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生平杂考

高启是明初最著名的诗人,其字号、籍贯和家族成员是研究其生平的基础资料。槎轩和吹台是高启别号,向少有人提及,青丘子之号始于何时却又多有争论。高启的籍贯在史书记载中也颇有出入,其家庭成员向来无人考证,这无疑不利于其生平和创作的进一步研究。考证高启字号在当时的使用情况及其家庭成员的组成,廓清其籍贯异说的矛盾,是本文旨在解决的问题。     

高启生平杂考

高启是明初最著名的诗人,其字号、籍贯和家族成员是研究其生平的基础资料。槎轩和吹台是高启别号,向来少有人提及,青丘子之号始于何时却又多有争论。高启的籍贯在史书记载中也颇有出入,其家庭成员历来无人考证。考证高启字号在当时的使用情况,廓清其籍贯异说的矛盾,并对其家庭成员作细致的考索,对高启研究意义重大。     

张继研究二题

惜于史料匮乏,张继研究难度较大。本文攫取张继研究中两个问题加以探讨:其一是诗人的籍贯是“襄州”还是“南阳”,其二是《送邹判官往陈留》的创作时间;并对傅璇琮先生在《唐代诗人丛考.张继考》中的观点提出异议。     

沈佺期之弟沈全交《墓志》的文学史价值

唐京兆府泾阳县尉沈全交系大诗人沈俭期之弟,新出墓志对于研究两兄弟的郡望籍贯、家族世系、株连牵累、入狱贬官、文学成就等具重要价值。     

朱湘研究中的几个疑点问题

朱湘是皖籍著名现代诗人。在众多朱湘研究论著中,不免存在一些问题与讹误,如籍贯问题、沉江地点问题、是否属新月派等,对此进行考辨论证是十分必要的。     

南渡诗人李处权及其诗歌初探

李处权宣和中与朱敦儒俱以诗名,建炎末南渡,辗转于江西、福建、江苏、浙江等地,与当时许多诗人皆有交游及诗歌酬唱,今存有《崧庵集》六卷。对其籍贯、生平加以简要考述,并对其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加以初步探讨,将有助于对南渡诗人群体心态及创作的研究。     

中唐诗人刘商的生平

刘商为中唐时期诗人,史料中对其生平的记载仅寥寥数语,关于其诗歌创作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为了弥补史料记载之不足,以及全面认识中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本文特别对刘商的籍贯身世及生卒年作了考证。     

陈杰与他的《自堂存稿》

陈杰是南宋末年的重要诗人。他的诗集《自堂存稿》已收入《四库全书》、《豫章丛书》等文献。本文考证了陈杰的生卒年、籍贯、字号、仕履等,简介其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及风格特征。     

读史札记四则

考证南朝名将任忠籍贯为合肥，而非阜阳；唐朝诗人刘太真是今江苏溧水人，而非南京或宣城人；南唐宰相冯延己祖籍彭城，居歙县；南唐御制春雪诗写作年代为保大七年，而非五年。     

中唐湖州诗人沈亚之琐考

沈亚之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他的才名和诗歌在当时文坛和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对沈亚之籍贯、家居之地、生平、仕历等情况系统和清楚地考索，可以在更深层次上全面了解沈亚之其人其诗。     

清初泰州遗民诗群的社会结构与创作特征

清初泰州遗民诗群是一个既具独特文化个性,又与扬州遗民诗群乃至淮海遗民诗群有着隶属关系的创作群体。这个诗群由泰州本籍遗民与流寓泰州的外籍遗民两部分构成,代表人物是吴嘉纪和冒襄。就社会活动的范围与生活方式而言,又可分为隐居家园和游食他乡两类。尽管是一个隐逸型的诗人群体,却呈现出极具个性的群体心态:高度关注现实,深切眷怀故国。由于相同的社会背景和生存环境,以及相似的人生境遇,使泰州遗民诗群在创作上体现出较为一致的特征:关注现实人生,嗟贫、叹苦,抒写人生苦况;家国兴亡之感,故国旧君之思;凄苦、严冷的诗风;诗学取向上以杜甫为宗。     

论唐代诗僧的生活场域及其诗学意义

从现存唐代诗僧的诗作来看,僧诗中与生活场域也即居处相关的作品较多。这些诗提到的诗僧居处有三类:一是山林与江湖,即大自然;二是禅院,也就是诗僧的起居之处;三是厨房。唐代诗僧们在这些场域之中禅意地栖居。生活场域对诗僧及其诗歌创作而言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其一在于它影响了诗僧的诗风,其二在于它是僧、诗、禅交融的场所。     

梅成栋与《津门诗钞》

梅成栋平生留心乡邦文献,《津门诗钞》是他用了30多年的时间辛勤搜集的硕果。全书三十卷,采集自元代以来天津的乡人、官宦以及流寓之人的作品,兼及天津府属各州县。录入作者约440人,辑录诗歌近3000首。所据原始资料,今天多已散失,又所附大量批注、传记,以见当时之人物与风气。不仅是一部丰富的诗歌总集,也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     

中国古代诗人的自然情结探微

山水自然,诗人悲遇的寄托之所。中国古代很多诗人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寄情自然山水,以山水为诗,以自然物象抒情,赋予了山水自然丰厚的人文色彩。山水自然以其特有的丽质影响着诗人的生活、意志,化解着诗人心中的悲苦。所以山水自然在古人的诗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     

种族和解与诗学对话——论印尼文、华文双语诗集《印度尼西亚的轰鸣》

出版于2000年的印尼文、华文双语诗集《印度尼西亚的轰鸣》是印尼华文文学的重大事件,它体现了印尼种族问题的深刻变化,也是印尼文和华文两种语言的诗歌进行诗学对话和文化互文的独特文本。印尼原住民诗人和华文诗人通过关于种族问题的历史反思,表达了种族和解和文化融合的愿望,从而展开了印华诗学的对话。     

古意重铸与乡愁想象——台湾新世代诗歌的一个精神走向

在20世纪70年代回归民族、传统、乡土、现实的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中,台湾新世代诗人开始崛起。他们的诗歌创作沿着＂文化中国＂和＂地理台湾＂两个向度,呈现出充满活力的创新精神和新奇别致的审美气象。在＂文化中国＂的维度上,新世代诗歌一是借助中国神话和历史展现民族精神、追求史诗品格;二是从中国文化原型中汲取艺术精华,反思民族的历史和命运;三是通过对古典的＂重写＂或＂改写＂,实现历史文本与现实文本的互文性建构,同时借鉴和化用古典诗歌意象,坚守中国抒情传统路线,重铸古意,想象乡愁,再造古典世界。这三个向度都体现出台湾诗歌鲜明的＂中国性＂。     

略论古代中日文学中生死意识的异同

感叹生命短暂人生无常是古代中日学中同样常见的主题，区别在于：中国诗人的忧思更多地与现实政治、人生境遇相连；日本诗人的忧伤则更多源自于自然生命本身的悲剧性。自然风俗物的感怀与生死忧思的萌发交汇、融合亦是中日学共有的艺术思维方式，所不同是；中国诗人凸现自然的永恒、宁静、万古不易的品格，以之与生命的短暂、脆弱构成反衬；日本诗歌则关注自然的变易、飘零、毁灭，在物我命运同一体验中追求主体生命意志的高扬。     

九叶诗派与主流诗歌的艺术本位及其艺术效用之比较

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九叶诗派与三、四十年代的主流诗歌在艺术本位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前者主张“人的文学”,后者倡导“人民的文学”,由此导致了它们在艺术目的、艺术效用上的明显差异,前者更注重诗歌的艺术价值,后者则主要关注诗歌的社会功能。     

元代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创作研究谫论

元代蒙古族诗人的汉文诗歌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学界较为系统地对元代蒙古族诗人及其汉文诗歌的考证与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人从多个理论角度认识蒙古族诗人及其汉文诗作、蒙汉诗歌关系,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观点与见解,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成果相继涌现,使得蒙古族诗人及其作品、蒙汉诗歌关系的研究展示出新的面貌,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业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学术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