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福州刻书考略

宋代福州刻印“三藏”,其中佛教二藏属于民间寺院刻本,而道藏则是官刻。其后,福州刻书基本沿着民间私刻与官刻两条线路发展,其中官刻略占上风,而罕见书坊刻书。仕宦在外的福州人氏在外省刻书,与南方各省区的刻书形成了交流与融合的各种可能,促进了南方各省刻书业的共同发展。这是有别于此前学界普遍将闽人在外地刻书与福州本地刻书混为一谈的研究结论。     

宋代传播唐人诗文别集的出版方式考察

全文首先参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并对宋代可见的唐人诗文别集进行初步梳理。唐人诗文别集的流传不仅仅赖于宋人搜求汇集与整理,还依赖于宋人的出版传播。这种传播与宋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是紧密相连。从刻书的主体来看,宋代官刻、坊刻和私刻都刊行过唐人别集。从对唐人别集刊行的力度来看坊刻和私刻刊行力度是最大的,并对唐集传播影响最深。通过对有宋一朝官刻、坊刻和私刻刊行唐人别集的考察,从其版刻地我们不难看出唐集出版的地域特点,其刊行地谝布宋境,集中于当时浙江、福建、四川、江西等地。其流布之广,愈发展现唐人诗文别集对宋代文化发展的影响之深。     

明代刻书广告述略

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书坊刻书具有很强的商业性,为了吸引读者,获取经济利益,书商常常在书籍上划登刻书广告。这些广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反映了明代书商的商业经营活动,同时也反映了明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是中国版刻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     

元代杭州西湖书院刻书考辨

历来有关元代书院刻书研究，皆对杭州西湖书院刻书予以较高评价。本文重梳文献，考辨史实，细究西湖书院刻书详情，认为元代书院刻书是官刻书籍的补充，西湖书院刻书系江浙行省刻书的组成部分，该书院实际承担刊刻的书籍数量并不多，今存世者仅元人苏天爵所编《国朝文类》一种，其余以往认为系西湖书院所刻者，多为江浙行省及下辖诸路儒学所刻，仅置版于书院而已。西湖书院在中国书籍发展史上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它继承了南宋太学书版，元亡后这批书版又为明国子监所承继，使得宋代高度发达的版刻成就有了更多的直接传承渠道。     

浅谈宋代刻书三大系统对图书事业的影响

本文对宋代雕版印刷官、私、坊三大刻书系统及其对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影响进行了简要论述。     

宋代书院刻书文化

伴随着书院蓬勃发展和雕版印刷术开始广泛用于书籍的刊刻之中,宋代形成了特色的书院刻书文化,宋代书院的刻书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书院刻书。文章将从宋代书院刻书文化的内涵、形成的原因和条件,以及宋代书院刻书文化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以求能增进一点对独特的宋代书院刻书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浙江坊刻本的脉络及其特点

浙江自古书坊林立,坊刻业欣荣昌盛。浙江的坊刻业肇始于唐代,鼎盛于南宋,在明清时期有长足的发展。经过历史沉淀,坊刻浙本逐渐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以读者为归旨,大胆革新,勇于探索的发展格局。在编排上运用图文互重的模式,在刊刻上运用套印技术,使坊刻浙本成为浙江刻书史,乃至中国出版史上的一朵奇葩。     

两宋刻书及其影响

雕版印刷孕育于隋唐五代。,在宋代形成并得到极大的发展。在南北宋300多年间,其刻书范围之广,规模之大,版印之精均前所未有。它通过刻书的版式、字体、装帧等外在形式特征,展示出雕版印书的内在风貌,对版本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献家周永年聚书校书刻书考略

清代山东著名学者、藏书家周永年,一生与书结缘,为传承中华文化呕心沥血,执着地聚书、校书、刻书、辑书,为古籍编目、题识,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图书事业的开拓,做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黑龙江高校书刻艺术教育特色化发展探索与实践——以牡丹江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为例

现代书刻集书法、篆刻、绘画、构成、装饰等多门艺术于一体,综合性日渐强化.黑龙江高校在弘扬书刻艺术方面做了诸多努力,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注重继承与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长期以来,牡丹江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注重学习、研究、应用相结合,加强书刻第二课堂教育活动建设,对书刻艺术教育的特色化发展进行了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