会科学视野变换背景下,拉斯韦尔与默顿各自表述的功能主义涵义;接着探讨了赖特与卡茨如何在此基础上对功能主义进行再加工,并给传播研究贴上“功能主义”的标签;在此标签下,作为学界走出短期效果研究桎梏希望的使用与满足研究和效果研究殊途同归,标志着功能主义的固化。随着1960年代社会形态的变化,强调系统均衡的功能主义因素被逐渐重构,传播研究吸收了融合更多理论传统的功能主义取向,在断裂与延续中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