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中晚期的士人隐逸——以白居易为中心

唐代中晚期,士人的隐逸形式有了新的变化。这时的士人逐渐放弃了隐于朝的大隐,选择在有能力为天下计时,尽力施展抱负,而当仕途不顺时,委身于闲官职位享受自由闲适生活的中隐。他们巧妙的将入仕和隐逸集于一身,在两种角色之间转换自如。中隐的出现是当时政治黑暗,士人没有保障,佛道思想影响,以及士人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和为生存考虑等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产生的独特的社会现象。     

宋南渡士人的隐逸特征——以王之道为例

南渡时期安徽人王之道诗词中流露了隐逸思想。这一思想承续了宋初形成的遁世之风,但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王之道关注民生,忧时念乱,推崇吏隐。这种特殊的隐逸思想,还体现于他对东坡的崇拜。     

东晋士人隐逸观

东晋时期士人中处优出劣和出处同归两种观念并行。受郭象玄学影响＂,守分任性＂隐逸观渐流行。东晋士人想象中的隐者风范表明：士人所认同和欣赏的理想人格是儒道兼综的。     

汉初士人隐逸情绪与汉代隐逸文学的发端

从总体上看,汉初士人对这个新兴的王朝怀有高涨的政治热情,但由于布衣将相的朝臣格局以及重黄老、轻儒学的学术环境等原因,此时的士人中也出现过一些主动疏离政治的隐逸现象。这一现象在此时的文学创作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从商山四皓的《采芝操》到贾谊的二赋,都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作者的隐逸情绪。尽管这样的内容并不代表此时文学创作的主流,但它标志着汉代隐逸文学的发端。     

王维与白居易隐逸的差异性

王维和白居易同为隐士,却由于家庭背景、人生阅历及价值观念等因素的不同走出了不同的隐逸之路。从隐居动因的差异看,王维厌倦官场,白居易属于权变之术;从隐居的方式看,王维注重大隐,白居易倡导中隐;从隐居后的诗歌看,王维风格偏重田园,白居易钟情闲适。     

关于士人隐逸思想的研究述评

关于隐逸思想,许多学者已经对它的产生、发展和流变都作过细致考察和研究,从而出现了许多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然而,关于隐逸思想的研究在趋向于深入的同时,尚存在着一些不足：存在着对隐逸、隐逸思想、隐逸文化三个概念的互相混淆使用;多数是从文学角度出发,从而使研究的史学色彩较为匮乏;研究往往集中于隐士这一特定群体,限制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过多地把隐逸与政治隔离开来进行研究,缺乏对隐逸思想的社会现实原因的解析,等等。这些都为我们继续努力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隐逸精神在士人园林发展中的嬗变

隐逸精神是士人园林艺术文化精髓之一,士人园林在自身的发展中甚至携裹着隐逸精神不断向前发展,隐逸精神在士人园林的勃兴、成熟、衰败的发展历程中实现着自身的嬗变。     

中唐文人士大夫对洪州宗的接受——以白居易、权德舆为例

中唐时期,僧俗两界思想上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禅宗尤其是以马祖道一创立的洪州宗禅思想,如“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不费心力作佛去”的理论,使得洪州宗在此期迅猛发展,为众多的文人士大夫接受。这些理论正好迎合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处世心态即既要坚守儒家治世的原则,又能保持自我独立人格。其中以白居易和权德舆最为典型,本为试对此进行剖析。     

透过唐传奇女性形象看唐代士人心态

从唐传奇中几起美丽、地位显赫的女性形象的悲剧命运,探讨了唐代士人对女性、对爱情、对仕途的心态。唐传奇中的女性是美丽的,但多数是作为男性的观赏对象而存在;唐传奇中叛逆女性命运多是悲惨的,而作者却通过一定的叙事模式使男主人公摆脱了责任;唐传奇中女性身份高贵者众多,这是唐代士子渴望与贵族女性成婚的生活追求的真实反映。     

论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的自恋心态

由于受到个性思潮的影响,明代中晚期小说呈现出士人强烈的自恋心态,主要表现在＂自炫才华＂与＂自娱游戏＂等方面。产生这种自恋心态的原因主要在于士人对自我价值的强烈关注、对自我形象的关注与评价及其对精神自由的强烈渴求等。     

点校本两唐书《白居易传》正误

两唐书《白居易传》差错较多,以《旧传》为甚,其中年代错误尤为明显。《新传》差错较少,这与《新传》后出,同时追求“文省”,省略了大部分记年有关,但《新传》对白居易卒年及年龄记载准确。新、旧《传》不能偏废,可互为印证、补充。     

中晚唐咏史诗略论

对时局深重的忧患意识和大胆的批判精神,使中晚唐咏史诗有很强的现实性,创作题材的极大丰富使中晚唐咏史诗获得了广阔的生命力,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使中晚唐咏史诗在灿烂的诗词星空中放出夺目的光辉,体现了文学艺术发展的诸多特点。咏史诗由＂史＂向＂诗＂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历史的真实向艺术的真实的发展过程,到中晚唐表现出深刻的思想性、强烈的时代特色和丰富多彩的艺术性。     

白居易《长恨歌》的层次结构划分综论

《长恨歌》是白居易感伤涛的代表作之一,其主题有讽谕说、爱情说、风情说、又有爱情与讽谕双重主题说等多种。其层次结构的划分也是多种多样,其中有两部分说、三部分说、四部分说、五部分说、两部分九段说等,并且每说之内也多有起始句上的异同,此乃“诗无达诂”之谓也。清代《唐宋诗醇》所提出的四部分说,历史最为悠久,也为现当代许多学者所宗,是较为合理的一种层次结构划分法。     

中晚唐南北治政比较

中晚唐时期南北方的基本社会态势在社会构成主体、地方主政者出身、地方与中央之间关系等方面都明显不同。在这种明显不同的社会态势下,北方胡人统治者在治政过程中多能与部众同甘共苦,重视改善统治,发展农耕生产,而南方汉人统治者在治政过程中往往并不关心生产情况好坏,只着眼于多征收赋税和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南北方不同的治政风格,导致了不同的治政绩效,中晚唐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南方,社会局势也较南方更为稳定。     

敦煌写本白居易新乐府诗三首小议

通过对传世文本与敦煌写本白居易新乐府诗三首的比较,力图恢复白诗原貌,以求更好的了解有唐一代的语言和文学.     

白居易《池上篇》考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 ,闲适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中以“知足保和”情趣的“池上篇”闲适系列作品是他“独善之义”思想的反映。本文从“池上篇”系列作品入手 ,对白居易的诗歌中的闲适作品做深层次的分析考察     

对白居易诗论的思考

白居易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诗人 ,其成就不仅表现在诗歌创作上 ,而且还表现在他的诗歌理论方面 ,文章从四个方面对其取得的诗歌理论成就进行了论述     

论宋初“白体诗”风格形成的社会原因

宋初诗坛的“白体诗”创作蔚为风尚。诗人们主要继承了白居易后期的唱和诗和轻松休闲的闲适诗,以吟咏性情见长,语言浅近率意,不事雕琢。形成“白体诗”这种风格的原因,除了宋初统治者建立的文官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实施的“三教并立”政策和其自身的喜好外,也与宋初文人士大夫们形成的安时顺命的人生哲学有密切的关系。     

白居易与周元范交游考

周元范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少被提及的小诗人,但在唐末诗人和理论家张为的《诗人主客图》中却将其列为“广大教化主”白居易的及门十人之一,给了他很高的地位。本文通过搜集整理现存古籍资料中关于周元范的相关信息,考论了周元范其人其诗、白居易与周元范的关系及其诗文交往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