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高拱研究述评

高拱是明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和实学思想家。为了匡救时弊、安疆实边，高拱在隆庆后期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成就显赫，因而受到后人的关注。近20年来关于高拱的研究大体可分为高拱的政治历程、改革和思想等三个方面，并取得了不小成果，当然也有诸多不足之处需要加强。     

由学侣到政敌——论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

明隆万名臣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有一个由学侣到政敌的转变过程。大体而言,隆庆五年秋以前,由于他们的经世志向、改革纲领和学术思想的基本一致,使其能够携手共政,力行改革,并开启隆万改革运动之先河。但这之后,他们的矛盾冲突和权力斗争渐趋激化,最终导致张居正“附保逐拱”,并借“王大臣案”酝酿诬杀高拱之阴谋。虽然这一阴谋没有得逞,但却表现出封建专制体制下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以及张居正的失德之处乃至人性之恶。研究高张由学侣到政敌之关系转变,既有助于认识隆万改革运动的传承发展,也有助于把握隆万交替时期的政局走向。     

因灾求言与嘉靖八年初明世宗的改革

嘉靖七年（1528）下半年开始的农业大灾荒和其他灾异的频现,对因信道而一贯敬天的明世宗而言,有着格外强烈的心理影响,所以明世宗在嘉靖八年（1529）正月诚心因灾求言于群臣,以求革除当时政治中的诸多积弊。因灾求言促成了嘉靖八年（1529）初的大力改革,使得当年成为嘉靖前期改革亮点颇多的一年。这不仅有助于嘉靖七年（1528）大灾荒引发的临时财政危机的缓解,还产生了不少影响此后多年的改革成果。不当忽视这类颇具偶然性特点的除弊举措。它是明代皇帝常因灾求言而大力革除弊政以收一时之效甚至某些长远之效的一个缩影。     

文天祥《御试策》评介

《御试策》是文天祥一生的行动纲领。他要求当政者努力行“道”,“法天地之不息”,即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不断改革,不断创新,去弊求利,使民生安定,国家富强。这充分显示了文天祥的爱国热情和对民族兴衰的责任感。     

一道非同寻常的“即位诏”——明世宗“即位诏”与嘉靖初期改革

世宗“即位诏”的颁布，不仅稳定了政局，而且成为“嘉靖新政”的政治纲领。但是长达六年的“大礼议”阻碍了杨廷和等人改革的进程，使武宗弊政革而复生。尽管如此，“即位诏”清醒地把握了嘉靖初期政治的关键，因而很多内容被其政敌——“议礼派”所继承。     

嘉靖革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嘉靖革新是明代历史上一次真正的变革活动。不了解这一革新，就不可能客观地认识“张居正改革”或“隆万大改革”。总结笔的研究所得，可以认为：明代改革应描述为“嘉隆万改革”，其中核心是嘉靖革新，其余波延至万历前期。     

学侣与政敌——嵇文甫先生论张居正与高拱的关系

著名学者嵇文甫提出明代嘉、隆、万时期的高拱与张居正既是学侣又是政敌的论断。一方面高、张有其相似相同的从政经历、改革志向和学术思想,先后主持和领导了隆万大改革运动;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激烈的权力之争,由于高的性格缺弱和张的性格优长,最终导致张胜高败的结局。尽管如此,学术上张居正渊源于高拱,政治上高拱开张居正之先。这一论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改革考试制度增强综合素质

为实施素质教育,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认真分析传统考试制度的“利”与“弊”,提出考试改革的设想。     

挽刷颓风 修举实政——明代高拱吏政改革述论

吏政改革是高拱主持隆庆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隆庆三年至六年高拱执政期间,针对嘉靖中期以后吏政败坏的严峻局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挽刷颓风、振兴朝政的改革,在用人之制、考核之制、奖惩之制等方面都进行了大幅度整治,成效卓然。高拱的吏政改革不仅刷新了明代吏政,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了新的一页,而且也为其后张居正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开启了隆（庆）万（历）大改革之先河,在明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试析隆庆初高拱的首次罢休

新时期以来,关于隆庆初年大学士高拱首次罢休的研究略显单薄,且众口一词认为是其自负刚愎的性格导致了此次罢休。事实上,当时的首辅徐阶在这一事件中暗箱操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通过"高拱不忠事"的发酵以及对胡应嘉前后不一的处理,诱使了乡党言官猛烈抨击高拱,导致高拱下台。徐阶迫使高拱下台,既是出于对首辅地位与权力的维护和垄断,也在于两人之间学术观点、执政理念、改革信念的差异。     

王世贞《首辅传》若干史实考述——以《高拱传》为代表

作为明代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的王世贞,惯用文学虚构手法为历史人物作传,加之他与高拱之间存有诸多是非恩怨,不能秉持客观公正的治史原则,使其史学名著《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高拱传》中存在着以偏概全、曲笔武断、虚言浮夸、丑诋厚诬等诸多偏谬。故此,明清史学家认定该传＂不确＂,＂不真＂,＂非实录也＂。     

高拱的吏治思想及其改革

在明朝嘉靖、隆次年间的政治舞台上,高拱是一位引人注意的人物。他自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后,先后任礼部尚书、大学士、吏部尚书及首辅等要职。在他居官期间,特别是兼掌吏部事后,面对明王朝内外交困的社会现实,围绕吏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并且大力整顿吏     

职工教育向何处去——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职工教育

“社会主义市物经济”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认识的重大突破,是集十四年开放改革经验之大成而提炼出来的、更加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理论纲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认了这一纲领的历史地位,并将这一     

高拱的惩贪对策及其代价

惩治贪污腐败是高拱主持隆庆吏治改革的重要内容.他执政两年半,共惩办贪案64起,惩处文武贪官169人,一时仕路肃清.高拱惩贪的对策举措是奖廉与惩贪、却贿与惩贪、惩贪与罚酷、惩贪与查勘相结合,这是其惩贪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当然,高拱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即对大要案的认识和处理与次辅张居正存在重大分歧,使其交离交恶,最终高拱...     

8年课改，重庆教科院的“绿野追踪”

八年，—场新课改可以改变什么？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是对一项改革的通常关注。然而，重庆市教科院却在八年的风雨兼程路上洞悉——改革最根本的意义不在于“改变”，而在于“发现”。     

《大学》管窥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是儒家论大学自我教育(即自我修养)的专门文献。它产生在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是这一时期儒家伦理、政治、教育思想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它所提出的“三纲领”和“八条目”,从目的到程序,从内容到方法,已构成了大学自我教育的完整体系。它对我国封建社会特别是从宋代以来影响是深广的。鲁迅曾经指出:“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来”,又指出:“古文化之裨助着后来,也束缚着后来”。今天研究《大学》,对于我们清除传统的封建主义精神文明的锢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疑是有裨益的。     

从策略运用分析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成败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结果迥然不同，这与领导者在战略部署、策略运用上有很大关系。中国的维新派战略上“躁进”，策略上“轻率”，没有抓住有利的改革时机。相比之下，日本明治维新领导人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纲领，“稳扎稳打”地推进改革，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才干。     

腐败与弊政：张居正施政的另一面

长期以来,学界把首辅张居正的施政视力“改革”行为,把万历初政称为“改革”的政治,而忽视了万历初年的腐败与严重积弊,实际上,从嘉靖前期革新以来的大背景考察,张居正辅政时期的腐败与弊政现象是极为严重的,且愈演愈烈,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无视这一点而一味称颂张居正在万历初年的除弊措施是偏颇的。     

我看“以校为本”

“以校为本”绝非是与我国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俱来的崭新概念，早在20世纪初，欧美一些国家就开始关注以校为本的教育改革，经历了多次曲折发展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改革又重新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校本运动”，相应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持续不断。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特色学校建设的实践和探索无疑是     

道德 智慧 权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三种力量

人们期待已久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已于去年秋季在全国34个实验区展开,这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出重头戏。因为课程不仅是规划每一个儿童成长的“蓝图”,更是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学区日常运作的纲领,在基础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其实验的成败直接关系着整个基础教育改革的成败。也由于20多年教育改革实验证明,课程问题是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瓶颈”,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实验的“禁区”,今天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人们对它寄予厚望是不难理解的,对它有所担忧也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