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政治正义的内在逻辑生成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内在逻辑演绎包括两个环节：德性正义是城邦政治正义的根本价值追求,是对城邦个体生活的内在本质观照;友爱正义是德性正义在城邦公共生活中的外化,是维系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公共法则。从德性正义演化为友爱正义,二者共同构成了城邦公共生活的价值规则和行为规范,以城邦公共利益为依归,是对城邦秩序内在本质的表达。亚里士多德这一政治正义的内在逻辑生成轨迹达到了古希腊政治正义思想逻辑演绎的制高点,对后世正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外国人在民族国家境内犯罪的刑法应对——以中国刑法为例

全球化时代外国人在民族国家境内犯罪主要采取主权治理模式。国家刑罚权的根据相对于国民、外国人不尽相同:刑罚适用于国民旨在确证其缔造国家共同体的社会契约的自我决定意志,使其获得复归国家共同体法秩序的基本条件;刑罚适用于境内犯罪的外国人旨在确证其为在境内社会生活而参加的"居住性契约"的自我决定意志,是否使其复归境内社会生活则需要结合其继续"缔约意思"与"履约能力"予以具体判断。民族刑罚正义是主权治理下刑法适用的合法价值观,在方向上应当保持与全球刑罚正义的一致性,实现一种"商谈"的正义。     

公共理性的公民资格与多元社会的正义秩序

罗尔斯以其敏锐的目光洞察到现代社会由于个人自由和公共自由、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及失衡所造成的种种政治合法性危机,通过其前期无知之幕之后所隐含的公民设计以及后期明确表达的公共理性的公民资格观念,表达了以公共的正义规范制衡私利,调节自由市场的自发后果,抑制市民社会个人私利泛滥、促进积极自由和公共利益,在个人和国家、个人和社会之间保持一种适度平衡,从而保持多元社会正义秩序的理论旨趣,体现了西方公民资格理论的自由主义传统和公民共和主义传统交叉互渗的当代发展趋势。     

中国政治的回应性与调适性——兼评闫帅新著《回应性政治发展》

闫帅博士的新著《回应性政治发展》以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历史性转型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政府转型过程中政治秩序再造的逻辑和内在机理,进而将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概括为"回应性政治"。在这种"社会有需求,政府有回应"的国家-社会互动模式中,执政党和政府通过不断的调适和学习,不仅在主动回应社会需求的过程中构建了相对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而且在推动政治发展、实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实现了兼具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国家治理。在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渐进增进政治回应性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当然,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党和政府对社会抗争的回应,还应重点关注政治体系自身适应性调整的主要实践和基本脉络,充分挖掘中国政治回应性和调适性共生并存、相互强化的内在机理。     

善治语境下大学治理的价值诉求与实践路径探讨

善治是经济和社会管理领域的重要理念,近年来日益被运用于国家公共组织治理,并依此探寻公共部门的治理路径。大学是知识型公共组织,大学善治的提出缘起于社会善治和国家善治。善治语境下大学治理以正义和效率为价值选择,善治的合法性、法治性、透明性等实践特征有利于促进大学办学正义,与此同时,其责任性、回应性与包容性等则是效率生成的重要保证。基于这种认识,文章提出了大学善治的实现路径,即进一步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搭建对话平台、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     

中国古代“天学”理念与政治合法性信仰的建构

中国古代的"天命"范畴应当包括"天象"、"天数"和"天意"三重要素,其中前二者具有较多的客观性,而后者则体现出更强的解释性.正是在客观性与解释性所构成的紧张之中,给政治合法性之权力争夺,准备下了表演的舞台和施展的空间.因此,"天命"范畴是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信仰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之一.     

虚拟社会治理的概念定位与核心议题

一国的虚拟社会治理不仅要具有国家特色而且要兼备世界特征,但怎样获得这两种禀赋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选择过程。现实中,虚拟社会治理不仅受制于网络工具逻辑和虚拟行为特性,而且与国际政治生态有关。虚拟社会治理是虚拟实践有序化与合秩序状态的实现过程,其微观形态是网民生活样态的范式化、宏观形态是网络合作关系的模式化、历史形态是自由与秩序的网络均衡。由于国家干预和政府管理遭遇了"合法性危机",因此网络规制的正当性应是分析虚拟社会治理问题的始端。与此相联系,其核心议题包括虚拟社会治理的边界划分、权力结构以及国家民族特色等。     

正义秩序之追寻——兼论罗尔斯的公民资格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直存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不同的公民资格传统,前者视个体自由为最高政治价值,后者视美德为最高公民典范.罗尔斯一方面对自由主义仅仅强调个体权利的倾向作出修正,增加了公民资格理论对实质平等的关心,用以解决社会正义问题,一方面提出一种公共理性的公民资格观,用以解决多元和统合的政治正义问题,从而在其正义理论的框架中彰显其独特的民主公民资格观,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不同的公民资格传统进行了一种调和,目的在于:在个人自由和市场社会基础上重建公共自由和集体认同,以维持和保障正义之秩序.     

论政治权威及其合法性基础

秩序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首要目标,良好的秩序是社会起性速行和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一定的秩序需要政治权力来建构和维持,但政治权力解决的是政治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政治秩序要持久存在．还必须具备相应的合法性基础,即建立政治权威。本文通过梳理中外学者对合法性基础理论的阐述,认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存在于这三个层面;意识形态的规训性、政治过程的守法性和政治产品的有效性。     

现代社会政治体系合法性问题探讨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体现为社会成员对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与认同。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任何政治体系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问题，因而政治体系在合法性创建、维持与危机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地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致力于建构以执政党权威为基础，以意识形态的创新为导向，以公共权力有效制约的制度安排为核心，以提高政府绩效为目标的现代性的政治合法性体系。     

合作医疗与政治合法性--一项卫生政治学的实证研究

当前中国政治合法性建设有两种发展路径:福利政治与权利政治。本文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例,指出党和政府倾向于通过建立福利政治、重建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方式来达到扩大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目的。虽然这是一种政治文明进步的体现,但是缺乏公民参与权利的福利政治会严重制约福利政治的建立与实施,也会影响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扩大效果。因此,本文建议应当树立权利政治思维,在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建构过程中赋予公民更多的参与权、知情权、自治权,从而使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权利保障的福利政策之上,才不失为一种更稳固和有效的选择。     

新形势下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研究

公共政策的制定是政府公共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关键环节,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扩大有序的公民参与,它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内在要求。探讨转型时期我国公民参与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途径,对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及保障公共政策的民主性与合法性、秩序性与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公共政策合法化

在民主宪政国家,公共政策合法性的获得有赖于合法化的过程。公共政策合法化可以分为两种路径,或者称之为两种形式,即形式的合法化与实质的合法化。形式合法化是程序性的,实质合法化是理念认同性的。合法化的意义重大,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政策传统深远的国家里更是如此。探讨政策合法性的路径及公民参与对于政策合法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与价值。     

浅论网络公共领域与公共政策合法性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进程的发展,公众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成为人们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关系到公共政策能否以及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问题,公共政策只有具备合法性才能够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和执行。对于转型期的我国来说,要有效消解公共政策的主体合法性危机、程序合法性危机、价值合法性危机,则必须重视以公众参与为主体的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发展,有效地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平、正义,代表公共利益的价值得以实现,为公共政策提供了主体、程序及价值合法性。     

浅析我国公共决策中的社会参与问题

公共决策中的社会参与水平是衡量现代公共决策民主化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公共决策参与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决策的社会认可度和合法性。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应当从公共决策体制的转型、公共决策参与平台的扩大以及公众决策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培育等方面加以改革和完善,进一步提高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合法化。     

保护舆论监督的司法原则探讨

作为私权的名誉权保护与作为公权的批评监督权的保护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权利的相互性使得新闻舆论监督的合法性受到名誉权滥诉的干扰。保护舆论监督应确立一种能避免更为严重的损害方式来配置公权或私权的司法精神：诉求名誉权保护的主体应予限制，公共权力机构及公益组织不轻易享有名誉权保护，公共权力行使者的名誉权保护亦受约束。涉及名誉受损的报道题材或内容属性方面，报道自致性名誉受损的事实，监督权予以倾斜保护。     

论公立高校学生身份权的司法救济

学生身份权是公立高校绝大部分学生的重要权利.为了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也为了监督公立高校退学权的合法行使,亟待把学生身份权的救济纳入司法领域.从现代公共行政的视角分析,公立高校退学权是一种行政权力,公立高校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公立高校强制剥夺学生身份权行为,亦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因此,司法完全可以介入,为学生身份权的保护提供司法救济.对公立高校强制剥夺学生身份权行为的目的合法性,程序正当性和校规解释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是司法救济学生权益的三种方案.     

论对等原则－不平等的合理性限度

平等原则只能对人与人之间在哪些方面应该平等予以辩护，却不能对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作出解释。后需要对等原则来说明。对等原则相对于平等原则的特点是：它们都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把握，但前都只关注人与人的差别性，后则关注人与人的相同性；前则只起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对等原则与平等原则的这些区别源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根据。对等原则以人是功能的人为根据，即社会根据每个人的功能大小及性质来分配各种利益。它的具体内容是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及付出与获得对等的原则。     

社会公器与新闻媒介

社会公器是伴随着“社会”这一管理体系的设置与发展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社会公器的特征具体表现在：批判的公共性、公开性和多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结合等方面。社会公器具有协调服务、稳定社会秩序和成为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等功能。新闻媒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器,既是一个公共信息传播的载体,又是舆论载体。新闻媒介通过与民间舆论场的重合、互动,构成了现代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有效机制,促进社会文明进步。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新闻媒介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与发展的客观需要。     

公共选择还是利益分析——两种公共管理研究途径的比较

对公共选择理论和利益分析说这两种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这两种理论的不同更多地产生于制度文化的差异,吸收这两种理论的精华是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方向。从人性假设上进行比较,这两种理论实质上都不否认人有两面性,但公共选择理论在分析上直接采用经济人的分析方法显得更加现实,而利益分析说采用比较利益人的分析法就显得更为全面。在如何看待公共利益问题上,两种理论出发点不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其无,利益分析说认为其有,这就提供了不同的思维视角,使我们对公共利益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如何看待政府利益问题上,因为这两种理论分析的情境不同而产生了差别。吸收这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是公共管理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制度建设是推进公共管理改革的重中之重;应当合理界定政府的边界,强化政府的积极作用;加强道德的力量促进公共管理,而不是单一的推进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