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犯罪数额分类及立法模式完善

犯罪数额是我国刑法规定中用货币形式表现的具有定罪量刑意义的反映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价值量,可分为犯罪所得数额和犯罪指向数额、定罪数额与量刑数额、立法数额与司法数额。刑法上犯罪数额立法采用《国家赔偿法》模式,以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或国家上年度人均生活费标准作为参照系数,有助于统一犯罪数额的标准,保证刑法的相对稳定性。     

税收犯罪数额问题研讨

税收犯罪数额对税收犯罪的定罪和量刑均有重要意义。当然，不同种类 的数额，其作用又不同。根据数额的性质，可将税收犯罪数额分为偷税数额，抗税数额，骗税数额，逃税数额，虚开数额和发票数额。根据数额实现与否，可分为犯罪数额和犯罪所得数额，根据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可分为中性数额和非中性数额。根据数额所属行为的个数，又可分为单一数额和累计数额。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应纳税额，虚开数额和累计数额这几种数额的认定。     

数额犯若干问题研究

数额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类型，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强调犯罪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结果，数额犯本身也可以分为诸多种类；根据数额犯类型的不同，一定的数额既可以是犯罪的成立条件，也可以是犯罪的既遂条件；对于数额犯的共犯，要按照共犯人对犯罪数额发生所起的实际作用而不是分赃多少处罚。     

盗窃电能犯罪数额认定的思考

盗窃电能犯罪属于盗窃罪,是不纯正数额犯,盗窃电能数额在定罪和量刑中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准确认定盗窃电能数额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基础。通过对实践中盗窃电能犯罪数额认定的现状可知,刑事法律应按照客观真实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存疑有利被告人原则确定盗窃电能犯罪数额的认定方法,以利于司法操作。     

犯罪数额问题研究

犯罪数额是与犯罪行为相关联并以货币形式表示的经济利益数量，它对我国刑法中许多罪名的定罪量刑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刑法对犯罪数额的规定大致有概括型，具体型和比例型三种方式，实现刑法规范的明确性和概括性，立法稳定性和司法可操作性的和谐与平衡是犯罪数额立法的价值目标，司法实践中应当结合刑法基本理论，对未完成犯罪，共同犯罪和罪数形态中的数额进行准确地认定。     

浅谈贪污罪中的数额认定

贪污罪不仅侵犯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而且危及社会与政治稳定,为了巩固政权,历代统治者无不十分重视对贪污犯罪的惩治.我国一再强调对贪污罪的打击,但是目前贪污犯罪的形势依然严峻,这不得不引起对贪污罪的理论与实践、立法与司法问题的深深思索.其中,对贪污罪及数额认定的研究至关重要.     

司法实践中认定盗窃数额问题的探讨

盗窃数额问题对盗窃罪的认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判断依据。《刑法》及其相关的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对盗窃数额、销赃数额以及民事返还不当得利等的阐述在执行中容易产生分歧，为此对这些行为作出了深入浅出的分析。     

对民事审判中合同纠纷案件损失数额认定的思考——以经验法则为视角

在民事审判中合同纠纷案件损失数额的认定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达到＂客观真实＂是一个努力争取的目标;当不能达到＂客观真实＂目标时,根据经验法则及相关规定,只要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也同样达到了各方面所要求的证明标准,这才是合同纠纷案件中损失数额认定的＂应然＂状态。要改变合同纠纷案件中损失数额认定的混乱状态,有赖于各方的努力。     

财产犯罪数额的认定初探

在财产性犯罪案件中,对行为人所获得的财产数量的正确认定是定罪量刑的前提。本文通过犯罪嫌疑人在实际侵犯财产行为过程中以及获获得财产后的主观心理状况和所取得的财产的实际价值状况出发,指出应当如何对行为人非法占有财产进行具体数额进行正确的认定。     

论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和数额认定

随着人权运动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和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案例中涉及到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而我国法学界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致使长期以来,我国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规定得过于狭窄,不足以维护人身权利;对赔偿的数额标准也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本文着重探讨了精神损害赔偿在适用范围和数额确定上的立法缺陷,并就这两个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和意见。     

重构我国刑法分则体系若干问题探讨

刑法分则中"毒品"、"淫秽物品"等概念的解释性规定,按照总则与分则的关系要求应该纳入总则规定;刑法分则体系应改"大章制"为"小章制"的分类方式;并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妨害婚姻家庭罪应当独立成章;增设侵害环境罪专章,将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独立成章;贪污贿赂罪涵盖的内容应当加以扩展,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几个罪纳入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价值考量——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再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两者之间是存在辩证统一关系的,要在平衡各种价值需要的基础上,协调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的矛盾.法律真实追求法律权威和客观真理的平衡,是客观真实基础上法律评价的结果.     

赌博新现象的刑法规制

针对我国当前出现的网络赌博、跨境赌博和公务人员赌博等新问题,需要从刑法原理和司法适用上进行了分析、探讨,以利于对赌博犯罪的防控。     

论刑法中的实行行为

实行行为是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犯罪的定型性行为类型，它具有定型性、侵害性、有意性、有责性等特征。在规定某一种犯罪的条文中可能包含另一种犯罪的实行行为，区分的关键在于看行为具有哪种犯罪的实行性。同一种实行行为既能包括既遂、未遂、中止等多种构成行为，亦可成为构成行为的一种。     

论“以人为本”的刑法理念

随着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以及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法制文明的高速发展,我国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刑法理念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树立“以人为本”的刑法理念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和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以人为本”的刑法理念包括三个方面：市民刑法的刑法性质理念、人权保障的刑法机能理念和谦抑主义的刑法作用理念。     

试论洗钱罪的构成特征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洗钱犯罪成为危害极其严重的国际性犯罪。近年来 ,此犯罪又在我国悄然兴起,给我国社会政治、经济造成极大危害。为适应打击洗钱犯罪的需要,我国新刑法增设了洗钱罪,但要准确地认定和惩治洗钱犯罪,必须把握此罪的构成特征     

单位犯罪诉讼程序立法研究

论证了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单位犯罪诉讼程序的必要性,认为用司法解释规定单位犯罪的程序是不合适的.在立法模式上,主张将单位犯罪的特别诉讼程序统一纳入刑事诉讼法典,采设专章的立法体例.对于应规定的内容诸如单位犯罪被告人的确定、诉讼代表人制度、有别于适用于自然人的强制措施等进行了探讨.     

论刑事举证时效制度

刑事举证时效制度既是证据制度又是诉讼时效制度,该制度对防止庭审过程中的证据突袭、保障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增强诉讼可预测性、倡导证实信用理念均有着重大意义。在我国确立这一制度已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在具体设计时应区别不同的情况确立不同的处理方式,同时,为了保障该制度的有效运行,还需要确立诸如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等相应的配套措施。     

对刑法第239条罪名确定问题的再思考

从法律渊源和法理学角度进行分析,刑法第239条罪名应设定两个绑架勒索罪和劫持人质罪,两罪有其相应的犯罪构成及适用范围.     

人犯、犯罪嫌疑人到涉嫌犯罪人——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视角看被追诉对象称呼的改变

中国刑事被追诉对象在法典中先后被称为人犯、犯罪嫌疑人。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称呼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涉嫌犯罪人称呼的引入确立了被追诉对象在程序上无罪的地位,与无罪推定原则相适应。涉嫌犯罪人与犯罪嫌疑人具有不同的法律含义。涉嫌犯罪人的称呼是刑事侦查中证据收集情况的真实反映,具有时代意义,有利于实现无罪推定原则之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