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的文化使命感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感",作为社会上的广义的"仁人志士"通常所抱有的庞大的"社会责任感"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意义,其整体上的思想质地,既有现代性与传统的贯通,又有西学特色与民族文化要素的结合,属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种新气象。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进步知识分子群体中,胡适是最有清醒的、自觉的和鲜明的"文化使命感"的一位,他对于"文化使命感"的反复提出(从"为国造因"到"再造文明")及其践行,实质乃是一种"文化报国",即从深沉的爱国主义立场出发,本着对世界文化潮流的把握,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包括文化国情),而立志以个体的社会文化活动,报效于民族和国家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整体的思想文化建设,又集中表现为提高国民思想文化素质)的一种可贵的努力。如果说有什么"胡适思想"的话,此即"胡适思想"的精髓;如果说有什么"胡适精神"的话,这同样是"胡适精神"的最具光彩、也最具深刻文化价值内涵的一面。其实际的社会影响,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从‘五四’开始形成的新文化传统"之一。     

传统佛教思想的近代性格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它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及文化价值秩序，发展至晚清中国，已略具两千年的悠久传统。虽然，佛教在逐渐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曾被统治者利用为神道设教以安天下的宗教工具，曾与各种民间习俗、迷信混为一体，但在其真正的文化层面上，却一直涵育着追求宇宙、社会、人生真实知解的理性精神。因此，一旦具有相应的时代及其接受主体，它就有可能释放出能够契应时代、启迪思想、关怀人生的精神力量。关键是在于对佛教文化传统的再选择与再诠释。近代中国提供了如此一个时代背景；部分慧眼独具的知识分子则承当了这一历史的使命。…     

略论古希腊文化中的理性精神

希腊古典文明的基本文化精神,奠立了科学理性这一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从不同的角度对古希腊理性精神进行阐释,体现了古希腊民族热爱智慧的求知精神,深究了自然万物的根源以及普遍本性,确立了人作为理性主体的中心地位,同时也追寻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古希腊文化的共生共存形态,蕴含着古希腊民族对自然、社会、人生的一种独特思维方式.     

理性精神的弘扬与当代中国的实践

在传统中国,弥漫整个社会的实在是伦理理性、实用理性的精神,它虽然在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以及民族文化的连续性等各个方面,确实起到过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成为宗法人伦社会的最有效的思想基础,但是,它也使自己逐渐失去自我创新的思想机制.在面临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中国,我们必须确立起一种科学合理的理性精神.     

五四时期文章观念的变革与重建

从辛亥革命的爆发至五四运动的兴起,这是中国历史上光华灿烂的年代。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现代意识、科学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估。其中,作为思想文化的主要传播媒介——文章的观念也进行了重新检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下面,分三个方面作一扼要评述。     

冯桂芬社会整合思想探析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怎样解决社会问题,使社会形成一个有序、正常发展的轨道,从而达到内能治民、外能敌国的目标,冯桂芬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社会整合思想。文章从加强宗法组织与宗法等级制、仿"三代圣人之法"以固国本、学西洋长技以强国富国三个方面对冯桂芬的社会整合思想进行阐述,展现了这一思想提出的背景、内容及意义。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话语表达的三重逻辑——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话语考察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话语表达,是认识和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一个重要视角。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话语表达具有三重逻辑：反思与批判话语表达的精神觉悟逻辑,是对自鸦片战争至五四以前学习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自省,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抨击。启蒙与救亡话语表达的五四运动逻辑,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与科学精神催动了新思想新文化新话语的生长,五四运动为先进知识分子确立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救亡新时代。改造与革命话语表达的马克思主义逻辑,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创造另一种新生活、另一种新社会的主流话语,坚定走俄国人的路的先进知识分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劳动群众相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一个优点和特点。这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现实动力,指引了前进方向。     

高校统一战线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要性研究

中国共产党人一向重视文化建设问题,建设社会主义主义文化强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高校统一战线是党外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高校统一战线践行以"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为核心内容的"同心"思想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知识分子注重个人修养、强调"传承文化""教化民众"传统的历史使命,也是高等教育这一特殊岗位和统一战线这一社会团体的职责。     

“悲哀”的本质是什么——贾植芳人生形态研究

贾植芳《人的悲哀》折射了五·四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们的人生形态。这种人生形态包含着知识分子从山西"乡绅"、"书斋"读书到参与"社会"的身份焦虑;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于"社会"的重新发现和革命向何处去的思考。     

邓小平与中国知识分子(下)

（续上期）四、思想改造：一个被赋予现代含义的新命题党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后着重提出来的,其对象主要是从旧中国过来的几百万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正如中国革命需要千万知识分子参加一样,新社会的建设更加需要知识分子参加。知识分子以什么样的世界观、价值观看待新生的社会,以什么的姿态参与新社会的建设,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成为党可信任的依靠力量,这是一个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带着旧中国知识分子某些固有的特点：习惯沉溺于“希望”之中,…     

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抗争方式——论杨绛的知识分子写作特征

杨绛是中国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碰撞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杨绛亲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改造运动。这些因素使得杨绛作品表现出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另一种方式:不同于之前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政治的深度关注、积极批判或直接介入,而是温婉、平和中表现出浓厚博大的社会关怀意识。     

社会民主进程中的学校重建——杜威教育思想中的一个核心主题

社会民主与学校重建的关系是杜威教育思想中的一个核心主题。工业革命以及随之引起的在科技、交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诸领域的全面变革,对美国民主构成了严峻挑战。从哲学高度,深入反思学校如何重建和变革,以在美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中扮演更为积极、有为的角色,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杜威从教育的角度,重构了民主概念,主张学校应超越旧个人主义的狭隘性,通过主动作业培养未来公民的民主意识和社会精神。20世纪20年代前后,杜威的教育思想发生转向,对制度化教育在社会民主进程中的功能的有限性的认识更为清晰,但终其一生,杜威都未曾放弃对学校重建问题的关心。杜威有关民主和学校重建关系问题的思想十分深刻,超越了杰斐逊和贺拉斯·曼等前人,影响了克伯屈和拉格等社会改造主义教育家。在美国教育史中,杜威是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师。     

19世纪上半叶俄国文艺、美学思潮及其演进格局

19世纪上半叶是俄国文艺思潮、美学运动态势等诸多方面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精英知识分子特别是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们开始了在俄国和西欧双重文化交流、碰撞的条件下对本民族审美意识、民族文学发展前途的百年思考。这种紧张思考的大方向是在充分认识和学习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前提下,确立俄罗斯文学在欧洲乃至世界的独特文化身份,因此建立与民族文化身份相适应的民族审美意识就成为这一时期不同流派艺术家和批评家们的核心诉求。     

二十世纪初文人的边缘化与文学"游戏"说的萌生

中国小说由小道向主流的地位升迁,得益于晚清精英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植人。与此同时,一种潜在地受西方影响的文学“游戏说”消然产生。晚清文学游戏说,是一种既不同于新小说家之“载道”功利,又有别于传统中国小说之消遣娱乐的具有现代美学意识的文学观,它产生于晚清一批与“科名”失之交臂,或有意无意间沦为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中。论文以《游戏世界》、《小说林》杂志及王国维、周氏兄弟为个案,对这个文学思潮的产生与状况进行描述。     

“五经博士”的设置与儒学尊崇地位的形成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兴太学”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在中央官学皆重视置“五经博士”——确定儒学为主要专业和教学内容,并不断地通过这种方式选拔读书人加入官僚集团中,从而使儒学尊崇地位逐渐形成,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文化。这反映了中国古代中央官学对传承社会主导思想文化所具有的主要功能和作用。     

论30年代“亭子间”青年文化与上海文化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从上海"亭子间"的恶劣物质生存环境中产生了左翼文化人群体的青年文化,即带有边缘性和激进性的"亭子间文化"。亭子间文化相对上海文化既具有接受性、继承性因素,又具有反抗性、冲突性因素,并通过30年代左翼青年文化人的社会交往的两面性体现出来。亭子间文化在上海城市生活语境中产生、发展,又与上海城市气氛融为一体,它有着以上海文化为背景和参照系的一面,从特定角度反映了它在上海文化系统中的青年亚文化属性。     

南宋地方官学的修建与士人参与

南宋时地方士人直接参与地方官学修建活动,并以资金直接参与和非资金参与两种方式发挥自己的作用。南宋时期士人群体的壮大及"以天下为己任"意识的增强,促使士人参与官学修建,某些地方政府在官学修建中的"缺位"给士人参与带来契机,不同地域的社会习惯决定了当地士人的参与程度。通过不同方式参与官学修建,南宋士人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     

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现当代文化

从整个人类文化的角度,知识分子文化始终是处在国家主义文化和无政府主义文化之间的夹缝中,并受到从两个方面来的排挤和压制的文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其自身也有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种思想倾向,但它们从根本上不等同于中国古代的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是两种知识分子文化形态,这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带来了复杂性和艰难性.加强文化选择的自觉性,并且自觉承担自己所选择的文化道路上的风险和困难,尽量克服自我文化选择的盲目性,是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应当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1957年“百家争鸣”转变为“两家争鸣”的原因探析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繁荣进步的根本保证。1957年,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和不断扩大,“百家争鸣”变为“两家争鸣”。百家争鸣的原初理论设想以及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认识分歧是从“百家争鸣”转变为“两家争鸣”的主观原因。     

“于丹现象”浅析

“于丹现象”是一个新起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议。文章着重从它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根基、争议焦点、与主流意识的关系等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加以阐述,以期对新时期如何看待新起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如何更有效地传承和普及中华文化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