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罗易与共产国际《五月指示》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先后对中国共产党发出两个紧急指示,通称《五月指示》。国际代表罗易将它送给汪精卫看。中国史学界对《五月指示》和罗易泄密一事认识不一。下面,谈点个人意见,以就教于史学界。 正值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后的革命紧要关头,罗易率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华。罗易一到武汉即与鲍罗廷发生了“政见冲突”。鲍罗廷主张推迟土地革命,罗易则要深入两湖的土地革命。他们两人的争论影响到中共五大决议案无法实行。罗易只好把这个争论不决的问题反映到莫斯科,等待共产国际的裁决。     

试论罗易泄密的原因

大革命时期，宁汉对峙局面给汪精卫提供了左右逢缘、钻营利用的机会，汪精卫也因此成为打破平衡并影响时局的砝码，这构成了罗易对基信任的基础，也是罗易泄密事件发生的客观环境。罗易本人对小资产阶级的双重性认识，奠定了他向汪粗卫妥协退让的思想基础；罗易与鲍罗廷、唐生智等人间的矛盾又催化了他走向对汪消极让步的极端，以至于最终做出把紧急指示向汪精卫泄密的非理智选择，从而给汪精卫提供了公开反共的口实。     

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国际根源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与共产国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及其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左”的估计，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战略总方针的理论依据；我国城市武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是李立三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仿效模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阶级关系的公式化、定型化的分析，是李立三制定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理论基础；联共、共产国际反布哈林右倾的竞争，为李立三的反倾向斗争定下了基调。     

“司马昭之心”

毛主席在1940年2月1日写的《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一文中,曾经用了“司马昭之心”这个成语。文章说:“盖自汪精卫倡言反共亲日以来,张君勱、叶青等妖人和之以笔墨,反共派、顽固派和之以磨擦。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     

为什么要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试验修订本·必修)上册第149页中讲“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对蒋介石、汪精卫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一再妥协退让,是党在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同时在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试验修订本·必修)下册第8页中,讲八七会议时“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在2003年6月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必修)上册第137页和2003年12月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必修)下册第7页中则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改,刚刚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谁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这个结论 ,一直阻碍着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陈独秀作出公正的评价。俄罗斯新公布的档案资料为推翻这个结论提供了坚实的依据。这些资料表明 ,以前人们所谓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重大错误 (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三大问题上的退让 ;反对北伐 ;汉口特别会议上右倾错误的恶性发展 ;对蒋介石的妥协 ;对汪精卫的幻想 ) ,无一不与莫斯科方面的指导有关 ,其中有些决策甚至是莫斯科的代表越过陈独秀直接作出的。事实雄辩地表明 ,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应承担主要责任的不是陈独秀 ,而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为首的联共 (布 )中央 ,以前加在陈独秀头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帽子应该摘掉。     

抗战时期第三次反共摩擦再研究

以往中国大陆学界普遍将第三次反共摩擦描述为国民党的反共舆论准备——反共军事行动——共产党的舆论反击——第三次反共摩擦被制止的线性过程。而笔者的研究表明,《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与第三次反共摩擦并没有必然联系,第三次反共摩擦是由共产国际解散这一突发性事件诱发的。并且在该事件中国民党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导致其对共政策严重脱离实际,最终陷入政治解决不成,武力解决不能的尴尬境地。     

简析陈独秀“三次大退让”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过去认为他在大革命时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其错误集中表现在“三次大退让”。根据近年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材料 ,这三次事件中的退让政策 ,制定者均为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决定常常意见相左 ,但最后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的意见。因此 ,将陈独秀的错误定为“右倾机会主义” ,这样说更符合历史实际。     

中国共产党兵运政策演变逻辑（1935-1940）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要兵不要官”这一兵运指导思想的局限性。此时,随着日本对中苏两国的军事威胁逐渐加强,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争取国民党高层联合抗日,我党遂根据指示扩大了争取对象的范围。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我党兵运工作针对的目标也从国民党军队转移到日、伪军。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再次大举血腥反共,我党在瓦解日伪军的同时,又将国民党顽军列为瓦解对象,并都取得相当成果。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限制中共军事力量发展原因析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国际一再阻止中国共产党发展自己独立领导的军事力量，使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当蒋介石、汪精卫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的时候，共产国际仍然下令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就使大革命的失败成为不可避免。过去一些历史教科书在总结大革命失败原因时认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自动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以致在反革命势力发动突然袭击时，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导致了革命的惨重失败。     

派系斗争视野下的"1935年刺汪案"

汪精卫于1935年在南京丁家桥被刺。此次行刺由两广资助，王亚樵等策划，孙风鸣执行，主要行刺目标是蒋介石，第二目标是汪精卫。由于蒋介石未出席照相仪式，刺蒋不成即伤汪。曲折的逻辑背后隐含着复杂的原因。     

试析建国前后共产党接管城市及对国有资产企业的管理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推进,共产党接管城市、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和各项措施走向成熟。最突出的主张就是反对并制止对城市和官僚资本企业的破坏和肢解,实行"原封原样,原封不动"的接管方式。官僚资本一般集中在城市,没收之后属于国有企业,共产党对其一般都实行了"国营"。共产党对所接管的旧企业,进行民主改革;在管理体制上一些共产党人主张实行厂长负责制,毛泽东则强调集体领导;在经营方面共产党人主张实行经济核算制,强调增产节约、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本文对建国前后共产党接管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及经营管理国有企业的政策措施进行了梳理、分析和历史反思。     

论"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政策未能实现转变的原因

“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政策转变未能实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 ,远离中国革命的斯大林 ,对瞬息万变的中国革命实际并不了解 ,所提出的政策转变 ,不符合中国实际。第二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看法上 ,一直存在严重分歧 ,没有统一的意见。第三 ,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对国民党右派一再妥协、退让     

Why children tell: a model of children's disclosure of sexual abuse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variables associated with delay of disclosure of child sexual abuse and tested a model of time to disclosure. METHOD: Data were obtained for 218 alleged child sexual abuse victims whose cases had been referred to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s. Five variables were posited to influence the delay between an abusive event and children's disclosure of that event to a reporting adult: child's age, gender, type of abuse experienced (intrafamilial or extrafamilial), perceiv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buse, and fear of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disclosure. These variables were used to create a model of factors influencing children's disclosure of sexual abuse. RESULT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ge, type of abuse, fear of negative consequences, and perceived responsibility all contributed to predicting time to disclosure. There was significant support for the model, suggesting that children who were older, came from incestuous families, felt greate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buse, and feared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disclosure took longer to disclose. CONCLUSIONS: Children's cognitive appraisal of others' tolerance of disclosure of child sexual abuse, and their own perceptions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buse, are crucial to the decision to disclose. When evaluating children for possible sexual abuse, developmental, cognitive, and socio-emotional factors need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日汪清乡运动初探

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41年7月开始,日伪在中国华中地区推行清乡运动,在实行反共政策的同时,日本妄图实现其“以战养战,速战速决”的目的。但由于政策倒行逆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加上汪伪内部的腐败纷争等等诸多因素,清乡运动不可避免的走向失败。     

共产国际、俄共（布）对于中国革命联合对象的选择——以吴佩孚、陈炯明和孙中山为例

共产国际、俄共（布）的对华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推进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以便打击帝国主义后方,摧毁其殖民体系,从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要同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甚至地方军阀保持外交和经济关系,从而保留沙俄在中国遗留的部分特权。共产国际与俄共（布）最初选择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为合作对象,后又极力促使吴佩孚与孙中山组成亲俄政府,还曾瞩目于南方的实力派陈炯明。几经波折之后,才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实力和地位不断上升的孙中山。     

王栋出而经世思想概论

王栋继承了王艮的出处思想,主张出而经世。他与王艮一样,强调讲学的重大意义,并把讲学视为圣贤经世家法,作为为士者的一种责任,作为唤醒广大群众觉悟的一种手段。王栋突破了王艮的出处思想,他认为是出是处主要看社会需要,不要过多地考虑个人的安危。王栋还从出而经世的角度看,强调安身、修身,为更好地出打好基础,创造条件,以期为安人、安国、安天下做出更大的贡献。     

陈独秀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几点理由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陈独秀所负责任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本文以为,苏联根据自身利益制定的“党内合作”政策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与服从的组织关系使中共失去了领导国民革命的自主权力;国共力量对比悬殊使得革命失败不可避免;陈独秀自身性格亦与“右倾机会主义”定性相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