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皇帝宗庙礼制考论

东汉初期,皇帝宗庙制度沿袭西汉中后期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庙议后,宗庙之制有所变革,表现为：变以往异庙之制为“同堂异室”之制;除殇、冲、质、灵四帝外,其余东汉诸帝庙皆谥以“祖”、“宗”庙号,宗庙毁庙礼制废而不行。直至东汉献帝时,在蔡邕建议下,重新实行皇帝宗庙立庙、毁庙礼制。     

就宗庙制度的损益看魏晋时代之特征

魏晋时期的宗庙制度(立庙、毁庙、祭祀等)在借鉴继承古礼及两汉相关制度的同时,又依据现实社会的变化和郑玄、王肃对儒家经义的不同阐释而有所变易、创新,这也是我国自古以来典章制度沿袭中有损益特点的生动体现.以不循古礼、"渎乱不经"斥之,进而视魏晋时期为"礼崩乐坏"的黑暗时代的观点是不确切的.     

北宋太学制与科举制关系论——着眼于太学内部的考察

北宋时期的太学制与科举制在发展演进中衔接碰撞、互动影响。着眼于太学内部考察,太学制度的演变源于科举改革的背景,太学科举化趋势明显,科举制对太学解额及免解制度、教学与考试内容、管理制度制订实施具有强大导向作用。随着兴学改革中太学影响日盛及对科举制的悖反,朝臣围绕太学制度与科举制度的优劣之议、太学取士与科举取士的存废之议、释褐状元与科举状元的名望之议集体论辩,推动北宋教育改革发展。徽宗朝由诏罢科举取士到诏罢天下三舍取士,历经17年特殊时期,从政治经济形势、教育改革现状等考论其缘由,对深入论析太学制与科举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庙底沟遗址彩陶与原始宇宙观

仰韶文化诸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彩陶,故仰韶文化时期是中国的彩陶时代,同时是东方艺术传统奠基的时代。迄今为止,庙底沟遗址发现了大量的彩陶,这些彩陶可分为两个时期,即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所出土的彩陶凭借种类多样并富于变化的图案在我国的史前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庙底沟彩陶基本特征的解读,并结合我国文献中关于先秦时期对原始宇宙观的记载,以探究彩陶中所蕴含的原始宇宙观,借此深入解读史前彩陶的内涵。     

元代庙学考辨

庙学却是各级儒学，元代在儒学教育上继承了两宋以来的高学合一制度，使祭祀与教学相结合的庙学制度更加完备，朔望祭祀、讲书是元代各级儒学教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注重祭祀是元代庙学制度的一个特点。     

关于完善劳动教养制度的思考

劳动教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其产生至今已有50余年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权意识不断深入人心,劳动教养制度是否有违人权精神成为热议的话题。本着立足实际需要、放眼长远的宗旨,不能只看到这一制度的缺陷,而应在保持制度稳定的前提下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完善,使其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     

浅谈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特点

中国古代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法律儒家化彻底、全面进行的时期,中国法律之儒家化,魏晋已开其端,基本完成于北朝.此时期是封建法律伦理化过程的重要时期,礼与法律融合的过程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而在此时期,法律儒家化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特征.八议、五服制度、重罪十条的出现就是其时代最鲜明的特征.     

汾阴后土祠兴建原因探究

汾阴后土祠是我国古代帝王专祀后土之所在，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西汉武帝时期，重建于清同治年间。其兴建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完善政治宗教制度是汉武帝为后土立庙的最终目的，古汾阴脏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历史渊源是立庙汾阴之关键。而“汾旁有光如绛”祥瑞的出现，对汉武帝的抉择，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代杂议制度述略

杂议制度是宋代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制度。国家政治生活中所涉及的军事、礼仪、行政、司法、财政、外交等各方面的疑难问题,往往都可以通过杂议来解决。这种制度有利于统治者制订出比较正确的统治政策,调和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杂议类似于一种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集中制”。杂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宋代官僚政治的进一步成熟。     

皖北刘猛将军庙分布探究

皖北是中国古代蝗灾高发地区之一,蝗灾发生频度较高。通过对皖北历代方志中相关资料的整理,可以看到刘猛将军庙的兴起与蝗灾密切相关,并与八蜡庙具有明显区别。皖北刘猛将军庙的空间分布较为广泛、均匀,几乎各地都有刘猛将军庙。建庙时间相对集中,主要为清雍正、乾隆时期,各志所载祭祀时间也基本一致。     

试论考古发现所见的商王室宗庙制度

从偃师商城至洹北商城,再至洹南殷墟,商王室都城宫城宗庙区的布局原则高度一致,继承因袭之迹非常明显。偃师商城宫城宗庙区为南(王国先王供奉处)、中(方伯先王供奉处)、北(河六示供奉处)三元构成形式,洹北商城宫城宗庙区为南(王国先王供奉处)、北(方伯先王供奉处)二元组成方式,洹南殷墟宗庙区复为南(早期王国先王供奉处)、中(中期王国先王供奉处)、北(河六示及方伯先王供奉处)三元布局。商王室宗庙区建设一直奉行分群成组的原则。据传世史籍可知,东汉光武帝刘秀、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及明太祖朱元璋等帝王开国即立四亲庙、且子孙遵循续立成为制度,考古发现这在商汤大乙开国之时即有,并且也被商王室长期坚守。历代商王皆为其生父独立设置亲宗(庙)。而累积四或五世以后,商王室则阶段性地构建宗庙建筑组合,供奉时王祖父以上至高祖之祖间四代或五代神主。宗庙建筑组合可能采纳直线顺排的方式自西向东、自早至晚布列诸神主庙室。晚商殷墟比较盛行五位前后相继庙主庙室成组制度。此五庙成组制度直接影响到周王室的宗庙设置规则。如周王室京宫与康宫之内均分别设置五代先王之庙室。     

礼——中国传统建筑的伦理内涵

中国传统建筑“内外有别”、“尊卑有序”、“宗庙为光”皆源于传统伦理规范——礼。笔将“礼”梳理为礼俗、礼法和祭礼三个层面，进而分别论述了礼俗与“内外有别”、礼法与“尊卑有序”、祭礼与“宗庙为先”的关联。     

祖先·祖籍·宗祠——古代宗族制度下的文化认同

宗族制度下对于共同祖先的祭祀,就是对于共同族源的认同。明清时期流行的祭祀始迁之祖,使人们的祖籍第一次变得明晰而具体可感了。对祖籍的认同过程,是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宗祠的建立,使宗族成员间的＂天赋的联结＂获得了一种具体的、形象的符号形式。在宗祠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完成性身份认同得到了回答。同时,宗族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族化活动,又决定了宗族成员＂只能成为谁＂、＂会成为谁＂的过程性认同。     

三明客家祠堂文化的审美语境

祠堂作为客家人的情感载体是客家文化求善精神的本质体现,是客家民性与民俗意识的一个缩影,它承载着伦理观念、祖宗崇拜、血缘文化、聚族文化、堪舆风水、建筑艺术、地域特色等重要的文化形式与教育功能。祠堂文化的建构形式分为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显性文化体现在物质性上,隐性文化则体现在围绕祠堂所进行的各种民俗活动及其意识形态的非物质性上。祠堂文化所建构的审美语境所包容的历史内涵,凝聚的乡情亲情以及连结的多元文化门类艺术,对当代区域文化和美术的重构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酃酒的历史地位考论

酃酒作为中国古代黄酒之翘楚,其尊崇的历史地位早在两汉即以确立;魏晋时期,酃酒尊享太庙祭祖用酒的崇高地位,成为名闻遐迩的朝廷贡酒和贵族宴饮之必备;南北朝时期,酃酒的酿造工艺被总结为一种行业规范广泛推广,使其尊崇的地位因生产地域的扩大开始受到威胁;唐宋以后,衡阳地区的酃酒式微,但酃酒仍然深植于文人雅士心中,成为他们集体无意识记忆中的名酒的代称。     

浅析闽王祠建筑灰塑及彩绘的审美文化特征

闽王祠灰塑与彩绘艺术是福州传统祠堂装饰的典型案例。它饰域完整、工艺丰富,展示了传统建筑装饰工艺的审美特色;题材鲜明、表意通俗,体现了闽东祠堂装饰文化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典型特征;造型秀逸、格调清丽,充溢着“海滨邹鲁”的福州人文底蕴和闽东独特的海洋文化气息。闽王祠灰塑与彩绘艺术的造型语言和审美样式丰富了福州祠堂文化的审美内容,同时也为闽东灰塑彩绘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文化审美支撑。     

清时期晋商推动的太原府庭院与祠堂剧场

在清代的太原府,晋商对戏曲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剧场建设,包括其家宅内的庭院剧场,家族共有的祠堂剧场,及对公共剧场主要是神庙剧场的支持。     

“世家”为长祭不迁之宗庙说质疑

郑慧生先生提出了世家是“长祭不迁之宗庙”的新说,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缺乏字义上的根据,与《史记》世家的情况多不相符,因而不能成立。     

甘王神形象的变化及其正统化过程

广西象州大樟乡甘王庙因被洪秀全及其拜上帝会徒砸毁而闻名。考察甘王神自宋代以来神明形象的变化以及大樟乡甘王庙成为＂祖庙＂的过程,揭示神明正统化背后所涵含的华南民族逐步纳入王朝体系的象征性意义,有助于人们对太平天国发生的深层历史根源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