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国内投资效应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2年成为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刘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l)对我国国内投资的总体影响如何，程度多大，本文拟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具体分析FDI对我国投资的引致效应和挤出效应，得出净效应的大小。     

福建省各地市FDI使用效果的比较分析

在确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使用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降维处理,并与聚类分析法相结合,对福建省九地市利用FDI的使用效果进行客观评价,进而提出了注重FDI使用效果的重要性。     

东欧三国吸引FDI的因素分析——基于1996—2006年的面板数据

基于1996—200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GDP和私有化程度是匈牙利、波兰和捷克三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决定性因素。而加入欧盟对于该三国吸引外资亦有一定影响。     

FDI对浙江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浙江省11个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笔者分析了国内外学者有关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从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采用1995--2008年浙江省11个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等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FDI对浙江省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正向作用,但各市的差异较为显著。笔者在研究了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之后指出,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提高对FDI的消化吸收能力上：对利用FDI能力较强的地区,要充分挖掘潜力,提供优惠政策;对利用FDI能力相对较弱的地区,要加大扶持力度。     

全球化抑制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吗?——基于2005—2015年劳动收入份额整体上升阶段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5—2015年劳动收入份额整体上升阶段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全球化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全球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呈显著负相关。其原因主要为全球化带来的有偏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变与中国劳动要素之间的矛盾,且FDI会使全球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这种抑制作用不断增强。应深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劳动力供给侧结构改革,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GVC分工水平了吗——沿线44个国家的动态面板实证检验

在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下,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分工水平在各方力量的影响下不断重塑,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参与国,具有追求经济收益和经济增长迫切需求,而对外直接投资是GVC分工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对沿线经济体产业分工的影响效应,对检验“一带一路”倡议是否践行其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初衷具有重要意义。以“一带一路”沿线44个经济体为研究样本,利用两步SYS-GMM模型探析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可以从增加资本存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四个渠道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GVC分工水平,但是受中国和沿线国家产业发展水平、投资类型以及“倡议”推行时间所限,提升技术水平尚未成为其机制之一。因此,在与沿线国家产业协作中,要因地制宜,相机抉择地调整投资对象与内容,积极引导GVC分工的互补合作,保持长效投资与长期合作。     

法治环境的改善有助于缓解创业企业的“双边信任困境”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对于创业企业而言,要开发新的商业创意或新的商业项目,离不开投资者的资金支持.然而,在创业企业的融资过程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道德风险,创业企业家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着“双边信任困境”,妨碍了创业活动的顺利进行.当前,中国勃兴的创业活动正面临着普遍的融资困境.寻求这一困境的化解之道将大大促进中国创业活动的发展.良好的法治环境有助于缓解创业企业的“双边信任困境”,是创业企业融资方式从关系性融资扩展为私人性融资,再进一步扩展为公众性融资的前提条件.基于中国200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一个地区的法治环境越好,创业企业的“双边信任困境”就越能得到有效解决,从而该地区的公众性融资将会越发达.     

教育是中国社会的“平等器”吗?——基于CHNS数据的实证分析

应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和路径分析模型,研究了中国转型过程中学校教育和经济不平等的代际流动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学校教育在发挥消除出身差异、促进经济平等方面的作用很小;其作用主要表现为父母向子女转换其经济、教育以及户籍等优势的中介作用,并且这一表现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趋于加强。这是教育的经济回报上升和教育机会均等情况恶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要避免学校教育成为固化经济不平等的循环路径,应当促进教育机会均等。     

“我是女性主义者吗？”——由王安忆的性别表述兼谈中国的女性主义

作为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的女性作家,王安忆本人的性别表述和文本中的性别表达以及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之间存在着断裂与缝隙,而且王安忆的这种女性作家的性别表述在当代女性作家中极具代表性,如何看待这种断裂和缝隙,不仅能加深对作家本人及文本的了解,更能透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内在的矛盾和复杂。因此。在既要看到王安忆本人的性别表述的同时,更要注意她如何在女性主义批评者的理论框架和预设中以及在何种现实背景中进行表述。从而观其中间存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伏特和伏打是同一个人吗？——“缘于”一次区级公开课的教学相长

教学相长指的是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教和学两方面互相影响和促进．都得到提高。本文作者在一次区级物理公开课的备课过程中，亲身体验了一次教学相长的过程，获益匪浅，在此与同行共享。     

中国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统筹什么？改革什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视阈下的“城乡治理论”建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整体战略思路是统筹城乡教育公共治理式发展思维,其总体政治哲学是复合化的法理型软性教育公平政策导向。在此导向中,我们必须首先从根本上检视中国三十年教育发展战略设计的路径谱系,理性实现中国教育公平危机的客观化祛魅,进而在深度剖析和评论未来十年中国教育发展指导蓝本《规划纲要》的基础上,厘清其纲要背后所隐藏的公平战略密码,防止学界和政界陷入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本体、范式及方法论意义上的彩绘化误区中。在此基础上,从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目标和治理手段入手,深度揭秘《规划纲要》背后所蕴藏的统筹治理思路,展开《规划纲要》视阈下的统筹城乡教育制度设计,努力推进中国教育公平从十年内的权利机会公平制度设计向过程治理式公平制度设计过渡,实现中国教育从单纯可量化的法规型硬性教育公平政策设计向复合化的法理型软性教育公平政策设计转型。     

荀子的认识论是以“反映论”为基础的吗？——重思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荀子章

作为一种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反映论认为客观环境不依赖于人的感官、知觉而独立存在,人的感觉与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指出,在荀子那里,人的感知和思维能力均是自然的产物,其运作和发展的规律也因循自然,人以外物为共同的基础,经由感觉器官感知呈现、思维器官辨别证明,得以反映外物,因此荀子的认识论是以反映论为基础的。结合《荀子》文本来看,以反映论定位、了解荀子的认识论,虽然能够较为详细的说明荀子之心的认知特性,但似乎还不足以完整概括荀子论知的内容与方法,亦相对忽视了荀子那里认知所欲使性恶之人化性起伪、进于礼义的理论目的。     

国共“党内合作”决定是正确的吗？——中共早期党史和陈独秀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大革命时期,由马林提出、被共产国际接受的国共＂党内合作＂政策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马林将国民党的性质阐述成人民的党,为共产国际支持该政策制造了假象;为了不给托洛茨基等新反对派抓住把柄,斯大林、布哈林等人为＂党内合作＂政策辩护。＂党内合作＂违背了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混淆了阶级;限制了党的独立自主的发展、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壮大了力量,同时也消耗了陈独秀等人精力,助长了共产党依靠国民党的思想,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彻底失败。     

曹乃谦：“中国最一流的作家”？——关于曹乃谦作品价值和定位的讨论

时间:2007年6月17日下午地点: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主持人: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参加者: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成员李云雷(《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徐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书面稿)刘晓南(清华大学教师、博士后)徐则臣(《人民文学》编辑,文学硕士》胡少卿(中国经贸大学教师,文学博士)谢俊(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朱晓科(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赵晖(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余?(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刘勇(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丁幸娜(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师力斌(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