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春秋时期齐国与列国的明誓及其特征

本以时间为界，对春秋不同时期齐国对外的盟誓分别作了分析，认为：春秋时期齐国与列国的明誓具有阶段性特征，集中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并对春秋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春秋间盟誓风气的转变

盟誓风气,春秋尤甚,这是读史者熟知的常识;中原列国政权,春秋前期握于诸侯之手,中叶以降渐移入卿大夫之手,也是古今共识。此类问题,似已无深究的必要。但是,春秋前期与中后期,盟誓风气实有重要不同,而这种转变,主要动因正在于列国政权的下移。本文将揭集这一似尚未为人所注意的问题,解析春秋间盟誓风气转变的具体情况,可为春秋政治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角度。     

比肩继踵

春秋时,齐国的相国晏子出使楚国。楚王见晏子身材矮小,就傲慢地对他说：“你们齐国难道就没有人了吗!怎么派你这么矮的人来呢？”晏子不紧不慢地回答道：“我们齐国的人比肩继踵,伸开袖子可以遮住太阳,     

试论春秋时期郑国的商业贸易保护政策

郑国是西周时期分封最晚的诸侯国,建国伊始就与商人订立了盟誓,并且终春秋之世都实行商业贸易保护政策,对当时的郑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诸侯国,能在春秋初期实现"庄公小霸",并在此之后一直位居二等国家中的翘首,与这一政策的实施是密不可分的.     

也看“盟誓”中的“誓”

春秋时期由于会盟制度的出现,＂盟＂和＂誓＂两种相异的文书以＂盟誓＂的形式大量出现。以承担＂诅咒＂为主要功能的＂誓＂由于各类社会因素的影响,格式开始逐步定型,对象出现明显转移,与春秋之前的＂誓＂相比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     

春秋时期的齐鲁文化比较研究

本文纵向地考察了春秋时期齐鲁两国的文化流变。春秋前期,齐国管仲在原有耻光而大之,形成了齐法学说;鲁国出现了臧文仲与柳下惠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春秋后期,孔子是柳下惠而非臧文仲,杀少正卯,齐国以法家为主要特色的思想文化至晏婴重礼而淡化法,齐文化趋向多元化。     

春秋时期盟誓文化内涵与政治功能

依据《左传》史料对发生在春秋时期的二百五十多次盟誓活动,分别从其自身文化和社会政治功能两大层面进行分析、研究、归纳和描述。首先从多个角度分析和描述盟誓的文化内涵及其特征,力图再现盟誓文化的历史原貌。其次,结合各类盟誓活动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深入分析、研究和描述各类盟誓活动,分析和揭示它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多种政治作用。通过史料解读该时期的各类盟誓活动,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全貌,有助于对《左传》史料的解读和研究。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两个不同的齐桓公考辨

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先后有两个齐桓公,不能把他们混为一人,两人在齐国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有卓越的贡献。齐桓公姜小白在春秋时期强盛了齐国,首霸中原,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田午在战国时期创办了稷下学宫,为齐国招纳了大量人才,为齐威王时期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并把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局面推向高潮。     

先秦诸子及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代表社会各阶层、各集团利益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都自由地抒发他们的主张,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富自由意识、学术最繁荣的“百家争鸣”时期。下面,让我们浏览一下先秦诸子的大概情况。 先看管子和管仲学派。管子即管仲,是春秋末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任齐国国相四十年,帮助齐桓公进行改革,对齐国称霸诸侯起了重要作用。现存《管子》一书,被认为是管仲学派的集体论著。管子主张以法治国,严于刑罚,     

古代蒙古盟誓礼仪

笔者对古代蒙古的盟誓礼仪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将其分为以血盟誓、以言盟誓、拜神盟誓、易物盟誓、互扶盟誓等五个基本类型 ,并对盟誓礼仪的产生、发展、演变的文化基因、内在规律进行了探讨。同时 ,对与盟誓礼仪有关的信守誓言、背弃誓言、追索誓言等行为作了简要的剖析     

先秦文献成书时代述略

现存先秦文献成书时间极为复杂,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先秦文献的思想形成或成书时代分为三个阶段：春秋以前、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其中成书于春秋以前的有《周易》、《尚书》、《诗》的部分内容;成书于春秋时期的有《春秋》、《左传》、《国语》等以及《尚书》、《诗》等的部分内容;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有《墨子》、《孟子》、《庄子》等以及《尚书》、《周易》等的部分内容。考察并了解先秦文献的成书时代,对于正确引用和解读这些历史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商品经济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交换的发展,形成了一支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工商业阶层。他们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立足于社会历史舞台。他们所从事的生产和经营,构成了新型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春秋谷梁传》的产生与成书先于《春秋公羊传》

谷梁子是《春秋谷梁传》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谷梁传》的最早的作者。《春秋谷梁传》的产生先于《春秋公羊传》,荀子对《春秋谷梁传》学术特色之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其间当对《春秋谷梁传》多有损益。《春秋谷梁传》在先秦时代即有古文文本流传,《春秋谷梁传》的成书明显先于《春秋公羊传》。     

崤之战是否应列入《左传》“五大战役”

崤之战是春秋时期秦、晋两大国之间进行的一次规模不是很大,但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战役,在《左传》中有较详细的描写,因此许多《左传》研究的学者将其归入《左传》＂五大战役系列＂,文章认为崤之战因其各方面不具备算作五大战役系列的条件,不可归入五大战役系列。而春秋后期发生的吴、楚柏举之战因其基本符合作为＂五大战役＂的条件,故可归入其中。     

从《诗经·小雅》看西周至春秋时期礼乐文化的衰落

《诗经》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看作是辅礼而行、施行教化的工具。因此,它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西周至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这种社会现象在《诗经.小雅》中多有反映。基于此,我们有必要结合《诗经.小雅》的文本,分别从宗法制度的衰亡,祭祀乐器和祭祀规模的变化,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等角度探究西周至春秋时期礼乐文化的衰落。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观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春秋集解》的解经特色

苏辙著《春秋集解》一书,立说平易,不做深求,往往以史实、礼制为据。苏辙认为《春秋》据史书而修,与史密不可分,要探寻其大义必须对史实有清晰的认识;孔子作《春秋》也像常人写文章一样,符合行文的基本规律,又饱含人情。苏辙以例说经,但为避免不能贯通全经的尴尬,又降低了例的权威性。他还专门从《春秋》中拈出＂名分＂,加入自家义理,在解释这一称谓时发挥大义。     

《春秋纬》对《春秋繁露》阐释模式的继承和发展

《春秋繁露》在阐释《春秋》经文内容时,并不局限于对《春秋》原意的解释,而是更倾向于近代阐释学所偏重的阐发,这恰恰也是《春秋纬》作者的用意所在。《春秋纬》在继承《春秋繁露》阐释意识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文本解读、理论重构以及文学想象等3个层面。     

论陆贾思想与《春秋毂梁传》思想的一致性

陆贾的思想是中正平和的,以仁义教化为根本,主张由黄老刑名之政归向仁政,马上马下异术。陆贾在《新语》中引用《春秋毅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作为《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而《道基》又是《新语》全书的理论基石,可以说陆贾的思想就是源于《春秋毂梁传》。因此,研究陆贾的思想就可以窥见《春秋毂梁传》的思想的特色。虽然陆贾《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所引用的《春秋毂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不见于今本《春秋毂梁传》,但见于陆贾所用之古文文本之《春秋毂梁传》,故“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仍可看作是《春秋毂梁传》的中心思想。     

两汉将军称号的演变

将军在春秋时就已出现,西汉时将将军制度固定下来,并在前人的基础上多所革新。在王莽新朝和东汉时期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受到了谶纬思想的影响,也带有某些朴素的心理战的思想。两汉时期将军称号的变化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体现了军事思想的进步,对后世的将军制度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