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态环境的形成及其与现实环境的关系

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由对现实环境的直接感知转变为通过大众媒体打造的拟态环境来对客观世界间接的认知。拟态环境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拟态环境的出现,使人们在认识现实环境时产生了带有倾向性的心理环境,而这种经过"二次加工"的心理环境正是拟态环境形成的关键。从三个方向探讨拟态环境的形成及其与现实环境的关系可以更清晰地呈现出拟态环境的心理学实质,这三个方向是:(1)从拟态环境的传播者以及受众这两个主体角度出发分析拟态环境的形成;(2)从拟态环境对现实环境的依赖、拟态环境对现实环境的反作用以及二者的偏离三个方面阐述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的逻辑关系;(3)从心理学视角探索拟态环境的发展。     

新媒体拟态环境对大学生网络舆情的影响及应对

新媒体所构建的拟态环境通过对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作用于大学生网络舆情。文章分析了新媒体拟态环境对大学生网络舆情的影响,提出从培养大学生媒介素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挥辅导员引导作用、发挥学生自组织积极作用、构建大学生网络舆情监测机制五个方面着手,加强大学生网络舆情应对。     

网络推手及其对拟态环境的建构

拟态环境网络推手作为隐藏在互联网背后的新兴"职业",在活动中建构着特殊的"拟态环境"。通过分析网络推手建构的拟态环境的特点和成因,来对网络推手的传播活动进行解读,帮助我们认识网络推手并对他们的活动保持清醒的认识。     

拟态环境下高职院校舆情处置的策略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高职院校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不断拓宽,给高职院校舆情引导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分析拟态环境对高职院校舆情的影响及其传播特点,旨在探索拟态环境下高职院校舆情的应对处置对策。     

论拟态环境下虚假新闻的负性功能——从受众心理的角度

大众传媒不但反映现实,也建构现实,它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拟态＂环境里。受众通过对拟态环境中媒介信息的认知,进而将之转化为现实行动,影响其生活。而拟态环境中的虚假新闻与客观事实背道而驰,虚假新闻传播所产生的＂麻醉＂、＂污染＂、＂欺骗＂和＂背离＂功能会误导和损害受众的心理环境,给受众心理带来负面影响。     

舆情事件中自媒体营销号的规范化刍议

自媒体自本世纪初兴起以来,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之下日益凸显出自身的魅力,在变革着传统的新闻模式和引领着新一轮的舆论热潮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自媒体环境中的舆情传播在传播方式、群体、途径、内容和意识上有着其自有的特点。自媒体营销号从参与网络舆情的形式上分为主动发起话题和借势炒作两种,无论哪种形式,其在新的传播领域中的地位不容小觑,文章通过两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加以分析论证,同时得出自媒体营销号在舆情事件中的规范化管理措施。     

自媒体环境下高校舆情引导体系的构建

在自媒体时代,大众媒体传播到全民互播的转变,引发高校传播环境和传播生态的变化。文章从高校舆情传播入手,剖析其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何引导高校舆情,搭建高校舆情监控平台,即在提高传播主体媒介素养的基础上,以新闻舆情引导高校舆情,构建全方位舆情引导体系。     

皮尤关于中国国家形象调查结果的跨文化解读

皮尤研究机构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调查研究既反映了西方的新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同时指出了中国国家形象外宣的问题;国家形象的下滑和负面效应的形成从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内国外的两个环境的影响．从国外因素来看,基于媒体的特性和其所生存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特点,基于媒体所建构的拟态环境中所发展起来的中国形象是非客观,公正的认识,有深刻的模式固见,甚至偏见;而从国内因素来看,中国媒体管理制度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形成了中国民众的国家形象观。     

网络舆情演化与舆情焦点转移:一个实证研究

以B市突发公共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为例,通过详实的数据,从传播媒介、传播过程、舆情焦点三方面对舆情演化进行了分析。经过分析发现,在传播媒介层面,传统媒体在舆情传播中仍占据主导地位,而且立体媒体的传播效果要超过平面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在舆情焦点上,次生舆情的出现使舆情焦点发生了偏离,它的产生主要源于政府行为和公众认知之间的不匹配,以及一些媒体的刻意引导。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舆情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舆情风险评估是开展舆情引导的重要环节。在新传播环境下,开展舆情处置需要关口前移,科学把握舆论的生成和演化规律,构建更加科学的舆情风险评估体系。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舆情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将舆情事件性质和责任部门的舆情回应能力列为舆情主体一级指标,将舆情强度、舆情态度、舆情增速列为舆情本体一级指标,将舆情对社会及受众的影响列为舆情客体一级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细分了7个二级指标和21个三级指标。研究发现,相关舆情信息的社交媒体扩散度、境外媒体扩散度、境外媒体态度,舆情事件的模糊性、相关性等因素,以及舆情回应机制建设等,是决定舆情风险等级高低的最重要因素。     

介入式新闻策划与新闻理性的迷失——"杨丽娟追星事件"新闻策划分析

"杨丽娟追星事件"中,媒体进行的介入式新闻策划颇多引人深思之处,它对当事人的影响,对社会舆论环境的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对之进行了考察,思考了新闻策划对社会进步和媒体自身发展的影响。     

从"杨丽娟事件"看媒体的新闻专业精神

"杨丽娟事件"是近期引人注目的新闻事件。在整个事件中,新闻媒体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暴露出在商业化浪潮侵蚀下,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缺失。"杨丽娟事件"可谓是媒体过度商业化运作的典型例证。文章通过对"杨丽娟事件"的透视,尝试从主客观两方面探索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以缓解新闻专业主义和商业化之间的矛盾。     

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机理研究

舆情传播是网络舆情发生演化过程的重要环节。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机理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的方式和规律,为舆情应对和管理提供依据。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机理进行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主要对宏观层面的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机理进行研究,提出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信息传播模式;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事实信息的传播态势进行分析,从整体上把握了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的态势和规律。     

融媒体环境下重大突发事件的社会舆情风险与整体治理策略

提升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重大突发事件社会舆情的形成,是公众、媒体、政府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在融媒体环境中,重大突发事件社会舆情日益表现出"系统性风险"的特征,舆情风险"触点"增多、全平台扩散、演化更趋复杂。不同社会子系统之间交互影响,容易导致舆情风险的放大蔓延,造成公共失信、社会失序以及治理失败。融媒体环境下重大突发事件社会舆情系统性风险的治理需要整体策略,形成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舆情引导,从监测预警、风险研判、分类处置、信息发布、靶向供给、强势引领、社交传播、精准管控和形象修复等九个方面寻求突破。     

关于网络舆情与高校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网络时代环境下,高校群体性事件与网络舆情联系紧密.正确把握高校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主要特征,充分认识网络舆情会引发高校群体性事件,加速其恶性发展,使其处理复杂化的影响.为了有效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高校应从思想上重视网络舆情、加强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强化网络舆情监测,及时掌握舆情动态;增强"疏导"的理念,把握正确的网络舆情引导;建立网上网下联动机制,妥善处置高校群体性事件.     

“患者失语”与“报道失衡”:医患冲突事件报道框架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医患冲突事件频发,媒体的相关报道也日益增多。借鉴框架建构理论,采用内容分析法,考察大众媒介关于医患冲突事件的报道是否客观、真实、全面地构建了新闻事实。研究发现,大众媒介虽涉及了多种主题框架,但偏重依赖官方或其他高权威消息来源,医方话语被强化而患者话语被淹没,新闻框架存在显著的倾向性。"患者失语"与"报道失衡"成为目前医患冲突事件报道的主要症候。     

高校公共危机事件中舆情控制与媒体公关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高校,公共危机事件多发,有效的舆情控制和媒体公关是成功化解危机的重要环节。本文从高拉公共危机事件的戍因及特点分析,认为高校公共危机事件中有效舆情控制是成功化解危机的前提．积极的媒体公关是化解危机和危机事件后高校形象修复的基本途径。     

论我国环境公共事件中的双重话语——以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为例

以2010年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为切入点,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考察了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对于环境污染事件的不同解读。通过这一解读,我们看到了发生在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事件难以形成"问题建构"进入公众视野,经常表现为一种孤立的、就事论事的、寻求生存权的自救行为。在环境灾难面前,大众媒体无疑是民众认识环境议题、接受环境信息不可或缺的渠道。而作为社会的监督和制衡力量,大众媒体更是民间建构环境话语、追求环境正义最为重要的途径。     

我们该如何应对舆情

正历史铸成这样一个事实:新媒体把舆情问题推上政府治国理政的风口浪尖。面对这样一种媒介环境,我们有些领导干部,要么漠然处之,要么慌了手脚,无所适从。说到底,是习近平同志一再批评的干部"本领恐慌"问题。如何看待舆情,管控舆情,已经成为各级领导干部治国理政的重要素养之一。应对舆情,概而言之有三:一是要深入了解舆情的媒介环境,认知媒体,善待媒体,用好媒体。要认清我们目前面临的媒介环境,充分认识做好舆情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势而     

论群体性事件中的传媒竞合

国内传媒近年来围绕群体性事件报道,呈现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党报(台)与市场化媒体、本地媒体与异地媒体复杂多样的竞争与合作的态势.在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中,传媒的技术偏向特别是体制偏向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着媒介间的竞合.群体性事件报道中不同媒体竞争合作过程的背后,实质上是不同媒介偏向的融合与平衔.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都已经不太可能使媒体保持"集体沉默"或被某一家媒体有意识的叙述,媒介的竞合取消了单一媒介的话语霸权,满足了公众对群体性事件"整体"真实的诉求.群体性事件中的多元媒体呈现并不是简单的反映新闻事实,同时还积极地建构事实,利用特定视野下所形成的报道框架影响和左右着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方向.群体性事件对媒介具有依赖性,媒介合力影响着事件的发展方向.如何保障不同媒体的媒介偏向朝着积极的方向自由的展现,为理性沟通的实现提供合理的媒体环境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