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的有效性:中国的问题与对策

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有效性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政策评估问题。从宏观层面看,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主要指外部质量评估体系,它包括政府评估、质量认证和大学排名等。根据政府介入程度的不同,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可分为认可型评估和认证型评估。从问责制的视角看,中国实施的第一轮本科教学评估实质上是一种政府对高校的问责制度安排,属于行政问责。第一轮本科教学评估的有效性被认为"一般",基本上被认可,但改进空间巨大。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的有效性,必须建立社会问责机制。     

高等教育质量问责制度初探

教育质量问责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的实现具有现实意义。高等教育性质决定高等教育质量的利益相关者,而利益相关者正是问责主体;高校质量责任的承担者是高校的管理者、教育行为的实施者以及接受者。从这些维度出发来确定高等教育质量责任、责任追究和问责救济,从而初步设计符合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特点的问责制度。     

高等教育问责与质量保障

从商业领域到公共领域,再到教育领域,＂问责＂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高等教育问责可以分为内部问责和外部问责、社会问责与行政问责两大类。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已经比较注重问责主体的多元化,逐步由单一问责向多元问责转变,但仍然以政府的行政问责和高等学校的内部问责为主。通过加强高等教育问责,能够提高高校的办学质量,使得教师的教学和科研以及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保障,重建社会对高校的信任。     

高等教育质量问责的能力限度:问题与出路

问责作为一种有限理性的制度行为,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实践中产生的效果并不理想。制度供给不足、问责路径依赖、管理主义盛行和工具理性偏向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问责的作用范围及能力大小。问责只是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不能把问责自身的合程序性作为问责能力的判断标准。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问责能力需要加强问责规制建设,完善多元参与的社会公共问责结构,构建高校为主体的问责机制,以及回归教育性问责的价值追求。     

高等教育问责对本科教学评估的追问

高等教育问责的主要目的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不同的问责主体决定了高等教育中的多元问责形式,主要包括官僚问责、专业问责和市场问责。官僚问责强调自上而下的行政式问责,专业问责则关注同行评估和教师群体对大学质量的贡献,市场问责强调学生和社会需求对大学办学的反馈机制。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问责机制,本科教学评估正在进行第二轮的审核评估。公众对大学的信任需要构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问责机制,旨在提升教学质量的审核评估在现实中仍然面临着挑战,这与当前大学学术管理制度有关,本科教学渐渐丧失了功能发挥的硬环境和软环境。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问责机制呈现出专业问责不断退化的现象,但坚持大学的主体性与教师学生的主体地位,其共识仍然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审核评估强调的同行评估和大学自我丈量,呈现出中国高等教育问责主动融合专业问责和市场问责的趋势。在多重的评估与质量保障体系下,重塑学术人员的专业自信不仅需要外力驱使,更需要从根本上构建赋权于学术人员生长的环境和制度。本科教学评估政策的不断深入也是与中国高校人事管理改革和聘任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去行政化、教授治学、学生在学体验调查等实践均是对完善问责制度的回应。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透视(笔谈)

教育部拟建立全国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表明我国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期待已从学校层面上升到了国家意志层面。2011年9月底,39所"985工程"大学首度公开发布了各自的《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说明我国高教界已开始对社会期待和问责作出回应。尽管不能说各大学不重视,但它目前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信息平台、质量保障和管理监督的功能。作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重要举措,它还有待于从质量标准、报告内容和形式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高等教育质量社会问责中应解决的几个问题

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社会问责是高等教育质量外部监控的重要手段。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社会问责是公民或社会组织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高校内部管理制度及运行状况进行评估,促使高校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建立完善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社会问责必须解决问责的衡量标准、问责主体的法律权限(地位)、建立高校信息披露机制和问责回应机制等问题。     

我国高校财务领域有效问责与办学活力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问责制度逐渐成为社会契约的一个内容,我国高校财务问责也逐渐开始成为受人关注的话题.在我国,政府对高校的深度干预既是影响高校办学活力的原因,也是造成财务问责制度无法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鉴于西方国家在同责制度上的经验和教训,我国高校财务问责制度应按照有效问责的目标进行完善,既要达到问责的目的、又要保障办学活力,还要最大限度的节约社会资源.要做到有效问责,就要准确地把握问责的目的,重新确定高校的责任边界,合理安排多种利益关系,逐步推动问责过程.     

从政府问责到社会问责:中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是指系统化、常态化和制度化的外部质量评估体系,它包括认可评价、认证评价和社会评价。中国高等教育评估体系是以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为主体的综合评估体系,属于认可评估制度的范围。从社会问责的角度看,认可型评估体系具有5个特点:以惩罚机制为主的激励方式,以过程导向评估为主的问责内容,参与者范围有限,问责的制...     

中国高等教育政府问责的缺位与补偿——中美教育工作年度报告对比视角

本文以政府高等教育问责为命题,基于中美两国政府和高校问责报告案例的对比与分析,发现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政府年度问责报告存在四点缺位。它们分别是问责主体、客体不明确,问责程序不完善,问责法律依据不完整;忽视财政投入、教育公平、大学生就业等社会关注度较高问题的回应,问责数据陈述性多而可比性不足;中央与地方问责权责体系不清晰,中央政府问责过多,地方政府问责特色不明显;同体问责多而异体问责少,绩效问责与财政拨款脱钩,问责结果利用有限等。由此提出加快高等教育问责立法,重视财政投入问责,增加教育公平、社会就业等社会责任问责指标,鼓励地方政府和高校结合自己特色进行问责等补偿措施。     

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制度探究

问责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成为诸多国家教育改革的热点,是政府部门及社会公众监督管理高等教育的重要手段和形式.美国高等教育通过采用履行问责制度来有效回应高等教育利益相关方的责任诉求,同时也顺应了高等教育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要.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出现各种问题,通过研究实施有效的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制度,可以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提供一些启示和建议.     

美国高校院校研究回应公众问责的经验与启示——以加州大学院校研究为例

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问责起源于基础教育的质量问责,其目的是增强高校办学透明度、发现存在的问题和确定需要改进的领域,最终提升自身治理效能和院校绩效。院校研究为强化美国高校回应公众问责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主要做法包括：为全国性信息公开化平台提供数据、编撰所在高校的问责报告、开发所在高校的信息公开化平台以及为媒体和相关利益人开展问责提供数据。加州大学院校研究回应公众问责是其决策服务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价值是从回应外部质疑的“被动问责”转向“主动问责”,也就是通过常态化的自评,定期将结果向社会公布。这种转型不仅是高等教育问责态度的转型,更是高校办学质量主体角色的彰显,反映出高校具备接受社会监督的意愿、承担办学责任的勇气和改进质量的决心。以此为借鉴,助力高校实现“主动问责”,中国需制定信息公开化的法律;高校须完善数据管理制度,塑造质量责任主体意识以及通过院校研究呈现办学绩效数据、提升回应公众问责效能的环境,开发整合型的数据系统。     

高等教育“问责三角”的主要实践与国际趋势

在伯克构建的高等教育"问责三角"中,政府优先事项、学术关怀和市场力量处于不断冲突和调和的过程中。认证、学术审计、评估和绩效拨款等不同的问责形式在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趋向。认证及学术审计主要是对学术的关怀及对政府力量的回应;评估直接服务于院校自我反思和质量改进,间接服务于外部问责所需;绩效拨款强调政府权威。不同的问责制度之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关注的焦点有内外之别,院校行动的驱动不同,对问责结果是否可以统一比较存在分歧。总体而言,国际视野下的高等教育问责制度,问责力量不断向政府和市场两极偏移,学术力量有所消减。因此,良好的问责框架构建需要专业问责的回归、深度学术关怀和"三角力量"的利益平衡。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内部问责制——以莫纳什大学为个案

内部问责是高等教育问责制度的重要组成方面,也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保证其教育科研质量的重要手段。通过内部问责,高校不仅可以对自身有更清晰地认识,从而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改进方案和政策,促进学校的教学和科研,而且可以阻止外部对高校进行过多地干预,保护学校的自治。     

对成人高教学士学位工作的几点思考

从１９９０年起，我国开始在成人高教本科毕业生中实施学士学位授予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成人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整体提高成人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现行成人高教对本科毕业生实施学士学位制度的办学形式有夜大、函授、电视大学和自学...     

高等教育评价制度中的权力及其分配

高等教育评价制度的核心在于权力,拥有评价权力的主体有权要求高等教育实行问责,并对高等教育发展施加影响。每一种类型问责都有其相应的评价形式,从而形成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评价制度。评价权力的平衡与协调既是权力分配的出发点,又是权力分配的最终归宿。在防止重复评价的基础上,建立以高校自我评价为基础、以行政性评价为指导、以第三者评价为核心的多元化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是高等教育评价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创新体制机制与培育质量文化

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灰色系统,教育质量的概念具有模糊性,质量建设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建设既需要创新体制机制,让市场竞争机制在质量建设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要着力建设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从质量问责走向质量合作,形成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基于信任的高等教育质量治理体系。     

公共高等教育的绩效问责探析

公共高等教育依赖于社会公共财政，行使着社会公共权力，但其绩效问题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监管。绩效问责是指公共权力者对绩效的回应能力，它通过汇报、解释、证明等方式，来确保政府部门、社会机构或个人对高等学校的资源使用及效果进行监督与评价。绩效问责不仅可以有效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利益，也有助于加强高校与社会的联系，提升公共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效益，是我国当前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关键所在。     

美英高等教育问责制度比较分析及启示

国家权力、市场力量和学术立场作为高等教育外部问责的三种主要力量,构成了高等教育问责三角。英美两国的高等教育问责具有一定差异,美国主要由州政府相关机构负责进行政府问责,而英国是由政府相关机构对全英所有大学进行政府问责;美国专业问责主要是由高等教育质量认证机构进行,而英国的专业问责主要通过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AA)和专业协会进行;在市场问题方面,美国大学生满意度调查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多是私立非营利组织,而英国全国范围的大学生满意度调查则由政府机构负责组织。     

从管理到治理：中国高校问责制范式转型

中国现行本科教学评估制度实质是一种政府对高校的问责制.该种问责制属于管理视野中的问责范式,为了提高制度运行效率,须向治理视野中的问责范式转型,即建立中国高校社会问责制.应从高校社会问责的六个构成要素:期望与需求、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通过提高高校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意识、健全问责机构、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等措施促进制度的渐进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