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王年无周公纪年辨——兼释“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西周王年无周公纪年辨——兼释“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郭守信西周王年有无周公纪年，一直是周史研究上的疑案。自汉儒传经以来，古今注家相沿认为武王之后、成王之前有周公七年纪年的，是代不乏人。就是今日，许多名家也是以这样的认识来讨论西周纪年的。本文的答案是...     

古籍中的纪年法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有较为精确历法的国家之一,早在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就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年,历史上,主要有三种传统的纪年法:以王公即位年次纪年,以帝王年号纪年,以天干地支相配纪年。以王公即位年次纪年,是以国号或朝代名称、帝王公侯名号配以其在位年次用来纪年的一种方法,而用于年次纪年的帝王公侯名号主要是谥号和庙号。谥号起于周武王时代,曾“追尊古公为太王”,西伯“后十年而崩”,被“谥为文王”。谥号一般是王公死后由礼官与朝廷根据其生平事迹议定的一种带有褒贬色彩的称号,如文、武、景、庄、惠、桓、灵、僖,便是常用的谥字,谥字根据谥法而定,如经纬天地曰文,布     

我国的历史纪年

在我国的史籍中,准确的纪年是从西周共和元年开始的。以君主即位的年次顺序纪年和帝王年号纪年,是史籍中常见的纪年法。从西周共和到汉景帝(公元前841——公元前141年),历史纪年均以历代君主或皇帝即位的年次顺序递记,直至他们退位或死亡为止。例如,周宣王姬静于公元前827年即位,这一年称宣王元年,他在位的最后一年,称宣王四十六年。又如秦王嬴政接位年称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秦统一全国后,嬴政改称始皇帝,纪年连续,称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他死时纪年为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次年(公元前209年)即为秦二世元年。用年号纪年是从汉武帝刘彻开始的,刘彻即位     

秦孝文王享国三日辨

秦孝文王在历史上的地位无足轻重,他的在位时间因史料记载简短,加之人们的疏忽,常被错误地认为在位时间是一年甚至是二年。本文根据历史文献及出土文献,通过分析和运用干支纪年、纪月表,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秦孝文王在位的时间是三日,而非一年或者二年。     

我国历史上是怎样纪年的

我国历史上的纪年方法很多,如帝王名号纪年(或称王、公名号纪年)、干支纪年、年号纪年、岁星纪年、黄帝纪年、公元纪年等.其中帝王名号纪年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纪年法,有确切纪年可考的是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掌握一点纪年法的知识,对学习历史,很有益处.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出土窝阔台汗时期的古回鹘文景教瓷碑考

蒙古窝阔台汗十三年 (公元 12 4 1年 )古回鹘文景教瓷碑的出土 ,是继《乌兰浩木碑》、《高昌王世勋碑》、《土屯木萨里修寺碑》之后 ,又一重大考古发现。碑文用亚历山大和中国十二生肖两种纪年法纪年 ,反映了景教东传时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特点。碑的主人是信奉景教的汪古部将军 ,在他 71岁时 ,于今赤峰地区城子村建立宫殿并制碑纪事 ,为后人留下了珍贵资料     

关于中国的王位纪年

中国在商代之前,无纪年法,亦无纪年。西周成王以后,采取以君王在位年数为序的王位纪年法。其中个别诸侯升王改元,年数从新计算,这才产生了前元、后元之分。汉初为了术数的忌讳,怕遇到“12”这个数字,所以就几年一改元,于是有前元、中元、后元之称。汉武帝时,提出以“天瑞”今年,但一般都是先改元,然后追命年号,甚至有改元后没有命年号的。改元、建元都在年初,新君即位,不逾年不改元。但东汉以后,开年中建元、改元之例,才不管什么遗年不逾年了。唐代有皇帝创改元最多纪录,武则天的年号就有17个之多。明清时代,才一帝一年号。辛亥革命取消年号,以建国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改用公历,结束了以国纪年的历史。     

古代纪年、纪月、纪日、纪时法

一、纪年法 理清年代顺序的方法称为纪年法。我国历史上使用的传统纪年法是“干支纪年法”和“年号纪元法”。先秦纪年多以王公即位年次年号纪年,各国不一,较为混乱。     

据《夏商周年表》估定舜帝纪年——兼谈《史记·五帝本纪》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的《夏商周年表》,可推定舜崩于公元前2074年左右。据《尚书·尧典》纪年文例,知《史记》“用事二十年”说有误。因尧丧三年处理不当,孔传、孔疏的“三十在位”说亦有不妥。因定舜崩年82岁。根据杨希枚先生三年丧礼原本带有考验新王的性质的新说,细算《今本竹书纪年》的夏代纪年数,知王国维《疏证》有三处失误,因定虞夏时代实行过“丧毕即位”制和“三足年丧礼”。最后据上述结论,推定舜帝大事公历纪年。     

掌握纪年换算方法,构建历史时序

纪年是人们给年代起名的方法,我国历史上采用的纪年主要有帝王纪年、干支纪年、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等。《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指出:“逐步掌握学习历史的一些基本方法,包括计算历史年代的方法。”对于历史学习而言,应该掌握历史纪年的换算,构建历史时序。     

唐玄宗李隆基诗作编年考

通过对现今所存的唐玄宗李隆基诗作进行具体的编年和必要考证,为进一步全方位地研究李隆基其人其作,提供必要的基础和依据.     

“进呈取旨”:从御前决策看宋代君主与宰辅的关系

宋代御前决策主要分为进呈、取旨、书写圣旨三个环节。在进呈环节中,宰辅以呈报文书的形式,协助皇帝了解外情,同时也常上下其手,操控信息。在取旨环节中,皇帝具有最终的决断权,但由于经验、能力的局限,常常需要将宰辅的意见吸纳到"圣旨"之中,宰辅则因此获得弄权的机会。书写圣旨时,宰辅有时忠实地记录皇帝旨意,有时则会有所删改。出于防弊目的,皇帝在各环节上,也多采用不同手段对宰辅进行反制。双方的合作更加紧密,博弈也愈发复杂,体现出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     

唐代剑南西川分立原因探析

本文从安史之乱以后，玄宗、肃宗父子问争权夺位这一角度论述了西川从原剑南节度分立之原因．玄宗肃宗父子斗争的结果，是肃宗取得主动权，从而直接促成了剑南分立为东西二川。     

论田文镜及雍正朝的吏治

田文镜是雍正朝著名的“模范督抚”。康熙末雍正初的政局为田文镜的升迁提供了契机,田文镜为雍正的“严猛”政治树立了典范。“清官”加“酷吏”是田文镜一生的真实写照。田文镜的起用、升迁是雍正朝吏治的一个缩影,而雍正朝的吏治又与当时的政局紧密相联。     

从黄老之术到儒术独尊转变过程中的典型人物——汲黯

生活在汉景帝至汉武帝时期的汲黯,鲜明反映出从黄老之术到儒术独尊转变过程中的变化。在治政之策上,他采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且行之有效;在为臣之道上,他恪守儒家大义,忠君事主,其心可昭。面对这样的一位有异己思想的忠诚直臣,汉武帝表现出了既欣赏又疏远的态度。     

论徐桐的自强观

徐桐以汉军起家翰林,同光两朝,深受慈禧倚重,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基于"夷夏之辨"而反对外国侵略,维护清朝统治,从而萌发了自强观念。同治十二年徐桐首次请求皇上"专意修攘为自强计",光绪二十一—二十三年徐桐支持清廷通过自强而弭祸患的主张,反对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徐桐的自强观基本上沿袭了传统儒术经常之规,博得同治帝的赞赏,受到光绪帝的冷落。     

略论北魏前期皇帝对宗王的限制和打击

北魏前期道武、明元、太武、文成四位皇帝为加强皇权，都对地位较为强大的宗王进行了打击，如道武帝对卫王拓跋仪的打击，太武帝对乐平王拓跋丕和乐安王拓跋范的打击，文成帝对临淮王拓跋谭、永昌王拓跋仁等人的打击。通过打击宗王，北魏皇帝维护了自己的皇权，使北魏的中央集权不断走向强大。     

论宋代炎帝国家祭祀与炎帝形象诗歌书写及其意义

宋代炎帝国家祭祀主要有五方帝祭祀、感生帝祭祀、明堂祭祀、籍田礼祭、蜡祭和炎帝陵祭,相比于前代的炎帝国家祭祀,宋代炎帝国家祭祀既是一种传承又有创新。尤其是炎帝陵祭,在传播炎帝信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后代炎帝陵祭之先河。这些祭祀反映了宋人的炎帝"农神"信仰和"火神"信仰,二者连同炎帝"药神"信仰构成了宋代炎帝形象诗歌书写的主体。这些诗歌彰显了宋人以农为本、重农利民、厚生爱民的民本思想,寄托了宋人对国家兴旺、民族繁荣、自然和谐的美好愿望,昭示了宋人不畏苦难、舍己为人、济世利生的人文关怀。     

论《史记》与炎黄大战

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炎黄大战是以黄帝为代表的五帝时期一场大范围的部落之间比较持久而频繁的战争。炎黄大战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发生的战争的总称,或者是这一历史时期内最为显著的特征。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所涉及到的地方都有可能是炎黄战争的重要战场。《史记·五帝本纪》是研究炎黄大战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从明清志书看韩愈故里及韩愈墓所在地问题——以明清一统志、河南通志为例

关于韩愈故里和韩愈墓所在地的问题,历来都有分歧。通过对明天顺五年《大明一统志》、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总志》、明嘉靖三十七年《河南通志》、清康熙九年《河南通志》、清康熙三十四年《河南通志》、清雍正九年《河南通志》以及清乾隆四十九年《大清一统志》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认为,韩愈是修武人,韩愈故里在修武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总志》、清乾隆四十九年《大清一统志》关于韩愈＂河阳人＂的含糊其辞的记载,缘于明侍郎耿裕成化二十一年《题韩家庄诗碑》的影响以及雍正至乾隆初年翰林五经博士继承权的纷争。但对于韩愈墓在孟县的记载,我们予以尊重,在此存疑。同时,对于历史上修武也有韩愈墓、韩氏祖茔而明清一统志、河南通志未予记载的状况,我们也持存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