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阶层“服妖”现象浅析

文献记载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大量且较为集中出现在士人阶层,作为国家统治阶层的上层知识份子群体出现这种有违传统礼法伦常的服饰风尚,是这一时期复杂社会现状反映在士人精神诉求上的的映照,本文通过士人任情放纵的生活风貌,士人摈弃世俗名教、怡情自然而为,士人对优雅从容的气质风度的追求三个角度对魏晋士人的群体诉求加以分析。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一书以记载魏晋士人的言行逸事为主.此书对魏晋社会政治、哲学、宗教、文学以及士人之生活风貌、心理状态,莫不有真实记录,堪称"魏晋风度"之生动图画.在<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为清谈之风、品题之风、任诞之风,由此可知魏晋风度这一社会时尚对中国人文精神产生了极大影响.     

浅谈阮籍嵇康的生命价值观

阮籍、嵇康是在魏晋时代生命观念的发展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人物,属于道家的自然哲学生命现,追求一种无为无名的生命境界,这种价值观是在生命的现实与超现实价值之间的痛苦选择。     

魏晋风度与地理景观

魏晋风度曾是历史上独树一帜的人文精神现象,而且占据了魏晋历史的所有时空领域,对后世的文化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特殊的历史人文现象当然有它复杂的原因,但从此仅只从文史与历史地理相结合的角度,也是首先提出中国魏晋人文风度与自然景观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魏晋风度受其地理景观的影响十分明显,有密切关系,也有因果关系,并且开启了中国士人回归自然与自然认同的先河。     

尼采酒神精神与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酒文化的比较

尼采和魏晋风度都有"酒"的思想主题。尼采的酒神精神贯穿了其哲学思想,"酒"是魏晋风度的核心。从"酒"角度分析两种思想,得出两者产生于相似的时代环境,都认识到了生命的悲剧本质,同时又有着理性与非理性、个人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的差异,它们都对自己的时代和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结论。     

盛唐干谒之风的特点及原因之我见

盛唐士风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士人积极干谒求进,但盛唐士人对干谒的态度又是相当矛盾的。经过魏晋风度的鼓荡,士之重人格独立的文化品格被盛唐士人突出强调,同时一般士人在干谒中趋炎附势、蝇营狗苟形成较坏的负面影响,使正直之士对干谒深以为耻;但盛唐之士又以强调个体尊严、出于公心、展示才华等方式修正干谒行为,所以盛唐士人虽多耻于干谒,但干谒之风仍很盛行。     

"师心谴论"与"别出手眼"--嵇康李贽散论

魏晋与晚明是两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孤傲嵇康与狂痴李贽最有代表性。他们有共同的士人心态:才高气豪、狂放不羁、厌弃仕宦、离经叛道、置纲常礼法于不顾,分别以"师心谴论"与"别出手眼"的方式放胆为文,以特立独行的人格激烈反抗与批判虚伪的"礼法"社会。为统治者所不容,为世俗小人所不忍;从而因名祸起,因文字而致罪。他们的死,既是个人的悲剧,又是时代的悲剧,值得去反思。     

从对琴的爱好看盛唐士风与魏晋风度的传承关系

魏晋名士借琴传达反叛精神、摆脱孤哀之境、寻觅心灵知己、表现脱俗雅趣,赋予琴以深刻独特的文化内涵,使琴成为标榜文人身份和特质的表征。盛唐文士醉心于琴,是把琴视为可以彰显文人特性、寄托文人情怀的文人雅艺,借琴明清高之志、示超逸之趣、显放达之态、寄深切之情,并将其咏之于诗,表现出对魏晋士人所赋予琴的文化意蕴的认同。盛唐士人雅尚琴艺,正彰显其受魏晋风度的深刻影响。     

试论七贤风度

魏晋之际,政局动荡,政权频繁交替。司马氏篡魏以后,残酷地镇压亲曹派,“同日杀戮,名士减半”,转而又扯起名教大旗,高唱“仁义礼法”。当时,许多所谓的“礼法之士”趋炎附势,为保全身家性命,投靠司马氏集团,并为他们唱赞歌,粉饰其丑行。而以嵇康、阮籍为首,山涛、阮咸、向秀、王戎、刘伶追随的这一伙人,不愿与世俗之人同流合污,投靠或依附司马氏集团,也不愿因公开反对司马氏父子而带来灾难,他们只有逃避现实,回避现实政治斗争。他们遁入竹林,形成“竹林七贤”。他们又以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玄学作为思想武器,高谈阔论,言语玄远,行为放荡,形成了洒脱自然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貌——七贤风度。     

《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形象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典文献中的重要文本,它塑造了魏晋众多士人形象.对魏晋士人予以界定,总结其所展现的士人形象,对理解魏晋士人形象有所助益.     

魏晋风度与王羲之《兰亭序》--兼论王羲之对后世书风的影响

魏晋时期“人物品藻”之风及玄学盛行 ,在此二者的互动下产生了魏晋时期特有的审美风尚———魏晋风度。王羲之《兰亭序》最具体地反映了晋人“哲学的美” ,是魏晋风度的审美典范。王羲之书风对后世书法的影响有时表现为后人对他的艺术精神的把握与宏扬 ,有时则表现为后人对他的技法的临摹学习 ,前者的影响是积极的 ,后者的影响却是消极的     

论嵇康的亢龙精神

嵇康是魏晋时期的风流人物,历来学者都认为其因得罪钟会而被司马昭杀害。然而,人们却忽视了嵇康自身的一种不合时宜的死亡因素,即他的亢龙精神。由于是非太明,而陷入“坚白之昧”的迷惑中。遵从庄周之道,便拥有“独有至贵”的品质。而他刚烈的性格,最终导致其临别悔恨、雅志难施。这些,都是嵇康亢龙精神的外在表现。     

论嵇康"尚奇任侠"之表现及其渊源

嵇康是魏晋时期真正的儒侠,其“尚奇任侠”之精神主要表现在锻铁淬剑、琴棋书画、山林药酒、广陵绝唱等生命实践。嵇康的“尚奇任侠”既与他的个性气质有关,又与他所秉承的越文化之熏陶、所染受的思想文化和所处的时代氛围的影响密不可分。嵇康正直守信、任性自由、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侠之操守和使气任性、傲世不羁、轻死易发、刚肠疾恶的侠之性格真正体现了侠的灵魂。     

“正始体”意象世界析论

＂正始体＂代表诗人嵇康、阮籍诗作中的意象世界,依据内容性质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基本类型：飞翔意象、短暂易逝意象、讽谕意象。魏晋鼎革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正始体＂诗人在忧生忧世的情感激荡下,用诗歌表达了自己对价值理想的坚守,对内在超越的想望,对个体生命的珍摄,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关怀。     

论魏晋南朝时期妇女生活新气象

魏晋南朝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但妇女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呈现出少有的新气象:她们极力追求服饰美,精心装扮自己;主动积极地接受文化教育,才识过人;在两性婚姻生活中,大胆表露自己的真情,追求男女平等,努力维护自己理想的婚姻生活.妇女们的这种生活新气象,给动荡黑暗的魏晋南朝时期增添了不少鲜亮的色彩.     

嵇康的文艺思想探析

嵇康是魏晋学术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魏晋时期最有个性的作家,他所展示的精神风貌、思想深度和人格魅力以及其创作的文学作品,给后人无限的启示。本文通过考察嵇康的主要诗文作品,对其文艺思想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他对文艺本体的认识以及他的文艺思维论。     

在生活和艺术之间游弋：魏晋风度与行为艺术

古老的“魏晋风度”和现代的行为艺术之间有某种相似,其相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以行为、身体来表达观念;二、行为具有某种震惊效果;三、行为蕴含着具有启示性的观念、意味。但“魏晋风度”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艺术风度的生活,而行为艺术终究是一种观念艺术,并且,两者是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产物,因而是似又不似的关系。将“魏晋风度”和行为艺术加以深层的比照,对于此两种文化现象,对于生活和艺术之间关系的认识和实践,都不无意义。     

解读饮酒避世的魏晋风度

狂放傲世、饮酒避世是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之一,酒成了魏晋时期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就此进行论述。     

"名教"与"自然":魏晋士人心态调适"三部曲"

自然主义与人伦主义兼容并包及自由放任与恪守名教的价值二重化,构成魏晋士人文化心态的内在紧张和困惑.因此,如何调适心态的内在紧张和矛盾,克服名教和道德的异化,便构成魏晋士人心态调适的特殊历程.     

魏晋之际士人转向自我的路径演进——以张华《鹪鹩赋》和成公绥《啸赋》为个案研究

魏晋时期士人的生活风尚和士人心境是我们常谈的话题。通常是宏观的探讨,鲜有微观论述。在此,一是具体到当时的时代背景,结合张华的《鹪鹩赋》和成公绥的《啸赋》,探讨那个时代士人们的由外在转向内在、由社会转向自我的内在心理进路。二是透过当时的社会风尚和生活方式,以揭示出他们的心理历程。通过点面结合的方式,来论述魏晋士人转向自我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