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北朝佛社首领考略

东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的北方及南方的一些地区,广泛流行着一种由僧尼与在家佛教信徒混合组成或仅由在家佛教信徒组成的多数以造象活动为中心的佛教团体。这种佛教团体的名称不一,以邑、邑义、法义等名目较为多见,也有的称为邑会、义会、会、菩萨因缘     

唐朝民间佛社的居士管理

佛教团体中最关键的构成部分,在释迦涅槃之后,并不是某位具体的高僧大德,而是组织中共同信奉的传统与信念,统而言之即“佛法”;因此民间佛社在当代管理学意义上类似于典型的“使命型组织”。以主要从事的佛事活动、共同趣向等因素作为区分标准,唐朝民间佛社大体可分为四类:诵经佛社、佛事结社、经像佛社与净土法社。这四种民间佛社各个具有不同的人事关系和管理模式;具备成功社邑范例意义的民间佛社,在完成接引信众、护持修行的同时,使佛教与佛法的目标趋向一致。     

唐宋时期的邑社

邑社为中国古代广传之民间组织。唐宋时期的邑社既受限于前代结社风气，又受到历史环境限定，自成体系、别具一格。其社规、社约式的结社方式、繁多的种类、丰富的组织活动、组织的世袭性、社众的平等性、女人社的大量涌现，以及与寺院的微妙关系无不印刻着历史烙印，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再论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初的女人结社

北朝至宋初女人结社的时间分布始自公元538年,止于公元991年,时间跨度达450多年.空间分布则有原东魏和北齐控制的地区和敦煌吐鲁番.女人结社现象的出现与长时间流行,与比丘尼僧团的存在和佛教有关优婆夷经典的翻译和流传等因素有关.     

甘肃秦安“诸邑子石铭”考析——甘肃馆藏佛教造像研究之三

秦安新发现一通"诸邑子石铭",通过与秦州地区有纪年造像碑的比较,判定其应开凿于北周保定至建德三年间(561—574)。该碑为邑社造像碑,反映了这一地区的邑社组织情况,权、吕、仵等姓氏反映出北周时期该地区多民族杂居的特点,"邑头"一词为佛社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同时对相关造像碑的碑文也重新进行了校对。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社

关于法社的性质,中外学者存在不同看法,或者把它看作由在家的与出家的佛教信徒组成的宗教团体,或者认为它是由出家的佛教信徒组成的宗教组织。本文依据北齐《天保三年四月八日邑社曹思等石像之碑》及其它有关材料,指出法社实际上是祟信佛教的传统里(邑)社,法指佛法,社指春秋二社。并对法社的活动内容与法社的理论依据《法社经》的性质进行了考察。     

白衣佛小考

敦煌早期壁画中有五铺白衣佛，为佛教艺术中仅见。本文认为白衣佛是弥勒的一种瑞像，它的出现与末法思想有关。北朝至隋唐时期曾流行崇尚白色的弥勒信仰，弥勒教匪利用了这一信仰，曾多次发动起义。这显示了佛教信仰的民间化。     

论支遁清谈——以《世说新语》为中心

支遁在《世说新语》中出现近五十次,是东晋名僧与名士交游的典型。支遁清谈形式多样,内容深刻。支遁在清谈中谈著结合,先后立逍遥义与即色义,又融合为《即色游玄论》,实质是以佛解庄。王羲之、王坦之、殷浩等名士各擅道、儒、玄,与支遁有长期论战。支遁清谈的目标是会三归一,促使学理佛教走人士族社会。     

敦煌写本社邑文书年代汇考(一)

社邑(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基层社会组织。它源远流长,从先秦直到近代,在社会生活中始终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传世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纪载较少,且很零散,使人们难于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敦煌遗书中保存的近四百件社邑文书为研究者提供了生动而又具体的材料,人们不仅可以据之对唐五代宋初社邑(主要是私社)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细致的描述,还可以借助从这批文书中获得的认识对汉至唐及唐以后社邑发展的脉络做进一步考察。今人遗憾的是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确切年代,在我们搜集     

不见来香社，相思绕白莲——论晚唐五代诗僧齐己的“白莲社”情结

齐已是晚唐五代的诗僧。他一生云游四方,居所甚多。东林寺是他居住的寺庙之一,他对之感情深厚,原因在于东林寺是东晋名僧慧远的栖居修行之所。慧远内外兼修的修行模式,与名士贤人一百二十三人共结的白莲社,送客不过虎溪的名僧风范,在齐己的内心中酝藉成为一种情结。这种情结表现在他离开东林寺后,不断地用诗歌咏庐山、东林寺、白莲社、虎溪,而且还模仿慧远结社奉佛,实践以诗传道内外兼修的修行方式。这些使得齐己的诗歌具有半诗半禅的性质,开拓了唐诗的境界。     

从敦煌结社活动探讨人的群体性以及个体与集体的关系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敦煌的历史,敦煌人民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敦煌历史上,曾广泛盛行一种以“社”命名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其特点就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和集体行动来维护成员的各种利益,使这些成员能在敦煌这块土地上得以生存和发展。敦煌于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建郡,而敦煌的结社活动,据一些学者考察,从西汉昭帝元凤年间(前80—前75年),一直到宋、元时期,敦煌地区都有“社”的活动。其结社的组织形式,一般为十几人至四十几人。结社的名称甚多,有所谓“女人社”、“行人社”、“渠人社”、“兄弟社”、“亲情社”、“龙沙社”等等,其中有以性别为特征的,也有以职业为特征的,还有以同性宗族为特征的,以及以乡邻关系为特征的,等等。其结社的成员亦很广,有世家豪族与寺院高级僧侣等上层社会人物,也有一般地主、一般寺院僧侣和军队、官衙里的中级官员等中层社会的人们,但更多的是依附于寺院的常住百姓及各类手艺人等社会下层民众。然而不论是什么名称的社会,也不论其成员来自什么阶     

试论佛教论争对刘勰折衷方法的影响

通过对东晋南朝佛教论争的考察，试图说明自东晋慧远以折衷之法调和佛儒关系后，佛教论争中折衷方法的大量实践，为刘勰以折衷论提供了一份可鉴之资。而刘勰深广的佛学背景，使其在《心雕龙》中吸取这一方法资源成为可能。最后结合刘勰《灭惑论》和《心雕龙》的具体创作，论证刘勰折衷方法在实践上主要借鉴了佛教论争。     

读《敦煌社邑文书辑校》

宁可、郝春文教授辑校的《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一书１９９７年８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书中收录敦煌社邑文书３４３件,吐鲁番社邑文书２件;附录与社邑有关的文书２２件,涉及社邑的文书的有关部分１６件,敦煌莫高窟社邑发愿文与社人题名５８件;另附参考论著目录...     

《天主实义》的天佛（道）对话

《天主实义》基于天主教之天主论批评了佛道所谓的空无宇宙论,以及佛教的“我”或佛观念,由于对佛道的基本态度是“易”,致使《天主实义》的天佛（道）对话表现出否定的性质。尽管如此,对话也揭示了中西两种宗教思想的根本差异。     

说"一寸肠"

唐人的习惯用语“（寸）断肠”直接来源于东晋南朝的流行用法。从东晋开始,“（寸）断肠”是一个带有佛教内涵的用法,而唐代用“一寸肠”指代自己亲骨肉的用法,其来源是东晋佛教译经中的“穷肠子”。对这两方面,历代辞书均未涉及。     

试论《金瓶梅》的宗教背景及宗教流行

本文以大量材料和有力的论述,说明《金瓶梅》所描写的宗教背景应是明嘉靖时代的宗教背景,其特点是道教得势,佛教失势,佛道同时流行,而佛教流行更广泛。从而为《金瓶梅》的背景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说。     

试论佛源外来词的定型化

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土,在佛教逐步由印度佛教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大背景下,大量佛源外来词被译借到汉语中以后,从词形到意义都受到汉语词汇规律的制约,逐步成为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佛源外来词的汉化。在引借佛源外来词的早期,很多词语存在多种形式,后来才逐步定型为一种常见的形式,我们称这一过程为佛源外来词的定型化。佛源外来词的定型化,是佛源外来词汉化的重要环节。具体来说,佛源外来词的定型化有译借方式定型、音译词的定型、意译词的定型、音节定型、用字定型等方面。     

济南五峰山东魏佛教造像碑考释

五峰山东魏一百三十四人造像碑座自清代就被发现和著录,但至今研究甚少.该碑座题记所列像主、维那等职,反映了北朝时期泰山地区民间的邑义造像组织结构及其活动特点.根据其它地区同时代佛教石刻造像分析,该造像碑原佚造像的主要特征为舟形背光上刻飞天拱卫宝塔的佛与菩萨造像组合.该碑座之僧图体现的是罗睺罗奉献释迦欢喜丸情节.     

论七言佛偈传译与东晋南朝七言诗

虽然四句为一偈之说广见于历代佛教经疏中,但一偈并非皆由四句构成。随着佛教渐然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偈”逐渐用来命名具有宗教意味的哲理诗。汉魏以来的七言佛偈的译入,尤其是东晋南朝大量七言佛偈的传译,为七言偈颂式诗歌提供了“通体七言”和“两句两句衔接贯连”的结构形式,加之与本时期中土四言及五言诗“隔句押韵”方法的长期共同作用,为梁代作家如萧绎、庾信、刘孝威等人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成熟的七言诗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奠定了七言诗发展的基本前提。     

从《坛经》看我们的生活方式

近来,"佛系"一词很流行,广大青年人用"佛系"这个词语来表达看破红尘、不争不抢的处世态度。这个词语似乎与佛教经典《坛经》中的"破除执念、欲望"等相对应,其实它们之间完全没有联系。"佛系"是年轻人用以自嘲的玩笑话,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处世态度;而《坛经》告诉我们对世事的顿悟是自内而外的,需要从我们内心找到使自己不会为外物所动摇的力量。我们要分清"佛系"与"佛教"的区别,如果追求清净无争的生活,与其空喊"佛系",不如去读佛教经典,从中悟出人生道理来改变现有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