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碑文看地方精英在二仙信仰中的教化作用

二仙是晋东南地区的一个地域性崇拜神。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它承载着不同的象征意义和作用。民间百姓看重二仙有求必应之“灵”,而统治者更看重二仙在维护国家安定上的“功”。统治者若想借助二仙来加强自身对于晋东南百姓的影响、扩大统治基础,就必须打破“功”与“灵”之间的断层。处于朝廷与百姓之间的地方精英就承担起了打破断层、搭建桥梁的作用。在梳理历代二仙碑文的基础上,探究地方精英如何通过增添二仙经历、丰富二仙形象、改变成仙方式的手段打破“功”与“灵”之间的隔阂,使二仙信仰既利于国家对晋东南地区的统治,又在顺应百姓需求的同时,实现其教化目的。     

巧记“颠簸”一词

战国时期,魏王命令西门豹去治理邺。西门豹到了邺后一不拜访地方官吏、豪绅,二不吃请受贿,三不祷告河伯尊神。而是乔装打扮后到老百姓中去暗访。经过调查,发现邺郡有五大害:一、漳河十年九淹百姓饱受漂泊之苦;二、奸商乘机垄断盐粮,低买高卖,盘剥百姓;三、巫神利用神权愚弄百姓,借为河伯娶亲,多少民女枉死河中,百姓钱财受到搜刮四、地方官吏、豪绅敲榨掠夺五、统治者争权夺利,不顾百姓疾苦。西门豹为使当地的百性能尽早摆脱苦难,进行了大胆的改革。首先是废除给河伯娶亲的恶习,严惩巫神;其次是处罚奸商,稳定物价;进而严格要求官吏,为百姓平…     

中国古代防腐反贪中的反腐败文学

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学创作中一直不乏反腐败的内容。这些文学作品,有些是在最高统治者的鼓励下创作的,更多的则是在最高统治者的默许下完成的。由于统治者鼓励,更因为广大百姓的喜好和热捧,揭露和抨击官场贪腐的文学作品实在是子孙绳绳、清流不断,对百姓反腐惩贪意识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直至今日,反腐文学作品作为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对于现实中的反腐惩贪也继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宋代法律在民间的传播

宋代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使得经济纠纷日增，而宋代法律务文非常繁杂，百姓要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就必须知法懂法。虽然宋代统治者禁止百姓学法，但法律在民间的传播成为必然之势，传播的结果不仅促使宋代出现尚讼的风气，而且推动了宋代司法建设的进程。     

六朝时期的水灾及救助

六朝时期是水灾多发期 ,水灾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给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六朝统治者采取了发放救济物质、减免赋税、平抑物价、修建排水工程等措施以救助百姓。     

取天下与观天下——论《老子》天下观念的政治哲学内涵与发展演变

“天下”是老子思想中的重要观念。在老子的政治哲学中,“天下”主要是指百姓和社会。老子要求统治者以无为的方式治理天下,关注百姓的生存,去除自身的私欲。老子天下观最重要的就是天下秩序和治理天下的问题。老子寄希望于作为最高统治者能够效法道成为“圣人”,稳定天下秩序,实现万物的自然本性。这一思考对道家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天下是否应当治理。庄子的天下观念展示了对理想秩序的向往、想象和建构,认为天下无需治理,体现了庄子独特的精神追求;黄老道家更加关注国家与百姓,提出了“因循”“审其刑名”等具体的治理原则和操作方式。     

不动声色 假戏真做——《西门豹治邺》的逻辑分析

“两门豹治邺”的故事是颇有戏剧性的。我想,西门豹的斗争艺术就在于他演出了一幕不动声色,假戏真做的喜剧.邺县有一个很恶劣的风俗:为河伯娶妇.那里的统治者——三老、延椽欺骗老百姓说;“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趁机“常岁赋敛百姓”,派     

“父母官”的由来

在先秦文献中,“父母”是指百姓的统治者,甚至是国君。汉代曾出现两个非常有政绩的地方官：西汉的召信臣、东汉的杜诗。据《后汉书》载,杜诗为南阳太守,深受百姓爱戴,百姓将之与前代的召信臣相比。于是就有了“前有召父,后有杜母”之说,这时“父母”一词已有了地方官的含义。宋初王禹俑《谪居感事》诗：“万家呼父母。”其注：“民间呼令为父母官”。这便是将地方官比作父母官的最早出处。     

慈悲为怀 救苦救难——林则徐的观音信仰

受父母、恩师、最高统治者以及社会氛围的影响,林则徐虔诚地信仰观音菩萨。出于对观音法门真谛的参悟,慈悲为怀、救苦救难,成了林则徐信仰观音的最力修持。就儒教信仰而言,民为邦本,救难济困是治国平天下的需要,是一种社会使命,一种外在的要求;就观音信仰而言,慈悲为怀,救苦救难是信徒们修行的需要,是一种个人愿职,一种内在的需求;观音信仰与民本主义的内外统一,塑造出了百姓心目中的“林青天”。     

《二十四孝》漫话(连载之八)

行佣供母东汉时有一个叫江革的人,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独身和母亲过活。母亲为了养活他,起早贪黑,拼命干活,企盼着把小江革抚养成人。东汉末年,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外戚干政,政治腐败;再加上土地兼并严重,许多农民丧失了土地,民不聊生。公元184年爆发了“黄巾起义”。起义军杀贪官、烧官府,替百姓伸冤。反动统治者残酷地镇压起义,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许多百姓流离失所,出外逃荒。江革和母亲也不例外,他背着年迈的母亲,走向茫茫的远方。他们经常遇到走投无     

论王襞的重民义举与他的仁政思想

王襞是明代平民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心系民众,关注民生,希望统治者施行仁政,善待百姓,救助人民,让广大平民过上保身、安身的生活。他自己也“屈己张仁”,为解除民众之难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河东盐池古代的防洪措施

河东盐池自古即是我国主要产盐基地,盐作为生产、生活的重要物资,成为各朝税收的重要来源,盐池也就备受历代统治者关注。为了确保安全生产,统治者在防洪措施方面形成＂导、堵、蓄＂周密的防洪工程。从古代盐池防洪措施中,我们看到了古人在盐池防洪中的勤劳与智慧;从防洪的成效中我们发现,要保证盐池安全生产,长久地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只是＂导、堵、蓄＂的防洪工程,更是要让防洪措施能兼顾社会各行业,各阶层的利益,使盐池为整个社会发展服务。另外,为了保证盐池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应在防洪的同时促成盐分的补充,体现社会与自然的共同发展。     

中国古代的上访

封建专权时期,最高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常常出台一些笼络安抚、听取百姓疾苦的措施,直诉制即其中之一。“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史记》卷一一九）直诉制的意思是,某些重大案情和冤抑莫申者,觉得自己的正当利益被误判而受侵犯时,可超出一般诉讼管辖和诉讼程度之范围,直接向最高统治者申诉——类似“上访”,以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的效果。     

苏轼悯农诗思想探源

北宋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变法、统治者生活腐朽、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期间,苏轼受儒家“民本”思想和佛教慈悲思想的影响,写下了很多悯农诗.     

老子国家治理思想探析

老子的国家治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其所著的《老子》一书中。老子怀着对时代忧患意识和对社会的责任感,怀着对统治者的不满及对百姓的同情,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理念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想,以期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挽救国家统治,使百姓获得安定和谐的生活。     

儒家在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目标及实现途径

儒家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在历史发展中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统治者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它通过寓教于民、不使民知、推己及人、笼络人心的方式完成了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而实现统治阶级稳定政权、教化百姓的目的。     

苏轼利民思想刍议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周易》时代,即萌芽出“损上益下,民悦无疆”（《易·益》）的思想,揭示出在上的统治者重民必须在利益分配上予以体现,在下者从统治者那里获得适当利益,那么老百姓就会高兴、拥戴之。故《周易正义》疏解其意说:“既居上者能自损以益下,则下民欢悦无复疆限。”相反,如果统治者根本不管百姓死活,一味掠夺聚敛财富,老百姓无以聊生,必然走上反抗之路。故《尚书·蔡仲之命》有言:“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因此,历代明智的统治者。不得不适当考虑老百姓的利益,以显示其“德政”,善于“养民”。（《尚书·大禹谟》:“禹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无论重民还是以民为本,取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利益如何分配。自然,自有阶级社会始,统治者总想从被统治者那里攫取更多的财富供其享乐,但恰恰因为顾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依存关系（古     

盖世神勇 义贯千古——谈《三国演义》中的关羽

关羽并非《三国演义》中的主角,但从小说问世以来,关羽却越来越受封建统治者重视,越来越受民间尊崇,甚至被抬高到“关圣”、“关帝”的地位。究其原因,是关羽的“义”既符合封建统治者以“义”迷惑、驾驭民众的需要,又符合百姓间交往重义轻利的心理。     

唐代驿传苛剥百姓之考察

唐代驿传体系发达,驿路通畅,通讯准确及时,这与唐代统治者重视驿传体系建设有关,但唐代驿传的背后也有许多不光明的东西。其驿传物资和钱财的获得方式除国家拨助外还有三条渠道:"捉驿"就是捉大户供奉驿馆所需;"帖驿"就是在驿馆驿马不足时由驿路两旁百姓用自己的私马补充驿站的临时需要;"营驿"则是驿馆通过放高利贷形式获取驿路两旁百姓的高额利息以供驿馆所需。三条渠道的获得方法均存在盘剥百姓情况。     

从碑刻资料看元代河东盐池管理权之争

河东盐池的财税收入，历朝统治者一直十分重视。元代以前，盐使司常设解州。公元1231年，姚行简报请朝廷同意移司路村。解州方面为维护地方利益，多次上书要求回迁，于1283年取得成功。1285年，路村方面发起反击，1287年，盐司再度东迁路村。从此盐司稳住路村并经历圣惠镇、凤凰城，直至发展成为今日之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