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幕与清初士人心态及诗风演变——以康熙己未博学鸿儒科布衣处士士人群为考察对象

以康熙己未博学鸿儒科“四大布衣”为代表的布衣处士士人群在清初大都有游幕乞食的经历。作为“谋食”之举,为人作幕被视为降志辱身之举,游幕在影响士人心态的同时,也促使其诗歌内容与诗风发生演变。另一方面,游幕为布衣处士士人群提供了相对安定的薯述环境和广泛的交游范围,大幅提升了他们的诗歌创作和学术水平。通过游幕,布衣处士士人群对社会现实认识的更清楚,对他们应诏博学鸿儒科起到了推动作用。     

傅山与博学鸿儒科

康熙十七年清廷诏举的博学鸿儒科是清初遗民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对于年已古稀的傅山而言,则是他晚年所遭遇的一次政治操守的严峻考验。作为一个清初思想文化界以反清复明为志向的遗民领袖,傅山以老病拒荐,誓死不仕新朝,虽然身心深受摧残,但最终捍卫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与人格尊严,为后人敬仰。     

“博学鸿儒科”与朱彝尊词坛唱和活动研究

朱彝尊是清代最为杰出的词人之一,其早年创作唱和于江湖,康熙"博学鸿儒科"的征召给了朱彝尊出仕的机会。通过京师词坛的唱和,朱彝尊成功地把握住了朝廷对词这一艺术形式的指向和期许,通过对"雅正"词风的倡扬,加之其它多方面因素的合力作用,朱彝尊成为清康熙词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朱彝尊家书与康熙"己未词科"史料--启功先生《朱竹垞家书卷跋》详说

朱彝尊家书,为唐长孺先生收藏,由启功先生题跋,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却从未发表.其中有关"已未词科"的记载,反映了康熙"文治"对文人出处的影响,以及"己未词科"的内幕,也可补证朱彝尊年谱.     

朱彝尊家书与康熙“己未词科”史料———启功先生《朱竹垞家书卷跋》详说

朱彝尊家书 ,为唐长孺先生收藏 ,由启功先生题跋 ,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却从未发表。其中有关“己未词科”的记载 ,反映了康熙“文治”对文人出处的影响 ,以及“己未词科”的内幕 ,也可补证朱彝尊年谱。     

从叶绍袁的《甲行日注》看明遗民心态

叶绍袁的《甲行日注》以日记形式记录了他于明亡之后的生存状态,呈现了明遗民的命运与心态。从他以及所交接的群体,可以体会到作为遗民群体的角色选择的心理及情境;从他的个人的表达里,也可以感受到遗民情感和意志的深刻与丰富。     

明遗民的身份认同与科第选择

科第背景造就了部分明末士人的遗民身份选择,遗民身份包含政治属性、社会成分两种要素,基于政治立场的科第拒斥成为明遗民身份认同的重要一环;这一选择为明遗民群体既带来了呈现并深化士人"以道自任"价值意义的机会,同时也造成了现实实践途径的缺失。随着时间流逝,政治身份认同的淡漠,科第作为强力国家制度,士人谋生及价值实现桥梁,愈发具有吸引力,最终吞噬了明遗民群体的存在。     

论遗民身份对黄宗羲思想价值观的影响

黄宗羲是明遗民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亲自参加抗清斗争,断然拒绝清廷征召,不断著书立说,探究明亡的深层次原因,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政治观、史学观、诗学观、教育观等思想观念,可以说,遗民身份对黄宗羲思想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节与忠：明遗民对明清之江南女性殉节的书写

明清鼎革之际,江南地区战乱频仍,女性的生存状况急剧恶化。面对战乱,江南地区出现女性为保全贞节而大量自杀的现象。明遗民恪守民族意识和忠于明朝的理念,其故国之思、亡国之恨的遗民心态表露无遗,并成为其精神寄托与价值取向。他们通过对大量的江南地区女性死亡事件的记述,利用江南地区殉节女性的事迹,以“天地正义仅见于妇女”为论调,借女德以讽士,折射了亡国之际对于“节”与“忠”的思考,其最终目的是维持其政治伦理与道德价值。     

清代博学鸿词科与骈体公文的写作

清代博学鸿词科诗、赋取士所产生的社会导向,大大提升了韵文的社会地位,骈体公文的写作也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因康乾两次博学鸿词科而授翰林院官的徵士,在其任职期间写了大量文辞优美、韵律和谐的骈体公文,展现了骈体公文的特有风貌。而这种创作模式也逐步渗透进其他公文的写作中,出现了不少骈散并行的公文。与此同时,骈体公文选集在社会范围内得到大量刊印,骈体公文的写作在清代呈现出了新的生机。     

把明代文学带入地狱的阴魂——洪武文字狱

比起唐朝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明代的文坛却无所作为。通过对洪武朝文字狱个案的梳理与分析,发现明代的文字狱直接影响了该时代文学的发展,是明朝文坛衰落的重要因素。文字狱像一个勾人魂魄的阴魂,在把明代文人带入“地狱”的同时,也把明代文学带入了“地狱”。     

明代科举士人群体应试心理探析

明代科举士人群体在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以及考试过程中,乃至考试结束后的各个环节中,都被一种全身心的投入情绪所控制,处于高度紧张的应试状态。这种状态进而影响到士人群体的心理,使其处于极端敏感脆弱的程度,这种心理因素又转而微妙的影响到士人的应试状态。这种相互影响的结果,在科举士人备考、应试、试后等阶段中,都会以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体现出来,成为我们探究和把握这一群体应试心理的良好素材。     

论宋代制科与学风之关系

宋代制科有助于士人求名、求知与入仕,是推动宋人尚学风气的重要因素。宋代制科采取资格审查、阁试、御试三级考试制,以论、策为考试科目,要求应试者博学与才用兼备,但由于论、策题目的设置偏重于考察博学一面,对学风影响甚大。一方面,博习强记成为必要的备考功夫,士人要博览众书,谙熟政事,同时沉潜心志,积年而为;另一方面,节取题目成为有效的备考方式。制科与宋人崇尚博通的整体学风有一定契合,不应因其存在弊端就全盘否定。     

西门庆原型明武宗考

《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的原型就是明武宗：作者依据易学理论及历史事实等，设计了西门庆的年龄，意在暗射明武宗；西门达、西门京良的命名，喑喻了“大庆法王”，即明武宗；西门庆之“藏春坞”，实为明武宗“豹房”的对译；《金瓶梅》中“会中十友”的情节并非虚构，它来源于宦官张忠自称与明武宗等为“十弟兄”的史实。     

从《明史》历志看西学对清初中国科学的影响--以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的比较为例的研究

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对《明史》历志的编纂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有较大的影响。就有关《明史》历志编修的思想、方法进行考察，尽管父子之间存在着继承的一面，特别是对于历志体例的变革性意见，即志中当载人大统历(授时历)立法之原以及回回历作表之法，但分歧的一面也是明显的，尤其是对待“西学中源说”的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关于中西学关系、人物等的评价。将黄氏父子间的异同及其影响置于明清之交的历史以及中西化交流这一大背景下予以考察，并以梅鼎、梅毂成祖孙作参照平台，有助于理清《明史》历志的线索及其关系，特别是其中西学的影响。     

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的意义及现状

明代进士登科录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宝藏，它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留下的实物例证，是研究明代人物和科举制度的第一手资料。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进士登科录的研究尚处在文献介绍、影印整理等初级阶段。个别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和利用，然而仅限于作为文献资料的征引。因此，加强对明代进士登科录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有助于后人在明史、明代人物传记和中国科举制度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充分利用其文献价值。     

明代乡绅心态剖析

明代乡绅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社会阶层。剖析这个阶层中的两部分人的心态是有意义的。一部分是被谪或致仕还乡的官员，他们的心态有消极自保的，有乐于行善的，有心忧天下的，有贪婪谋利的等等；另一部分人是尚未做官的举贡生监，他们的心态有努力进取的，有转变观念改行经商的，等等。这些人的心态不仅反映了这个阶层中不同的内心世界，而且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