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贫时代职业教育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职能定位

我国职业教育助力脱贫攻坚经过了从救济式到开发式的区域扶贫阶段,从全面覆盖到对口支援的攻坚扶贫阶段,多方面、多主体、多方式的联动扶贫阶段和区域精准与个体精准相结合的精准扶贫阶段。在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呈现出新的特征:以相对贫困为治理对象、以城乡统筹为治理机制和以多维贫困为治理方向。故在后脱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中职业教育的职能定位为:精准聚焦相对贫困主体、服务于城乡统筹发展和注重精神贫困治理。     

后精准扶贫时代职业教育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缘起、效能及推进策略

职业教育参与相对贫困治理进程是后精准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关键组成部分。2020年是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也是检验精准扶贫取得成效的重要节点。随着贫困治理力度的持续加强,绝对贫困现象被有效消除,相对贫困治理逐渐成为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核心内容。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在目标、对象、内容层面存在较强的内在耦合,职业教育参与相对贫困治理有利于脱贫攻坚战略的达成、有利于区域社会经济转型升级、有利于阻断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后精准扶贫时代,职业教育参与相对贫困治理进程应做好顶层设计:转变扶贫内容方式,注重贫困人口的精神扶贫,调整人才培养定位,满足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加大教育资源投入,促进职业教育的质量提升,不断释放职业教育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效能,有效推进相对贫困的治理进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相对贫困的大数据治理研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将逐步从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在此转型过程中大数据技术将发挥重要作用。在回顾我国贫困治理脉络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现有的贫困大数据治理体系虽已初具雏形,但仍存在业务属性模糊、信息孤岛、跨区域审核困难、支出型贫困识别羸弱、管理规范性不高、信息投资回报率不佳和辅助决策能力不强等典型问题,亟需进行优化提质以适应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新要求。全面小康时代的大数据治理应当以提升数据全面性、精准性、即时性、兼容性和应用性为主要目标,积极破除四个既有的机制体制障碍,以更好地满足新时代的贫困治理需要。     

2020年后义务教育相对贫困识别与长效治理机制

2020年我国消除绝对贫困后,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教育领域也从消除教育绝对贫困转向解决教育相对贫困.基于分配正义、承认正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结合现阶段义务教育发展情况与国家政策,运用德尔菲法等,构建了包含22项指标的义务教育相对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引入"贫困发生率"的理念和方法,评估西部6个区县的义务教育相对贫困发生率,验证评估工具的有效性.基于此,提出构建多部门、多主体协同治理教育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明确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学生个人权责;切实保障学生平等的受教育权;优质均衡配置教育资源,注重补偿性投入;强调承认公平,改善学校内部人际关系的不平等;加强学校内涵式发展,提升校长、教师水平;完善课程、评价体系,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家校合作,激发学生学习志趣、责任感与获得感.     

低技能劳动力数字技能保护制度研究:国际组织的视角

为促进低技能劳动力提升数字技能提出建构数字技能保护制度。该制度的根本特征是包容性,主要内容涵盖缩小数字鸿沟的制度安排、促进数字教育与培训机会公平、建构包容性的数字就业保障机制、建构促进数字技能提升的数字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在回溯欧盟等国际组织数字技能保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低技能劳动力数字技能保护制度应聚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均等化、提升适切的数字教育与培训机会的可及性、营建包容性的数字就业氛围以及塑造数字技能人才成长阶梯。     

国际劳工组织低技能劳动力数字技能开发的实践与启示

向数字经济转型的经济体给低技能劳动力带来了巨大挑战,掌握数字技能以实现体面就业是其消除相对贫困的关键。国际劳工组织致力于面向农民、青年、女性等低技能劳动力群体实施数字技能开发,旨在通过提升数字技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因此,我国数字技能开发的内容设置要注重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并重,数字技能开发对象不同则数字技能培训设计也有差异,数字技能开发体系要覆盖全体劳动力的全生命周期,数字技能开发手段要注重研发数字化的培训工具并开展数字技能开发研究。     

高等继续教育赋能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全面脱贫攻坚取胜后,扶贫战略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重点的后扶贫时代。高等继续教育赋能相对贫困治理是回应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是践行教育初心的内在要求,也是突破短板软肋的现实需要。现阶段,高等继续教育赋能相对贫困治理还存在思想认识的浅表化、服务内涵的简单化、运作形式的同质化、资源协同的碎片化的现实困境,影响了相对贫困治理效能的释放。高等继续教育要在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中提升战略认知,焕发思想推力;优化办学供给,充实服务内涵;铸造品牌特色,彰显时代意蕴;促进资源协同,推动跨界融合。     

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能力开发比较研究——新加坡、韩国、日本的实践轨迹北大核心

低技能劳动力是受教育水平低、职业技能水平低、工资收入水平低且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由于产业转型升级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数量向质量转型,再加上劳动者本身要实现从次要劳动力市场向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迭代,低技能劳动力的职业能力开发问题被各国高度重视。追溯新加坡、韩国、日本针对四类低技能劳动力群体实施职业能力开发的实践轨迹发现:中国的低技能劳动力涵盖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绝对低技能群体和相对低技能群体;其职业能力开发对技术进步至关重要,故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要通过明晰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把低技能劳动力纳入未来技能的就业领域,营造终身学习氛围。     

芬兰低技能劳动力继续教育现状与策略

芬兰政府意识到技能发展体系应适应日益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及时升级低技能劳动力的继续教育水平,这对本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至关重要.目前,芬兰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成年人现有技能水平不均衡等历史背景,促使该国对低技能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形式丰富的继续教育机会,但低技能劳动力的学习参与度较低.芬兰同时面临着教育结构不合理、继续教育服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低技能劳动力具有特殊学情等挑战.芬兰通过改革福利制度,激励低技能劳动力积极参与继续教育学习和提升技能水平;加强继续教育的综合服务和发展数字化教育服务,为学习者提供更便捷的学习支持;鼓励雇主参与制订培训方案,降低义务教育辍学率等方面,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进行技能升级,提高整体素质,这为我国教育适应低技能劳动力未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相对贫困视角下的包容性增长

从相对贫困的三个维度,即收入不平等、人的发展不均衡、人的脆弱性三个维度,全面解析了包容性增长的问题。基于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提出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三个关键因素。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具体路径选择是：第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行初次分配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第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国民待遇逐步趋同;第三,用人本发展观取代物本发展观,切实关注人的发展。     

低技能劳动力：内涵、群体特征与技能提升策略

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加速升级优化和人口结构老龄化使得低技能劳动力逐渐被机器取代、边缘化,低技能劳动力面临高失业风险。本研究对国内外低技能劳动力有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在明晰低技能劳动力概念内涵后定位现实目标人群,并结合劳动经济学和劳动社会学视角下低技能劳动力的群体特征,提出了促进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技能提升策略：依托职业教育公共服务,开展成人职业体验课程,制定培训券等优惠政策,提升低技能劳动力参与多元技能提升培训积极性;借助数字化趋势,建立职业教育数字资源库,共享优质职业教育数字资源,构建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数字平台,高质量匹配培训和就业机会。     

2020年后甘肃农村地区贫困治理的新形势与扶贫思考

正确认识贫困发展特征与形势,是农村贫困治理工作的根本。2020年后,我国步入相对贫困阶段,农村居民实现基本物质需求满足,但是多维贫困问题、区域性贫困、隐性贫困将会突显,也成为相对贫困阶段贫困治理的主要关注点。立足于甘肃省2020年后农村贫困问题新形势,从贫困群体主体地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实现共同富裕思想角度提出甘肃省贫困治理新思路。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相对贫困的内涵与特征探析

后全面小康社会中国的贫困治理方略成效显著,绝对贫困在中国的大地上得到有效治理。通过探讨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内核概念可知,相对贫困是主客观交织、多因素共同作用而呈现出的物质与精神匮乏的状态,相对贫困的内核特征既包含贫困本身,也包含不平等现象。随着我国进入后全面小康社会,中国的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划定标准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问题具有多维性、分散性、发展性和长期性,后全面小康社会的相对贫困治理的周期将会更长,治理任务将会更加艰巨。     

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

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进入以相对贫困、精神贫困为特征的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韧性和迁移性导致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发生转型,出现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一维贫困向多维贫困、生存性贫困向发展性贫困、收入型贫困向消费型贫困、原发性贫困向次生性贫困、农村贫困向城市贫困转移等六大特征。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发展的动态性和贫困成因的多源性,决定了贫困治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加大了贫困治理难度,产生了新的贫困治理诉求。贫困治理需要围绕"相对贫困""精神贫困"的治理重心,以"攻心"为上,克服贫困治理碎片化、重塑整体性治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施城乡一体化治理,摒弃运动式治理、建立制度性治理体系,实施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双轮驱动,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多维动态识别标准,出台"贫困治理法",加强"贫困耻感文化"建设,发挥社会企业在贫困治理中的潜力,发掘贫困者内在的正能量,克服"穷人心态",扩展相对贫困者"带宽",矫正个体失灵,消除代际贫困,实现贫困的最优化治理。     

非学历教育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基于贫困脆弱性的视角

采用2018年对湖北农户实地调研的1105个微观农户样本数据,运用PSM和GPSM模型分析非学历教育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非学历教育能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0.09个单位.家庭非学历教育人员比例的提高会促使农户相对贫困程度不断下降,且0.5处理水平之后的减贫效应更加明显.从家庭不同学历水平来看,非学历教育培训对中等学历水平家庭的减贫作用最大,低等学历水平家庭次之,高等学历水平家庭最小.从作用机制检验可知,家庭务工人数和家庭劳均务工时间在非学历教育人员比例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分别为18.5％和23.6％.因此,应走兼顾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减贫路径,培养多主体非学历教育组织,规范非学历教育培训市场,综合提升相对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