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代的龙凤文化与轴心突破

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人类思想突破的"轴心时代"之说以来,对于"轴心时代"的解释与概念运用日趋广泛,虽多争议,但作为奠定了包括西方两希、中国、印度、波斯在内几大文明的精神深度与基本风貌的思想背景,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在先秦中国的轴心时代突破过程中,原来具有强烈"小传统"色彩的文化符号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笔者选取了龙、凤这两种史前和殷周时代即已出现并流行的古老观念为例,将其纳入到儒、墨、道不同学派所代表的轴心突破过程中进行考察。在前轴心时代,龙、凤更多只是古老小传统的元素,与巫覡的世界观、萨满式的飞升等信仰联系在一起。但在轴心突破过程中,无论是儒、墨还是道家,都给龙、凤赋予并注入了新的人文主义含义,提升了其承载的精神品质。它们不再是简单的巫覡道具,而是成为了与"道"、"圣"、"仁"等高度超越的精神含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象征,从而完成了向"大传统"的上升。     

英国寻龙记

正龙是中华古老的图腾。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中华文明之光》系列节目中讲过《说龙》,也写过不少考证和分析龙文化的文章。我对西方的龙也很感兴趣。据说,西方的龙是邪恶的,所以2008年奥运会时,我们提出以龙为吉祥物时,就被否定了。     

中华龙文化中的和谐意蕴

中华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纽带,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本文试图从中华龙的创造、神性、影响三个方面,探讨中华龙文化中包含的和谐意蕴,揭示中华龙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时代意义。     

晚清知识人以“中学”收编“西学”的尝试——以黄遵宪“以中释西”的文化整合策略为例

作为主动请缨出使日本的清政府首批外交官,黄遵宪试图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历史渊源中寻找西方文明的源头与根据,努力将"西学"整合为"中学"的一部分。经过黄遵宪的这番解读,西方近代科技文明,不过是中华文明衍生出的旁流支系而已,中西文明之间的冲突龃龉被人为抹平,其良苦用心在于努力将"取法泰西"控制在"用"的层面以维系中华文明在"体"的根本层面不受西学侵蚀。基于这一普遍逻辑,晚清中国知识人固然严重曲解了西方近代科技文明的本质,但也正是借助这一貌似牵强附会的"以中释西",抚平了他们因不得不师法西夷、东夷而产生的极度焦虑与屈辱感,为晚清朝野上下最终达成"取法泰西"的共识铺平道路。另一方面,从自身文化传统内部发掘维新变法的思想动力,又是对愈演愈烈的西学东渐之风强有力的纠偏与平衡,其积极意义不可小觑。     

《辛伯达航海历险记》中的"海上丝路"

正"丝绸之路"这一国际通用术语的缘起可追溯到古希腊人记录的"赛里斯之路"(丝国之路),指西方人为贩运丝绸而前往丝国(即中国)的一条商道。19世纪70年代,德国舆地学和地质学家李希托芬在《中国》(第一卷)中以德语首次提出"Seiden(丝绸)Strasse(道路)"。广义概念上,丝绸之路泛指西方(包括中亚、南亚、西亚、欧洲等地)与东方(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进行经济、文化、政治交流的双向通道,远超"丝绸"和"道路"的范畴。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文献可追溯到中国的《汉书·地理志》所载的海上交通路线。唐贞元年间,宰相贾耽在《海内华夷图》中也记录了通     

唐代寒食禁断鸡卵之风探源

寒食赠卵与"行时令"之间的冲突旧俗将寒食节定在上年冬至日后一百零五日,唐代文献中保留有众多反映寒食节日风俗的资料,其中镂鸡子、画卵等是重要题材。敦煌文献中所见唐代郑馀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中的《节候赏物第二》篇,对唐代节庆风俗有细致描述,其中便提到"寒食(赏)假花、龙毯、镂鸡鸭(子)、子推饼、鞭、秋千、气毯、饧(饴)粥"。张说《奉     

汉语语词中的龙崇拜

一对龙这种虚幻的灵异动物的崇拜 ,在中国源远流长。汉民族很早就有所谓的”四灵”信仰。《礼记·礼运》记载 :“何谓四灵 ,麟、凤、龟、龙 ,谓之四灵 ,”据考证 ,这四种动物很可能是原始社会几个主要部族的图腾 ,图腾制度衰弱之后 ,它们就变成了人们畜养动物时的保护神。西汉时代 ,五行学说盛起 ,四灵信仰与之结合 ,四灵也就变成了镇守天地四方的神兽 ,称为 :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 (也有作“西方麒麟”的 )、北方玄武 (在龟的基础上加上了蛇的形象 ) ,四方神兽的观念后来被道教和中国化的佛教吸收改造 ,在民间影响很大。民间龙崇拜…     

略论清代移民浪潮构建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

现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是历史以来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因此,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我们会发现,它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兴起时所执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更迥然异乎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称"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这一多民族国家(multi-ethnic state)之根深扎在中国历史土壤,千百年来持续不断的移民浪潮将这株大树之根伸植于各地"土壤",根深而蒂固,编结成了一个各族民众丝丝相扣、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因此,移民对此功不可没。     

中国叙事研究的丰硕成果——评《红楼梦叙事》

<正>一、小说与fiction中国的古典小说与西方的"小说"不完全是一回事,西方的叙事文体fiction在汉语中找不到对等的文体,而只有"小说"一词与之相近,于是fiction便译作了小说。小说与fiction只是近义词而非同义词。中国作家真正按照西方的fiction文体作起小说来,还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此前的小说,为了区别于后来的小说(fiction),汉学家浦安迪给它提了个名字,叫"奇书体"。     

大众消费语境下的传媒与文学融合

正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已然进入肇始于西方的所谓"消费社会",不但处于"物的包围"当中,而且沉浸于符号的"眩晕"(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里,认知方式产生了重大变化。对于符号所指对象的淡漠抵触甚至消解了一切有涉深度的感知,以至于在大众阅读领域,"浅阅读""轻阅读"蔚然成风,而针对传统文学(经典文学)的深度阅读与品评萎缩为专业者的看家本领     

从神兽到神使：中国龙形象起源与嬗变新探

学界关于龙形象的起源问题一直讼争不断。从功能学派的角度看,定型后的龙形象明显具有天命、神意的符号功能,这种功能应当是龙形象在中华文化中传承的根源。以此为基础对龙形象的观念史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人们在构建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崇拜对象时,将其形象的身体部分神化抽象为腾飞状,这种兽首蛇身的形象开始成为一种构建神圣动物的固定图式。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在萨满信仰背景下,这种可以飞翔的神圣动物成为一种接引萨满（大巫）升天通神的坐骑、神使,战国以降,神仙家与道教也将其作为神仙坐骑、成仙接引者。正是由于其飞翔升天通神的能力,以及作为接引神使具有的天命、神意象征意义,龙形象在汉代被作为神圣符号、天命权力载体,统合进了帝王神圣形象建构中,甚至成为了帝王独占的代名词。     

特工科恩——以色列的"国家英雄"

正数月前,法国电视剧《特工科恩》(The Spy)的热播将伊利·科恩(Eli Cohen,1924—1965)这位历史人物重新带回到人们的视线。作为以色列的王牌特工,伊利·科恩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奉为"无可匹敌的情报专家",享有"西方佐尔格"的美誉。科恩被以色列人尊为"国家英雄",在以色列网站评选的"最伟大的100位以色列人"中,他位列第26位,只与爱因斯坦相差四位。科恩的人生堪称一部谍战大片,     

古龙字中的华夏始祖

<正>龙是伏羲氏族的图腾,伏羲氏是中华民族的血缘之祖。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能见到的龙,大体有两种形态:一是生物的形态,一是文字的形态。学界大多认为生物形态的龙,是一个以蛇为主体的组合图腾,是华夏部落联盟族徽的标志。部落联盟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华夏部落联盟的发展过程中,构成龙图腾的"部件"由少到多,龙的形象随之不断丰满。与龙的生物形态演变情况大体一致的是,龙字形体也经历     

《疯狂动物城》:一部深刻的美国种族与社会史

<正>刚刚获得第89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殊荣的迪士尼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2016)一经上映便风靡全球,并且引发了诸多解读:《华盛顿邮报》称其"也许是2016年最好的政治电影",而另一个专业电影评论机构更直接称其为迪士尼动画工作室迄今为止最具政治化的电影,它试图在传递某些强烈的信息。公认的事实是它确实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电影但却深陷太多的隐喻中"。故事背景美国是文化多元主义的发源地,也是20世纪60年代席卷西方的社会运动的中心。《疯狂动物城》的故事仿佛带领美国人重温这段历史。首先,     

问古太和城

时值三月,春和景明,与当地文友到太和城遗址问古. 太和城遗址在距下关七公里的太和村,根据史书记载,太和城在作为南诏都城之前,已是一个有相当规模和防御能力的城郭.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南诏第四代王皮逻阁在唐王朝支持下统一洱海六诏,因"破河蛮有功"而被唐册封为云南王后,对太和城加以扩建,并于次年(739年)将国都从发展了90年的南诏发祥地巍山迁到大理太和城.此后40年间,经历了天宝十年(751年)、十二年(753年)、十三年(754年)三次著名的"天宝之战",大唐王朝数十万军队战败,主将鲜于仲通"仅以身幸免",李宓将军"沉江而死".阵亡将士被南诏感念旧恩"祭而葬之"于天宝街"万人冢"和凤仪北汤天村"千人冢",并立德化碑于太和城国门.     

消隐与重构：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指向的家族文化

家族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的价值标尺,而"家族"作为人类一种最基本的文化心理情结和精神价值指认也从来就存在于人类的观念形态中.尽管在东、西方文明中家族文化有着不同的实践形态和价值认证,但家族文化自始至终"存在着"其本身就是一种人类历史的真理性叙事.20世纪以来家族文化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总体性复兴和阶段性消隐两者并存的状态;而现代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家族文化则表现出"寄生性再生长"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上.     

龙的雌雄

我国龙化与我国明史同步。龙在我国明史中的发展是从神龙逐渐演化为皇权的代称，形态也从爬龙、走龙而成为飞天之龙。龙在晚唐、五代、宋是一个转变时期，在此之前龙分雌雄，而后逐渐以龙代表雄性、男性，以凤凰代表雌性、女性。由此龙凤相配延续了近一千年，人们对早期龙分雌雄久已陌生，不知其详。今试从献及物中加以分析．以期还龙以历史本来面目。     

乌托邦想象的逆镜像——当代西方反乌托邦文艺一瞥

<正>乌托邦想象与叙述在西方文化中可称得上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当代西方乌托邦理论研究者,常将西方乌托邦叙述追溯到《圣经》、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古希腊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古罗马普鲁塔克的《来科古斯传》等等。当然,众所周知,"Utopia"观念的正式定型来自16世纪莫尔的著作《乌托邦》以及康帕内的《太阳国》、培根的《新大西岛》。而这些"近代"的乌托邦叙述,与西方古代相比,神话思维与神话想象大大减弱,理论设计的性质普遍增强,而且可实践性也大大增强,似乎是人类社会即将实现的蓝图。19世纪的西方,文化的主调是乐观主义,相信人类正在向"天堂"前进,科学会帮助人类战胜困难,"伊甸园"可以甚至即将达到。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乌托邦文艺风云际会,几乎     

不朽的传奇:大卫·鲍伊的五副面孔

正英国著名摇滚歌手、乐坛巨星大卫·鲍伊于2016年1月10日因肝癌去世,享年69岁。偶像逝去,全球粉丝纷纷悼念。作为华丽摇滚的开创者,这位享誉乐坛的传奇人物在音乐和造型方面引领了时代的潮流,其华丽的音乐风格影响了众多的中西方音乐人,与披头士、皇后乐队并列为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摇滚明星。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人称"摇滚变色龙"的他就不断用华丽、前卫而多变     

浅说《诸天讲》

《诸天讲》是近人康有为的哲学著作。据康有为所说,此书写于1886年。这是作者在长期学习和研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心得体会写成的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的学术著作。康有为依据西方近代科学,在该书中提出了不同于中国古人的宇宙观。其用意在“尽破藩篱而司彻诸天”。(《康南海自编年谱》)康有为早年即对西方近代科学和一些著名科学家有浓厚兴趣,尤其是对大科学家哥白尼和牛顿十分敬慕。他说自己“最敬哥、奈(即牛顿)二子”。(《诸天讲》卷二)在这部书中,他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和牛顿的“万有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