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气为主”与“气盛言宜”之比较

曹丕的＂文以气为主＂与韩愈的＂气盛言宜＂是古代文气论的两个重要理论。由于提出角度不同,所以在理论内涵、功能作用及意义价值方面有很大差异,应准确把握。     

略论曹植赋之“悲情”特质

曹植是建安时期极富盛名的作家,他的赋深刻地体现出生命体察之悲和抒愤咏怀之悲,曹植赋中浓重的＂悲情＂特质是和他多舛的命运与敏感、单纯的性格分不开的。对曹植赋＂悲情＂特质的深度解读,有利于在更深层次上了解曹植其人其文。     

中西不同思维模式下的“信达雅”与“目的论”之比较

本文比较了中西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严复的＂信达雅＂及德国功能主义学说的＂目的论＂,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西思维方式的异同的角度阐释两者的异同点以及各自的特点。严复的译论带有浓厚的中式思维特点,倾向于主观、感性;而＂目的论＂受西方理性分析思维的影响,则倾向于社会效应和交际功能。     

浅解曹丕文论之“诗赋欲丽”

曹丕的《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曹丕赋予了＂诗＂、＂赋＂独立的文学意义与抒情体式。在艺术上,曹丕提出诗赋欲求至＂丽＂的文学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曹丕文学批评中对于纯文学的审美追求,将对文体的评价与规定性上升到了审美层面。但曹丕＂诗赋欲丽＂的文学批评主张有其局限性,与此同时,从整个文学批评史的宏观角度对其进行审视,又有一定的源流性影响,我们需要在多维度中对其进行全面的历史定位。     

戏曲“本色论”与李渔“贵尖新”理论的探求

＂本色＂是中国古典文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在明清两代,戏曲创作兴盛之后,＂本色＂被引入戏曲批评领域,多指通俗俊爽的艺术风格。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中,明确提出了戏曲创作要＂贵尖新＂的特点,从题材、结构、语言等方面说明戏曲要有新颖奇特之处,为＂本色论＂的发展增添了新的理论内涵。     

周瑜“时局论”与诸葛亮“隆中对”比较

三国早期,著名政治家周瑜和诸葛亮,分别发表了精辟的时局分析和论述。周瑜＂时局论＂在前,诸葛亮＂隆中对＂继之。本文总结、比较这两人的政治思想,立足思想层面深化认识这两位历史人物,进而揭示三国早期社会反抗思潮的理论来源。     

苏轼与“苏门四学士”的辞赋理论述议

苏轼与＂苏门四学士＂的辞赋理论,是北宋赋论领域中的一道亮丽风景。苏轼等人既推尊楚汉辞赋,又肯定律赋,具有比较完整的赋史观和比较自觉的批评意识。其中,尤以李廌《师友谈记》所载秦观论律赋、晁补之＂楚辞三书＂论屈原离骚及骚体辞赋,为具有代表性的赋论成果。苏轼、秦观、晁补之的辞赋论述,对宋代及元明以后的赋论颇有影响。     

从夏侯湛的咏物赋看其以“味”论赋

夏侯湛在《张平子碑》中对张衡的生平和赋作进行了总体的评价,认为其赋作"英英乎有其味与",第一次将"味"这一概念引入到论赋的体系中,不仅开启了以"味"论赋的先河,而且对后世文艺评论中引入"味"的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夏侯湛以"味"论赋的提出,是从对张衡赋作内容和形式两个维度上展开的。他对赋作"味"的追求也贯穿于咏物赋的创作过程中。中国的"味"论研究由来已久,夏侯湛对赋作"味"的评价对后世以"味"论赋和以"味"论诗等提供了深刻的内涵。     

论《高等教育哲学》中“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础

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布鲁贝克以＂高深学问＂为基点提出两大高等教育哲学基础——政治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两者从不同方面深化并发展了高等教育哲学,至今仍然是当今高等教育存在的理论基础。但高等教育哲学尚未获得完备的理论形态,尽管都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和历史合理性,但具有各自不足之处。本文将＂人本论＂作为理论基础简要论述。     

奈达“读者反应论”的误读

在澄清对奈达＂读者反应论＂产生的误解的同时,也提出了对该理论误用的现象,进而指出对＂读者反应论＂的评价应该立足该理论本身,不能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但在对其运用方面却应该多角度、多维度地深入挖掘该理论的价值和意义,避免受传统思维的影响。     

《文心雕龙》学术视野下的曹魏文学批评

《文心雕龙》在《序志》、《才略》等十四个篇目中论及了曹魏时期的文学批评，涉及到了三曹、刘祯、应场、应贞等众多文论家及其文论思想。虽然，刘勰对曹魏文学批评的总体状况不很满意，但涉及到具体文论家和文论著作时往往能客观地评价其得失，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文心雕龙》的曹魏文学批评之批评，保存了不少业已散失的曹魏文论资料，为今人提供了一个值得信任的了解曹魏文学批评的窗口。     

试论魏晋“尚丽”文风的形成与发展——从曹丕到陆机

魏晋"尚丽"文风的形成与发展与曹丕和陆机有很大关系。曹丕继承汉赋丽的特点并对时人的审美观念和创作实践进行总结从而提出了"诗赋欲丽",是对"丽"的肯定,有首倡之功。陆机推崇尚丽文风并大力推行,继承和发展了曹丕的"诗赋欲丽"思想。他们引领了魏晋"尚丽"文风的形成与发展。     

曹雪芹非曹天祐辨——兼与周巍《曹雪芹生年考辨》一文商榷

周巍《曹雪芹生年考辨》考辨曹雪芹生年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其论证的前提是将曹雪芹认定为曹颙之子,即曹頫(曹颙堂弟)于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上皇帝奏折所云"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所生之遗腹子。而据现存《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和《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可知,曹颙单传之遗腹子乃曹天祐:"天祐,颙子,官州同"。其考证之生年实为天祐生年。既云单传,则其论暗含了曹天祐即曹雪芹的结论,其说混淆茫昧,当误。     

王竹村曾为曹頫蒙师考——兼论《陈鹏年传》所载“织造幼子”并非曹頫

王竹村是曹寅的诗友,有研究者曾指出＂曹寅希望王竹村能把曹頫教育成才＂,但未能引起重视,本文考察了与王竹村有关的诗作、跋记及《江都县志》,发现王竹村和王允文是同一人,他确实做过曹頫的蒙师;在这个基础上,本文再进一步推断曹頫＂自幼蒙故父曹寅带在江南抚养长大＂的起始时间是康熙四十八年春夏之交,宋和《陈鹏年传》所记载的回答康熙皇帝提问的＂织造幼子＂,不是指曹頫,而是指曹颙。     

曹魏大逆不道罪的演变及妇女连坐问题

大逆不道罪作为触犯皇权、危及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犯罪之一 ,在曹魏时期同秦汉一样 ,是经常株及妇女的。但在曹魏时期 ,无论这一罪名的内涵还是株及妇女的范围 ,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而且对妇女的株连也呈现出一种渐趋宽松的趋势。上述变化既与曹魏政治形势有关 ,也体现出魏律维护地主阶级意志特别是当权者利益的阶级本质     

对三国史研究的一点意见

三国84年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三国酝酿建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晋、吴对峙时期。又可分为五个写作板块：曹操专权;“蜀汉”;“曹魏”;“孙吴”;晋、吴对峙。     

韩国赋学三题

科举试＂赋＂、创作赋体作品和爱重《文选》,是韩国赋学兴起的首要条件,而韩国大学的中文系、就读中国的留学生等是其中国赋研究复兴的当代学缘背景。《文选》所选楚汉魏晋六朝赋的研究是韩国20世纪中国赋研究复兴的起点,而唐赋研究是其重要的成绩,中国赋与书画研究搭起了赋学与书艺辨伪之学的＂桥梁＂,中韩赋家赋作的比较研究开创了国际赋学的新＂亮点＂。韩国中国赋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中国赋论及哲学、史学、儒家诗学等,立论细腻完整、学风严谨不乏创新是其学术风格。     

陈琳“不闲于辞赋”论考辨

建安之际,文人志深而笔长,慷慨而多气,崇尚情采;作文依祖《风》、《骚》,其审美意趣亦在于此。曹植"骨气奇高"、"情兼雅怨",故其诗赋"词采华茂,体被文质"。而陈琳明习律令,文章颇具法家辞气;其赋亦是刚健有余而弘润不足,更乏丽辞雅义。曹植所崇尚的,正是陈琳所缺失的,故曹植云"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     

论汉魏之际的河东郡

关于河东郡在汉魏之际的地位,曹操曾有“当今天下之要地”、“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这样的认识;可是这种认识却在史籍中很少能体味出来。文章通过考察王邑、卫固事件认为这是一件曹操攘夺军阀引发的抗拒事件,河东事件的顺利处理在当时起到了控制局面的关键作用。在后来的潼关之战中河东在经济和战略地利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后河东的重要地位依然如故,征张鲁后更处于西通长安的交通枢纽上。可以说河东郡在汉魏之际的重要地位体现在战略要地、充实之所、交通枢纽三方面。     

简述曹魏迁都许昌的原因及对许昌的治理

通过黄巾起义发家的曹操,在不断地战争中有了统一天下的愿望。由于曹操的谋略、品行和军事才能,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文臣武将,在他们的协助下,曹操的队伍不断地发展壮大,形成了独立的政权。建安元年,曹操建都许昌,以许昌为基点展开了统一天下的一系列军事征伐。曹魏政权对许昌也进行了一定的开发,一方面促进了许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曹魏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