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世说新语》的对比看名量结构的发展

通过调查《史记》和《世说新语》中的名量结构后发现：《史记》中＂数＋量＋名＂结构用例比＂名＋数＋量＂结构少,而《世说新语》中＂数＋量＋名＂结构用例比＂名＋数＋量＂结构多。     

唐代《史记》传播研究综述

以21世纪为界,＂唐代《史记》传播＂研究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在西方某些新理论如传播学、接受美学等传入并应用于此研究课题之前,一直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典籍流布、阅读与研习状况的研究范畴,主要偏重于对唐代《史记》学术史的梳理。进入新世纪,随着西方传播学等新理论在我国发展的日渐成熟,＂唐代《史记》传播＂开始突破传统意义上的研究局限,逐渐走向跨学科、交叉性、多视角、深层次的全面性和综合性研究方向,并取得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然而,从整体上看,目前学界对于＂唐代《史记》传播＂的讨论和研究,无论是在理论运用方面还是具体内容架构方面都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史记·刺客列传》到“刺客戏剧”的嬗变

《史记·刺客列传》改编的刺客文学蔚为大观,其中由刺客故事嬗变而来的刺客戏剧更是流传深远。刺客戏剧以时间为轴,以地域为面,经纬交错,种类繁多,而且在近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刺客戏剧无论从主题还是到审美都在接受中发生着演变。文章就"刺客戏剧"的嬗变进行剖析,以求梳理刺客戏剧源流和嬗变情况,更好地了解我国古典文化中的刺客文化和精神。     

唐以前《史记》与《汉书》注评考议

梁启超认为两晋六朝"迁书既美善,引起学者研究兴味,社会靡然向风。"而著者在阅读《隋书·经籍志》过程中发现,唐代以前对《史记》和《汉书》的接受和研究著作极其不均等。事实是《史记》传者甚微,而《汉书》注家如云。文章探讨唐代以前《汉书》和《史记》的接受情况,并分析"《史记》传者甚微,而《汉书》注家如云"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史记》:中国古典小说的武库与土壤——兼说《史记》的小说味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在史学和文学上都取得了卓越成就的不朽巨著,鲁迅先生曾评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句肯定的是《史记》的史学价值,后句则是对《史记》文学价值的高度评价。文学上的《史记》以其特殊而丰厚的意蕴和无穷的魅力,成为后世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的武库与土壤,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嬗变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唐传奇还是明清小说无不有着《史记》的烙印。     

东汉初“立《左氏春秋》博士与否”牵涉出的《史记》争论

东汉初年,由＂立《左氏春秋》博士与否＂问题引发了关于《史记》的学术争议：赞成立《左氏春秋》博士者,认为《史记》多引《左氏》,应立《左传》博士。反对者指责《史记》思想原则——＂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成为汉代思想界的公共话语。而汉光武帝刘秀采取理性的态度,为这场政治文化的大争论营造了学术生态。     

《史记》三家注注释讹误考辨

押司马迁《史记》自问世以来为之作注的有几十家之多,但最具学术价值的是《集解》《索隐》和《正义》三部,后经宋人刊刻合为一编,附于《史记》正文之后,史称《史记三家注》流传至今,是研究《史记》文本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但三家注注解《史记》成绩斐然的同时,释文也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失误,历代均有学者对之辨正。因此,结合前人读书札记,并结合自己阅读三家注时发现的几处疑误,用具体的例证阐述《史记三家注》注解《史记》过程中的失误。     

别开生面的《史记》文献整理工作--略谈《〈史记〉选本丛书》

《〈史记〉选本丛书》同时推出了八部明清民国时期《史记》选本的代表作,反映了《史记》的传播史与接受史,展现了明代以来文学批评与史学批评的各种方法,为研究《史记》批评史及《史记》选本的发展史提供了样本。     

从“西戎杀秦仲”条看古本《竹书纪年》的版本问题——以《史记·秦本纪》与《后汉书·西羌传》比较为例

文章从《竹书纪年》中以《后汉书·西羌传》所引用的条文为例,与从《史记·秦本纪》找到同样的内容比较,来分析与秦仲死亡年度相关的问题。在《史记·秦本纪》和《后汉书·西羌传》的系年之间发生两年的误差,一般认为《后汉书·西羌传》的记录来源于古本《竹书纪年》,与《史记·秦本纪》相比更有信赖性。但是,《集解》徐广注、《索隐》以及李贤注所说的"竹书纪年"并不一定是同样的版本。徐广注所引用的可能是自西晋至东晋、刘宋传承的南朝系列版本;《索隐》和李贤注所说的是自西晋经过五胡十六国、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北朝系列版本,这两种版本一致的可能性并不太大。而且,《集解》徐广注和《索隐》并没有提到《史记·秦本纪》的错误,怀疑在古本《竹书纪年》是否记载秦仲死亡年度。所以,我们不能确定《后汉书·西羌传》里的相关条文来自于《竹书纪年》,所以还不能以这些资料来修正《史记·秦本纪》的错误,而还要信赖《史记·秦本纪》,充分肯定其本身所含的史料价值。     

宋代《史记》研究与文章修辞之学

宋代是中国文章修辞之学深入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史记》研究评论较之前代有了新的形式和内容,体现在出现了以词句修辞为中心的《史记》节录本《史记法语》、最早的《史记》评点本《班马异同评》,在宋人的笔记、文话之中对《史记》的评论也因为修辞学的发展而引向细致具体的方面。宋代修辞学深化、拓宽了《史记》的文章学研究思路,完善了《史记》接受的主要形式,为明代《史记》研究的大繁荣奠定了基础。     

论唐代孙子兵学的渊源与发展

唐代是孙子兵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孙子位居兵学"亚圣"地位,《孙子兵法》实际上被视为兵书之首,传承广泛,影响深远。唐人注解《孙子兵法》达到高峰,注本丰富,有注释,有阐发,多有创见。唐代孙子兵学私学色彩明显,出现家兵学现象,还融合儒家、道家等思想,萌生道兵家流派。     

明代诗话中的《诗经》文学品评

明代诗话对《诗经》的文学品评,主要围绕四个话题展开:对《诗经》的产生历史进行文学性的探源;对《诗经》的审美意蕴进行多视角的揭示;对《诗经》的表现手法进行悉心细致的体味;阐述《诗经》对后世诗风诗情的智慧启迪。明代诗话对《诗经》的文学品评使得明代《诗经》的文学阐释更为精彩。     

论清人词话的学术背景

清词话作的学化，使清人词话与清代学术有着为更密切的联系。清代实学、朴学及今经学对清词话都有一定的影响。     

两汉商业政策与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

两汉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总的态势是在不断地提高。西汉前期,由汉高祖的“贱商”到文景时的“惠商”,商人的社会地位在逐步上升。武帝时“抑商”导致大部分商人破产,地位一落千丈,但部分商人却坐上了高官,地位殊荣,商人社会地位处于两个极端。武帝之后,政策逐步宽松,商人、地主、官僚日益结合,社会地位有了更大的提高,一直到东汉无大的变化,所以说两汉商人的社会地位与当时的商业政策紧密相连。     

明代笔记中有关西域的记载及价值论略

文章认为,明代笔记中散杂着大量有关西域的记载,这些文献虽零散琐碎,却内容丰富,是作者最直观的认识与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认识价值和文学价值,为人们了解更为丰富的西域历史社会风情,提供了有血有肉的纪闻资料,是了解古代西域的又一重要窗口。同时以明代笔记为切入点,对散见于其中的有关西域的记载及其价值作一探讨。     

台湾藏吴氏丛书堂抄本《陆士龙文集》叙录

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明长洲吴氏丛书堂抄本《陆士龙文集》十卷本,为大陆图书馆所未见。此抄本乃明吴宽据宋本抄录,且流传有序,版本可靠。与今存之明代项元汴重装之宋本《陆士龙文集》和陆元大翻刻之宋本《晋二俊文集》皆有差异,其校勘价值颇高。且台湾所藏之抄本,有清韩应陛手校题记,勘正讹误,更增加了抄本校勘价值。     

宋小说笔记及饮食文学

宋小说已深入到大都市、小市镇的市民日常饮食生活中,使其具体、直观呈现并形成了系统,像酒楼茶肆等题材,对后世文学影响甚巨。以《东京梦华录》为代表的城市日常生活笔记文学,为宋代饮食文学构筑起一个平台,使宋代城市市民日常饮食生活独立出来。宋小说笔记的饮食生活内容已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并互相融合,从而构成了宋代乃至宋之后无比生动的文学现象。     

梁《律》《令》的修订及其历史地位

梁《律》、《令》的修订在南齐立法的基础上完成，实为齐、梁两代的立法成果。梁《律》、《令》以晋《律》、《令》为蓝本制成，但在篇目上有一些改制，有关内容也较晋《律》、《令》完备。梁《律》、《令》对陈、北周、隋、唐《律》、《令》都有重要影响，是隋、唐《律》、《令》的重要渊源，其中梁《令》是隋、唐《令》的主要渊源。梁《律》、《令》是汉、魏、晋《律》、《令》向隋、唐《律》、《令》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从宋代词论看晏殊词在宋代的传播及其地位

晏殊作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其《珠玉词》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对宋词的繁荣兴盛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历代对晏殊词的评论者都不乏其人,文章通过对宋代关于晏殊词论的分析,得出宋代的词论家已经从词的风格、创作手法、内容等诸多方面对晏殊词进行评价,同时晏殊词在北宋时期颇受好评,并拥有很高的地位,而到了南宋晏殊词则受到冷遇,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清末报刊评论视野下的南昌教案

南昌教案发生之后,清末报刊对南昌教案有着两种不同的解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报刊主要从文化启蒙的视角评论南昌教案;而以《申报》、《通学报》、《中外日报》、《京报》为首的报刊则从国家主权的角度分析南昌教案。清末报刊对南昌教案不同的评说视野展现了中国人纷繁复杂的教案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