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主播与粉丝社群的互动传播--以B站虚拟主播群体为例

虚拟主播行业作为一种新型的直播服务行业,在青年亚文化领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B站虚拟主播群体通过人设建构的形式实现了个人与虚拟形象的数字融合。对于虚拟主播而言,人设的建构既是“面具”又是“工具”;对于粉丝而言,人设能够实现对于完美形象的幻想。虚拟主播独特的被建构性和虚拟性,使得其与粉丝社群之间达成了独特的互动传播行为,在社群互动中形成双向的情感支撑。     

多元主体参与的二次元虚拟主播形象建构

虚拟主播作为虚拟偶像的一个大类,正逐渐成为二次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拟剧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网络直播的研究,而将拟剧理论应用到虚拟网络主播之中时,会发现在戈夫曼所规定的前台与后台之间存在着一个“配音演员”构成的中间地带。除了塑造形象的表演之外,对所塑造的形象的颠覆也称为一种表演。虚拟主播的形象建构过程中存在着商业资本、配音演员“表演”和粉丝“文本创造”。商业资本出于逐利限定了虚拟主播的视觉形象和官方人设;表演过程中,虚拟主播的后台不断被推向前台,从而成为对其原定形象的修补;粉丝的二次文本创造也成为塑造偶像形象的重要符号生产力。虚拟主播的形象在商业资本、粉丝和扮演虚拟主播的配音演员的互动之中得到塑造和巩固,并不断被赋予新的符号意义。     

培养“正能量粉丝”：粉丝文化的平台治理研究——基于对微博平台的考察

社交媒体平台越来越成为粉丝文化生产、传播与治理的重要场域,其中粉丝文化治理是理解此场域的关捩点。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微博平台将法律、社区规范、算法技术等统筹起来进行粉丝文化治理,国家、社会与用户三者之间共同构成了平台治理的主体框架和逻辑秩序,并生成“正能量粉丝”与新粉丝文化逻辑。研究揭示了我国社交媒体平台参与社会治理的独特逻辑及其互动结构,为理解我国平台社会中独特的治理模式与粉丝文化趋势提供了新视角。     

“虚拟主播”强势冲击背景下“真人主播”的破圈之路

近年来,虚拟主播逐步进入大众视野,并且纵深覆盖多个领域,就新闻传播界而言,多家广播电视媒体已在部分节目中,开始运用虚拟主播代替真人主播“上岗”,一时间,“虚拟主播是否会取代真人主播”的话题,成为许多受众及业内人士热议的焦点。而对真人主播来说,在竞争现实面前,唯有打破甚至抛弃固化的传统播报模式,运用“π形人才”理念找到跨越式成长路径,补足自身短板,才能从容应对虚拟主播的强势冲击。     

AI能力：虚拟主播的演进、关键与趋势

虚拟主播作为技术集合体,在AI能力的迭代下,先后经历了虚拟主持人、虚拟主播、AI合成主播三个阶段。虚拟主播及其产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技术、用户、参与企业、政策、资本五大方面,而技术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虚拟主播目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高速发展期,而短期内传媒业和面向B端（企业用户商家）的各类服务将是核心引爆点。     

粉丝文化:范畴、变迁与“出圈”北大核心

本文从历史的视角梳理粉丝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粉丝文化“出圈”的必然性,并分别从公共参与、女性权利意识和数字抵抗三方面思考粉丝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可能路径。     

作为中介的平台：K-Pop“周边”的移动和粉丝圈层秩序的再造

“周边”是韩国K-Pop产业中重要的构成部分,是由娱乐公司出品的、和爱豆相关的产品,包括应援棒、小卡、钥匙扣等等。缘于和爱豆的关联性,周边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受到中国K-Pop粉丝的追逐。各大平台深度介入周边的移动之中,围绕周边移动形成的交流网络、物流网络和平台的“基础设施化”息息相关。作为中介的平台,连接、调度粉丝站（粉丝组织）/代购（以个体为主的运营）/代切（产业组织）、粉丝消费者、周边等人和非人的多元节点,融合线下交通、物流的“硬基础设施”,集结成一个动态的“行动者网络”。基于由平台为主导的移动系统,在不同粉籍的粉丝间形成新的关系联结,打破以爱豆为中心的固有粉圈的实践逻辑,生成以周边为中心的圈层形态和秩序。     

虚拟新闻主播的伦理风险、责任主体和使用原则

算法将智能传感器和数字人技术融合应用到新闻媒介领域,生成了效率高、全天候在线的虚拟新闻主播。从技术和行业两方面的伦理风险审视,可发现虚拟新闻主播的不规范使用会带来虚假信息和隐私侵犯等方面的伦理失范,亟须建立一套基于信息传播实践的伦理原则和道德标准。在技术层面需厘清虚拟新闻主播的责任主体包含设计者与生产者、运营者与销售者、消费者与使用者,在行业层面提出媒介技术向善、媒介技术透明、媒介平台把关的伦理原则,以期促进虚拟新闻主播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我的青春”:网络空间粉丝记忆研究——以周杰伦粉丝群体为例

2019年9月16日23时,台湾地区流行歌手周杰伦发布单曲《说好不哭》,一度引发粉丝"朋友圈屠屏"现象,其中"青春"成为粉丝中最具现象级的关键词。他们在宽松自由的粉丝文化创作空间中形成了一套独有的"青春叙事",集中构建了一种属于"青春"的集体记忆。粉丝个人的成长、21世纪初期港台地区流行音乐的传播与其中媒介流变的复杂性、以及时代的总体印象是粉丝记忆的主要内容。在记忆建构上,周杰伦粉丝的青春记忆可以归纳为"情景记忆框架"与"语义记忆框架"两类叙述框架。在饭圈文化变迁与现代性困境来袭的宏观社会背景下,"青春"反复被粉丝提起,因为它承载了美好而温暖的回忆。粉丝在记忆的搜寻与提取中缓解了现实压力,在互动中获得了情感共鸣,以此应对过去与现在的变化,弥合理想与现实的裂痕。     

“另类力量”的张力与收缩：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粉丝行动

“饭圈”是近年来饱受争议的青年文化现象,各类粉丝组织表现出强大的组织力、行动力甚至战斗力,各种反转行为在网络中被不断发酵和热议。本文聚焦于饭圈行动如何由娱乐议题引发公共探讨,以及在行动过程中其组织性力量的变化及与主流文化的互动方式。研究发现,粉丝在维护偶像的行动中不断介入公共领域,甚至借助公权力来实现行动目的,与主流文化的传统关系发生重大改变。粉丝行动已突破了娱乐文化表达的领域,具备了形成自组织的能力,有潜力形成一种社会动员的民间机制。行动过程中一方面突破娱乐话语权,以正义为名介入公共领域,建构公共意义;另一方面,其行为动因和手段并不足以支撑其名义的公共性,又导致行动过程中公共性的消解与自我反噬。     

粉丝圈群的“算法想象”：中介、物质与情感

本文以作为平台算法“熟识者”的粉丝圈群生成的想象为考察切入点。研究发现,平台借由在套叠的界面中始终秉持对量化数据重要性的强调,以“动态量化”“鲜明标识”“可见性位置”的中介逻辑,在显现底层算法存在的同时传递着自身的价值取向。粉丝圈群面对不可见但可感的算法及由此造成的差异化情形迷思,基于官方技术文件理论,通过采取“输入-输出”实践尝试打开算法“黑箱”,逆向生成了对平台算法“流量-热度”“权重-位置”的物质化想象,以此更为高效地指导平台追星实践。我们认为,可将算法想象作为揭示个体能动性以及平台结构性力量的中介,但需注意,算法想象看似带领粉圈走向自由的美好愿景,却不自觉地触达了其自身的反面,即自我与算法共同合谋构建的确定性束缚中,那么,通过拥抱不确定性以探索主体的能动性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出圈”:媒体融合环境下的社群行为迁移

<正>新媒体平台上的圈子和"出圈"不仅是网络粉丝群体新的媒体实践形式,也映射出随着媒体融合发展起来的社会新的交往方式和复杂互动关系,以及新的文化形式。创建于2009年的哔哩哔哩网(以下简称"B站"),早期是一个创作、分享漫画、动画和游戏的视频网站,发展至今,不仅成为拥有影视、音乐、时尚科技等15个分区,涵盖7000多个兴趣圈层,高度聚集中国Z世代(指1995-2009年出生的人)的新型多元文化社区,也是一个源源不断生产优质内容的媒体生态系统。     

新媒体环境下的“粉丝”文化和身份认同研究

在新媒体环境当中,"粉丝"文化已成为亚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分析了粉丝文化产生的背景及实质,从认同的角度探讨了粉丝的几种身份及心理认同,粉丝是消费者、制造者和偷猎者。他们在追星行为上也表现出"追星"的心理特征。从个人情感投射、个人期望、新型双向陪伴三个方面,分析了粉丝身份建构的社会影响,指出了粉丝文化的正负效应。     

微博“粉丝”:虚拟公共领域的舆论新军

微博"粉丝"已经成为网络这一虚拟公共领域里一支数量非常庞大的舆论新军。微博"粉丝"的出现和兴起,基于微博媒介技术的发展。微博"粉丝"可以被视作传统"粉丝"的延伸与升级。相较于传统"粉丝",微博"粉丝"拥有较为鲜明的三个特征:非专一性、非崇拜性、攻击性。微博"粉丝"的关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公众人物之间的关注、公众人物与普通用户之间的关注以及普通用户之间的关注,同时,微博"粉丝"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粉丝"买卖和伪VIP认证。本文认为,根除微博"粉丝"买卖现象,需要用户的自觉抵制,微博平台服务机构应反思微博的等级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消解。     

性别霸权的想象、展演与强化——以虚拟偶像组合A-SOUL的男性粉丝为例

以往关于粉丝文化的研究中,女性粉丝群体可见性极高,而男性粉丝群体则基本处于“隐身”的不可见状态。这种遗忘使女性粉丝承受了主流舆论和社会大众对追星、迷族、饭圈的所有困惑、质疑和抨击,甚至可能在无形之中加剧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冲突。中国粉丝文化实践中是否存在男性粉丝群体？他们的粉丝文化实践与女性粉丝有怎样的区别？本文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对虚拟偶像组合A-SOUL的男性粉丝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在平台和算法介入后形成的“多元关系社交”中,男性粉丝的性别霸权通过支配性男性气质得到张扬。男性粉丝通过客体化虚拟偶像,想象性地建构起支配性的男性气质;在粉丝群体的社交互动中,男性粉丝形成了技术化追星的集体共识,以此展演支配性男性气质;同时,男性粉丝的追星行为深受平台交互界面、技术装置、数据和算法的影响,平台和资本导引并强化男性粉丝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但总体上,支配性男性气质所建构的性别霸权具有明显的虚幻性。     

“共生共长”：网络文学核心粉丝群体的情感动员实践

粉丝社群是现代偶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有研究对粉丝社群内部的群体分化及作用关注有限。粉丝数量与口碑是网文IP获得改编的重要支撑数据,因而负责作者粉丝社群运行的核心粉丝的作用凸显。核心粉丝担负作者粉丝社群成员的吸纳、日常的互动、控评与打投的动员、作品的宣传与推广等工作,这些职能强化了粉丝社群的认同感,维护和树立了作者的形象,也助力作者作品出圈。     

粉链经济:“偶像-粉丝”文化经济模式的再考察

粉丝文化经济的威力在娱乐产业和文旅产业中得到彰显,粉丝力量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在以偶像为中心的文化经济模式下,粉丝位于产业链的末端,被视作被动的消费者,他们作为生产主体性的位置遭到忽略。“粉链经济”以粉丝为中心重新考察“偶像-粉丝”的关系结构,发现粉丝不仅有着极强的文化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而且具备养成偶像、制约资本和平台、影响地方发展的能量。由粉丝立场来考察,“粉链经济”是将粉丝视为独立的、不依赖于明星、以满足自身需求为前提,并在与产业链上其他经济主体相抗衡、相博弈、相妥协中发展起来的新文化经济模式。     

新媒体背景下我国政治粉丝的话语表达分析——以“什锦八宝饭”和“学习粉丝团”为例

本文分析以"什锦八宝饭"和"学习粉丝团"为代表的我国政治粉丝群。我国的政治粉丝之间并不是一种基于政治、社会或者文化的联接,而仅仅是源于技术的纽带,并不必然推动公民的民主参与。将网络政治粉丝视为政治民主化的表征,是政治粉丝与媒体合谋制造的幻象。     

“粉丝的狂欢”：网络消费文化热解读——以《来自星星的你》为例

本文从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同、狂欢理论、媒介民粹主义消费与文化工业等四个维度,解析韩剧在国內热播的原因。本文认为韩剧网络消费热是媒介民粹化生产和受众民粹化消费的合谋产物。在＂粉丝狂欢＂的表象之下,是文化工业生产者对粉丝的成功收编。这为如何提高我国国产剧的受众满意度以及做好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借鉴意义。     

“CP粉丝”的符号生产和异托邦想象

CP粉丝这一群体是粉丝群体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她们将感兴趣或喜欢的人物进行配对,组成CP(coupling),CP文化也逐渐成为现象级的流行文化。本文就以网络为载体,分析CP粉丝如何在网络中组成空间意义上的实践,用异托邦理论看这个空间结构中的符号生产,探究CP文化对粉丝心理建设和文化建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