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关中学派述论

东汉时期，关中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经学人物与经学作。从区域化的角度论述了“关中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关中学派”对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杰出贡献。     

永嘉学派与泰州学派思想渊源的比较研究

永嘉学派与泰州学派都是在当时商品经济刺激下产生的带有启蒙意义的哲学学派,但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两个学派学者代表的阶层也不同。永嘉学派与泰州学派思想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一定的差异。对永嘉学派与泰州学派思想渊源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两个学派的学术主旨与历史影响,从而使两个学派的历史文化成果更好地为今天的建设与发展服务。     

传播学批判学派学术思想及对教育传播的启示

本文对传播学批判学派及其学术思想进行解读,旨在借鉴不同流派的长处,从教育传播技术、教育传播研究方法以及教育传播效果等方面揭示了批判学派学术思想对教育传播的启示与指导意义,以促进教育传播学的研究与实践的发展。     

张载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北宋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人,是有名的教育家。他讲学关中,其学派称为“关学”。“关学”是理学四大派之一。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教和学的主张。张载认为,教师要了解学生,并根据教材的难易而因材施教,所以他说:“教人者必知至学之难易,知人之美恶;当知谁可先传此,谁将后传此。”除了正面的施教,他还认为,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在《正蒙·中正篇》中写道:“‘有如时雨化之者’,当其可,乘其间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为而后教之     

清初贴学派书法略论

清朝前期的书坛,贴学兴盛并形成“大一统”的局面,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贴学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研究清朝书法的发展过程不能局限于后期的碑学派,对前期的贴学发展及贴学派书家取得的成就也应给予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企业知识管理的内容框架研究

企业知识管理的三大学派行为学派 知识管理的行为学派认为，“知识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他们主要研究人类个体的技能或行为的评估、改变或改进过程。他们认为，知识等于“过程”，是一个对不断改变着的技能等的一系列复杂的、动态的安排。这些学者要么热衷于对个体能力的学习和管理方面进行研究，要么就在组织的水平上开展研究。行为学派研究的角度包括：从组织结构的角度研究知识型组织；从企业文化的角度研究知识管理观念，如学习型组织；从企业战略角度研究企业知识管理战略；从人力资源的绩效考评和激励角度研究知识管理制度；从学     

经世致用之学究竟始创于何时何人并大盛于何地?

以往国内学术界都把“经世致用”之学,最早追溯至以南宋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笔者经过多年研究与认真考证,认为“经世致用”之学的最初发源应是南宋胡宏、张栻所创立的湖湘学派,经过明末清初王船山的系统阐述与丰富发展,至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年间而大盛于湖湘大地。     

英国经验：不仅仅是伯明翰——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

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是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分支。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 这两个学派有着完全不同的学术路径和理论指向。本文通过分析两者文化研究的不同路径,最终说明:无论是法兰克 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其文化研究的路径、方法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坚持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却是共 同的,而这恰恰是值得我们当下借鉴的。     

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学习理念的比较研究

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关于“学习”的思想非常丰富,在学习理念方面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泰州学派坚持独立思考,不迷信传统,永嘉学派同样主张思考,反对盲从。在学习问题上,泰州学派主张有一个老老实实的态度。永嘉学派同样认为学习必须勤苦。泰州学派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倡乐学精神,永嘉学派不讲乐,但讲志。对待实践,永嘉学派的实学精神与泰州学派的实践中学刁都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可以说．泰州学派注重的是如何获取知识,怎样获取知识的问题,而永嘉学派所理为关注的则是怎样通过实践性学习更好地为社会实践服务的问题。两者各有侧重,也各有千秋。     

关学哲学大师张载

张载(1020—1077)北宋杰出的哲学家,关中学派的开山祖师。张载字子厚,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生于长安,随父侨寓于凤翔眉县横渠镇(今陕西眉县横渠镇),成名之后即在横渠镇讲学,人称横渠先生。因弟子多为关中人,人称他的学派为“关学”,     

永嘉乱后河东薛氏南迁江左考述

永嘉丧乱之初,河东薛氏凭河自固,自保不迁。直到刘裕平关中后,河东薛氏部众开始分散播迁,总体而言,河东薛氏南迁江左共有三次,前两次在刘裕失长安时,一支主动避难南迁,一支以俘虏被裹挟南下。第三次即北魏太武帝年间薛安都反叛逃奔刘宋,史书关于薛安都南迁时间和事件记载不一,应以《魏书》为确。三个南迁房支中一支较早北归,另两支以薛安都为代表,在刘宋时期凭借军功成为孝武帝勋旧,为＂义嘉之乱＂核心人物,威震南境。义嘉之乱被平,薛安都举州降魏,薛氏大部北归,齐梁之世虽仍有薛氏成员活动,但已十分寂寥,梁代以后河东薛氏在南境几无踪迹可寻。     

从《中庸章句》引注看朱熹经典诠释的原则

《中庸章句》共引注9家24处,含汉魏古注和宋儒之注。朱熹秉持公正的经学观、正视汉魏经学功绩并予以合理评述;其善集注家之长,引郑玄、王肃注多聚焦章句训诂和简明解语。引程子注最多,但未标明是程颢或程颐,有和会二程之意注经的做法;引注多出自《程氏遗书》《程氏外书》,《二程集·中庸解》撰者实为吕大临,朱引程子注不出于此。朱熹对杨时、游酢、侯仲良学养多有嘉许,但因他们解《中庸》杂糅佛老思想、偏离圣人学说,故引注数量偏少。朱熹熟识张载作品且在心理上钦慕其学说、又高度评价吕大临所解《中庸》,故关学代表引注比例较大,彰显其超越学派之分、褒贬有别的治学精神。朱熹释经理学色彩较浓,但未囿于当时义理解经思潮,呈兼顾文本之义、作者原意和读者所悟之意的多维诠释视野。     

桐城派与汉宋之争

汉宋之争,是清代学坛的一椿要案,桐城派与之有着不解之缘。乾隆年间．姚鼐与戴震公开对抗．嘉道年间,方东树与江藩再起波澜,桐城派始终是汉宋之争中宋学派的主要阵营。这既是门户之见使然．更是桐城派尊崇程朱而重治“术”与汉学家尊奉汉学而重治“学”的学术分歧导致的必然结果。嘉道时期的桐城派主张汉宋兼采,表现出开明的学术态度。但是,用汉学之“学”补宋学之“术”,汉学为宋学服务,才是他们的最终意图。     

明代朱睦《易》学初探

明代开封周藩的宗室学者朱睦以其经学造诣之深,藏书之富及创作之丰而闻名于当世。而在其经学体系中,又尤以《易》学见长。通过《易学识疑》与《授经图义例》等代表性著作,朱睦形成了由辨析《周易》文本,到解释经传大义,进而阐发易学思想,总结《易》学传承史的学术体系。其超越宋儒成说,回归汉学以及象数、义理兼采的学术特点也由此体现。     

蜀学的性质与文化渊源及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

蜀学概念内涵的丰富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西汉时期,引进并接受中原儒学以发展文教事业;两宋时期逐渐形成以苏学为代表的地域学术特色而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迄于近代它又吸收新学而获得新的活力。在此过程中,蜀学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传统。它以四川自西汉迄今的学、术为研究对象,重点是经学、哲学、史学和文学,而以它们体现的学术思想的研究为核心,包括蜀学理论、蜀学史、蜀中学者、蜀学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是四川文化中高层次的理论研究。从文化渊源看．蜀学是中国学术的一部分．它与“巴蜀文化”是毫无关系的。     

越文化视域下明嘉靖初年越中阳明心学的勃兴与流播

明嘉靖初年越中阳明心学的勃兴与流播,追根溯源是受到越文化传统精神的深刻影响,孝道、易道、士道之文化内核成为阳明心学孕育与发展的丰富土壤。王阳明晚年居越城六年,虽身处逆境,但其通过著书立说、讲学论道、书信交流及山水游历等途径,兴起了一场以倡明"万物一体"学说为指归的王学振兴运动,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上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万物一体"学说的提出,最终圆通了阳明心学体系,扩充了阳明心学的境界,标志着王学发展进入最辉煌的阶段。王阳明晚年在越城的传道活动,对于越中王门的形成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对于彰显越文化的时代精神则是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唐代薛道衡子孙的文学创作与成就

河东薛氏是唐代重要的世家大族,也是文学世家。薛氏家族中,道衡之子薛收、孙薛元超、曾孙薛曜、薛稷及玄孙薛奇童等人,作为家族中的道衡一支,继承先人的文学传统,通过诗文创作、文人唱和和提携后进等方式,取得了群体性文学成就。这使得薛氏家族文学在中古家族文学的研究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英敛之与吕氏三姊妹的交往考析简

英敛之与吕惠如、吕美荪和吕碧城是清末民初教育界和文学界重要的人物。英敛之与吕氏三姊妹交往甚密,他们的交往促使了北洋女子公学的创办,也推动吕氏姊妹在文学上的辉煌。通过对英敛之与吕氏姊妹的交往的考订．透视清末民初英敛之和吕氏姊妹在思想上的互动,解析英敛之和吕氏姊妹思想和生活轨迹的变化。     

薛蕙文学交游考论

薛蕙是明代中期著名诗人,其文学交游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与前七子派的文学交游,二是与六朝派的文学交游,三是罢职后无意为文时期的文学交游。其中,薛蕙与王廷相、何景明、杨慎交往最深。可以说,王廷相是薛蕙在文学和学术方面的启蒙人．何景明是薛蕙的文学知己,而杨慎则是薛蕙的文学和政治同道。因此,薛蕙是明代中期主流文坛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宋代家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评李如冰博士《宋代蓝田四吕及其著述研究》

宋代蓝田吕氏家族对宋代学术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李如冰博士《宋代蓝田四吕及其著述研究》对蓝田四吕进行了深入系统而又全面细致地探讨.作者凭借扎实的文献学功底、深厚的史学知识、简洁明晰的语言表达和严密周到的逻辑思维,对四吕家世渊源、生平事迹、姻亲交游、著述贡献、文学观念、家学传承等做了详细的考证分析,使此书颇具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