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理琛西使动因小议

康熙年间,清朝政府史无前例地向活动于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土尔扈特部落派遣了使团,即后世所谓的“图理琛使团”。使团西使的动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其中,与土尔扈特加强联系是要因之一,但并非清政府的主旨。其终极目的在于诱使与之关系友好的土尔扈特部东归故土,以牵制沙俄与准噶尔部等敌对势力。     

历史上土尔扈特人在国外分布状况探析

土尔扈特是我国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明末清初主要生活在新疆塔尔巴哈太一带,由于受到准噶尔蒙古部的排挤,被迫迁往伏尔加河下游一带游牧;1771年1月由于不堪沙俄政府的剥削和压迫,大部分归国。另一部分人由于各种原因留在了俄国,后来又有少部分人迁往美国、法国、蒙古、瑞典等国家,零星的迁往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一个大杂居小聚居的世界性民族。     

清朝政府对东归土尔扈特部的安置

公元1771年，西迁已久的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东归故土，他们受到清朝政府礼遇的同时也得到妥善安置。土尔扈特的安置问题关系到当时边疆和蒙古地区的稳定，故而受到清廷极大的重视。对土尔扈特的安置主要包括短时赈济、临时安顿和长期建制三部分内容，在和平的环境中，土尔扈特日益安定富足。     

顾炎武北游不归之原因探析

顾炎武开始长达25年的北游生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昆山故里,终客死山西曲沃.关于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原因,引起了后世学人的广泛关注.在爬梳史料和借鉴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北游前段,他因为躲避来自里豪和家族内部的迫害不敢归;二是在北游后段,他因为经济上的窘迫而不能归;三是超越前段不敢归和后段不能归的深层原因在于他基于遗民心理的不忍归.面对恢复希望渐趋渺茫的形势,他强忍不归.     

关于纳兰性德作品的若干考辨

本篇所谓“边塞诗词中的用典和借境”,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清准战争前夕)表现特定心态(战争的隐忧与和平的愿望)的“用典”和“借境”.某些研究者从性德作品中发现的“西北地名”,不过是这样的“用典”和“借境”的一部分.下面分四个层次对于这种“用典”和“借境”的来历作出概括说明:1.历史背景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三藩平定之后,清廷的主要劲敌就是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了.准部首领噶尔丹妄想兼并蒙古各部,起兵抗清;康熙皇帝对准部一面“宣抚”,一面备战.这样,在清廷与准噶尔部之间,在准噶尔部与蒙古其他各部之间,都有着日益尖锐的矛盾.从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性德去世之年),战争并未发生,但已是阴云密布了2.性德个人的行踪康熙二十年(1681年)春夏之际,皇帝出塞北巡,到达了内蒙古牧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华民族振兴的三部曲 ——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 周年

振兴中华是当代中国人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这同时也说明, 中华民族的确落伍了。廓清民族落伍的原因, 是民族振兴路向选择的前提。本文认为, 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 需要经过三个阶段: 一是政治基础的奠定; 二是经济道路的选择; 三是民主政治的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 就在于它成功地促成了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 成为民族振兴的第二部曲。     

普宁寺兴建的历史背景

普宁寺仿照西藏桑耶庙的形式,是清乾隆皇帝在承德建的第一座寺庙。准噶尔部的发展演变和两次叛乱导致了西北地区的混乱。修建普宁寺和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是同时进行的。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对稳定西北边陲、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平准战争与康熙的后勤供应

康熙二十九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0—1697年)清朝与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进行了长达七年的战争,此即俗称的康熙平准战争。战争是由准噶尔部与喀尔喀部的矛盾引起的。准噶尔部与喀尔喀部均为蒙古之分支。在顺治初年,他们的关系是“间通使,间为寇”。至顺治中期,厄鲁特蒙古趁清军方定中原未遑远略之机,“吞噬西北,日渐强大”。(《圣武记》卷3“康熙亲征准噶尔记”)至康熙中期噶尔丹袭杀索诺木阿拉布坦自立为汗后,东侵西略,他娶青海和硕特部车臣汗之女并借机     

土尔扈特人的东归——18世纪中俄地缘政治在其中的折射

土耳扈特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明代天启、崇祯年间 ,土耳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因为与漠西蒙古的另外一部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发生冲突 ,于是率领自己的 5万余帐牧民 ,西南方向迁移。在当时沙俄还没有控制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围猎放牧 ,形成一个独立的游牧部落。尽管如此 ,他们与天山以北的厄鲁特蒙古各部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 ,并一直和清朝中央政府保持朝贡关系。 16 97年 ,清政府平定噶尔丹叛乱后 ,土耳扈特汗阿玉奇派诺颜和硕布等入贡庆捷 ;后来 ,策旺阿拉布坦割据新疆中断了准噶尔通往嘉峪关的贡路 ,然而 170 9年阿玉奇仍派遣使者萨…     

清代木垒屯田概况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统一北疆以后,紧接在天山北路广开屯田,而木垒也是北路最早的重点屯田之一。 清政府选择这里进行屯田是有原因的。清初,木垒以西乌鲁木齐以东是准噶部部落的游牧地区,加上连年战争,人口锐减,农业落后,产粮不多。清政府在新疆驻军的军粮都从甘肃的肃州(今酒泉、高台二县)等处数千里远途运输,开支巨大。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清     

满蒙联姻

满蒙联姻作为清朝奉行不替的国策,始于皇太极时代,经过皇太极和福临两朝的发展,到康乾时代趋于完善,乾隆后至清末作为既定国策沿袭。同前代相比,清朝的满蒙联姻具有制度性,通过大规模、多层次、持续性的互相通婚,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结成政治联盟。满蒙联姻对清朝统一中国、巩固政权和治理边疆起到了重要作用。     

黠戛斯汗国所属诸部考辨

汉文文献记载,8世纪初形成汗国的黠戛斯,仅有＂木马三突厥＂等属部,但总揽相关的其他文献表明,与黠戛斯汗国存在依附关系的民族远非如此。本文在全面梳理汉文史料的基础上,辅以古突厥文碑铭、波斯文献,试图对黠戛斯所属诸部略作厘清辨析。     

刘基的夷夏观

刘基曾深受传统夷夏观念的影响，具有明确的华夷之辨思想，但他的夷夏观与传统思想有差别，重在阐述“夷夏盛衰之大机”，寻求华夏衰弱的内因。同时，他还接受了当时流行的一些关于夷夏问题的新观点。而他提出的夷夏大同的思想，超越了传统，是那个时代最具价值的夷夏观。     

唐初两蕃与唐的东北策略

唐初的辽西走廊，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一旦控制这一地区，既可以东扼高丽，西控突厥，更可以此为跳板将势力向广大的东北地区延伸，而当时占据辽西走廊的主要是号为“两蕃”的契丹和奚族，所以唐初的东北策略基本是回护两蕃，争取它们的归附，进而控制辽西地区，达到牵制突厥和高丽的目的。因此，从高祖到太宗，前后用了近30年的时间，最终完成对辽西地区的争夺，并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机制，尤其在大宗时期，更征用两蕃军队，利用其地理优势，协同唐军对其东西二邻－－高丽和薛延陀作战。     

三苗部族名称解析

综合苗语黔东北次方言语汇、古代文献及考古材料,发现三苗诸部族的名称大多与动物图腾尤其是人类驯化的动物有关,这是三苗部族联盟以畜牧养殖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远古农业文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的标志。这种在部落联盟内群体性以动物名称命名各部族的现象,是远古时代部族及部族联盟产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特殊现象。     

试谈贵州苗族口传、手叙文章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没有文字的贵州远古苗族,用高亢优美的古歌作口传文章,记录了千百年来的历史;将五彩斑斓的彩线写传统文章,手叙着如烟往事的尘迹。古歌、刺绣作为贵州苗族文化口传、手叙的特殊另类文章学,亦是今天贵州原始的、最为丰富的旅游资源,具有全面、系统、集中、原生态地展示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从而具有了相当旅游开发的价值。     

试论"皋陶作士"的历史意义--兼论影响传统法制的部族战争因素

华夏民族的刑法不是皋陶创制的.尧命"皋陶作士",是部族战争因素影响传统法制的重要体现,尧舜禹希望借重皋陶所在涂山氏部落的力量,维护部落联合体的安全,同时维护正在兴起的部落联合体首领的权威.作为华夏部落联合体的第一个刑官,皋陶为传统法制奠定了基础.     

关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问题的几点思考——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出版120周年和该书中文版发行50周年

有关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概念中文版中的"游牧部落"一语系"畜牧部落"一语误译的说法是可信的。但"其余的野蛮人群"一语的真正含义,应是指那些仍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但很可能已有家畜饲养,只是不拥有大规模畜群的部落。这种部落参与分工的"资本",除了少许的渔猎产品之外,还有可能要靠他们的"匠人"生产出更多的"武器和工具"来。此外,那种把恩格斯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简单地理解成"生产经济与攫取经济的分离"的做法连同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本身,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探讨。     

鲜卑人中白种人来源考

公元3世纪,东北西南部即有白种人部族,但他们是"自号鲜卑"并被中原人称为鲜卑的.这部分白种人出自被匈奴征服后被迫南迁的丁零人.匈奴西迁后,他们与匈奴余种一起加入到鲜卑族之中.东部鲜卑中的白种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公元1世纪随匈奴余种迁入辽东的丁零人,二是公元3世纪随慕容部东迁的丁零人.拓跋鲜卑中的白种人主要是其进入匈奴故地后与之杂居的丁零人.     

试析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原因

19世纪末,美国统一国内市场后,开始积极向外扩张掠夺。地处亚太地区,国内政治飘零,列强纷争的中国成为美国的扩张目标。1901年满清政府同各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巨额赔款即庚子赔款,为美国扩大在华影响提供了有利契机。不久,美国率先提出退还庚子赔款,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分析美国退还庚款的原因。从而指出美国的目的是为扩大自身影响,攫取在华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