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人境之静 知自然之趣 理忘言之意——基于康德先验论解读《饮酒·结庐在人境》

康德的先验哲学认为,先验是心灵接受外界生活刺激发生切己联系的系统化认识。而达成这种认识需要借助人与生俱来的三种能力：感性、知性、理性。陶渊明在《饮酒·结庐在人境》中,对真意的理性传达就融合在对感性世界的体验与对自然意趣的知性范畴之中。笔者以康德的先验理论为基础,针对陶渊明在诗中的欲辨忘言这一问题,对忘言进行归因,提出“得意忘言”的观点,从而借此推理诗人的真意直指。     

崇尚自然：陶渊明思想的核心与灵魂

陶渊明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田园诗人,也是一位思想家。他的作品,既有理性的思考,又有感性的升华,因而,更富有“理趣”,隽永自然,耐人寻味。     

理性与非理性的共存——以“无情”为线索对庄子人生哲学的分析

庄子的人生哲学既不能被当作仕途失意的“安慰剂”,也不能被视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自然虚无主义.因为,前者意味着个体受世俗情势所束缚而非自觉地追求无欲无情的自然境界,后者意味着庄子对人生哲学的思索缺乏感性判断和理性推理.事实上,庄子的人生哲学是为每个个体确立值得追求的生活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做好以下三方面:在个体的感性情欲中追求无情;在世俗的物羁情势中保持无情;在自然的生死情实中顺乎无情.可以说,要达到庄子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即摆脱感性情欲、物羁情势以及生死情实的束缚,过一种无情无欲、恬淡素朴的自然生活,既需要运用自然体悟,又需要借用理性分析.庄子的思想具有理性与非理性多元因素并存以及理性向非理性转化的印迹.     

陶渊明若干问题新考

陶渊明是一个谜。陶渊明之谜并非完全解开。陶渊明是否信奉天师道，陶渊明对家族Tun遭命运的思忖和生死观念等等人生之谜。本文作者通过陶诗陶文索取内证而解读之。     

陶渊明诗歌的生命意识及哲学思考

陶渊明所处的魏晋时期是人的生命意识全面觉醒的时期,生命成为人们主要关注的对象。陶渊明对生死的认识是非常理性的,因而他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但作为一位有抱负的诗人,理想无法实现,因而对时光飞逝、生命短促充满了焦虑和痛苦。陶渊明自觉探求生命的根本,关注人类的命运或生存境遇,去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与永恒,力求实现生命的理想境界。他对人生的哲学思考,为后代士人努力追求自身的生命价值意义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浅析陶诗中的生命意识

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然而，对于陶诗中弥漫的生命意识，却少有人关注。因此从对时空的关注、对感性生命的释放以及对理性生命的追求三个方面来阐述陶诗对生命的思考和探索。     

陶渊明隐逸和老庄思想

陶渊明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他有着“质性自然”的心性,向往田园隐逸的生活,追求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并最终产生了桃花源理想.“自然”,是指导陶渊明生活和创作的基本准则,他这种顺应自然的思想明显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陶渊明在生死、富贵、名利、天命、自然之化等方面对老庄思想均有吸收,但是,在人情、交往方面又与道家思想明显不同.     

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生死观之比较

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虽身处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但其诗歌都充满着对生死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都表现出死亡之痛,这是相似之处,但二者对待死亡的态度却不相同,陶渊明借助自然来跨越生死,具有庄学之意味,达到不以生喜,不以死悲的境界;华兹华斯则通过自然一上帝的方式来跨越生死的界限,其生死观具有浓郁的基督教色彩。可以说,前者纵浪大化,后者归依上帝,究其原因,源于二者所处的相异文化背景。     

教学中的感性与理性

本文主要介绍感性与理性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并通过分析教学中的感性与理性,来阐明教学中需要理性与感性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教学的最优化。     

教学中的感性与理性

本文主要介绍感性与理性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并通过分析教学中的感性与理性,来阐明教学中需要理性与感性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教学的最优化.     

冈村繁《陶渊明新论》质疑

陶渊明委运大化唯求真的人生态度决定了他对世俗观念里的生死、贫富、贵贱、仕隐都有着真性情的理解,而不是冈村繁先生所认为的陶渊明是个追求声名、贪生怕死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人。     

试探《饮酒》诗中陶渊明心境之升华

陶渊明的《饮酒》组诗共20首,在陶集中占有较大比重,具有极高的艺术和赏析价值。把《饮酒》组诗的写作时间放在大的历史背景来看,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家庭困苦,这些客观因素严重影响陶渊明的心境。从《饮酒》诗中分析陶渊明的心理活动,试探诗人对于功名、利禄、生死的看法,诗人有过内心的斗争,有思想升华的过程。最终,陶渊明通过“饮酒”从人所不能逃脱的人生三大矛盾中深化自我、找到自我、解脱自我,回归任真自得之性。     

梦与思——“庄周梦蝶”与“我思故我在”的哲学会通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怀疑之思中建立了科学之路,用具有怀疑精神和逻辑精神的理性主义方法追寻自由和人生的归宿,导入现实制度和信仰层面的建构。庄周梦蝶用感性的方式对生命之真进行了深刻反省,超度生死,将人的自由导引到道德修为、天人合一的精神畅游境界。庄周之"梦"与笛卡尔之"思"的桥建会通,将中西哲学的感性与理性的血脉交织贯通起来,成为人类认识之树上的丰硕之果,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视域和慧思的境界。     

感性愉悦的实现与理性超越的可能——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审美功利实现

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审美功利更加突出地生成于感性愉悦和理性超越的相互作用之中。这种相互作用是在悖论式的复杂性中开展的,但是,这种复杂性往往被忽视。要么运用理性话语对感性愉悦进行否定,漠视大众审美感性愉悦的合法性,这种精英式的话语依然举足轻重,审美接受者在享受感性愉悦切近性的同时,却没有可利用的话语资源对感性愉悦进行合法性确认;要么放弃理性超越的功能,对感性愉悦进行民粹式的肯定,没有看到或有意忽视感性愉悦的沉沦性。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既肯定大众审美感性愉悦的合法性,又对感性愉悦过度可能产生的沉沦性保持警惕;既对理性的压抑特质保持清醒,又寻求理性超越的可能。     

居高声远,还须藉秋风——谈语文教学感性与理性的交融

语文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如果仅停留于感性认识上,语文教学就会显得浅薄,理性的思考能让感性之花长盛不衰;理性的高瞻远瞩则需要借助于感性技术来化入学生心灵深处,使之得到文学的滋养.感性与理性应和谐交融.和谐交融的基础是用欣赏文学作品的视角和学语文的视角来解读文本.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运用感性的技术来演绎理性的内容,要善于引导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思考".不同的文本,感性认知与理性思考也是有所侧重的.     

以陶渊明祭文为例谈东晋士人的文学生命主题

生命主题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关注的重镇之一,我们可以通过对古人伤悼文学的考察,探究其对生命的认识和思考。永嘉南渡以后,正始玄学引发了士子文人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思考和对自然的崇尚,山水审美意识的萌动和勃兴消解了东晋士人对生命探寻的困惑和焦虑。他们在山水田园的描摹和亲近中,发现了个体生命的真性情。陶渊明是东晋文学的杰出代表,其《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等祭文体现出的生命状态和人生态度,已经不同于西晋士人对生命的感性体验与忧患,而是站在了一定的理性高度上,更具有哲理意味和文化意味。     

论理性的工具化及其历史因由

理性是存在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机综合与辩证统一,这种视界在逻辑上决定了应从存在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的层面上来理解。本文通过对西方理性主义初具形态过程的历史考查指出,西方文化的理性观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理性从存在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向工具理性的转化,其根源在于西方的理性观在起源时就是不完备的,它把理性仅仅理解为思辩理性,从而,随着人的信仰和人的感性的发现,理性沦为工具,而人自身也发生了分裂     

语文感性教育探析

人首先是感性的生命存在,感性活动是人与世界的原初接触方式。在语文教学中进行审美感性教育,能够丰富学生的感性生命,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通过感性的方式,融感性与理性于一体,促进感性与理性的协调发展,进而从实质上提高语文教育教学质量,实现全面育人的目的。     

论马克思实践论的感性特征

感性是社会实践的本质特征,重视社会实践必须重视人的感性特征,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把理性与感性相割裂,贬低感性的现象普遍存在。本文力求从马克思原著对于感性和理性的深层理解出发,重新阐释二者之间的关系,意在揭示感性直观和感性实践的本质差别,强调蕴含了理性的丰富感性是社会实践的本质特征。     

论马克思辩证法视阈下的情理与法理——兼评《我不是药神》中的社会冲突

社会生活中情与理之间存在冲突,而这种冲突在法律上表现为情与法的对立。传统形而上学以抽象或范畴的理性力量,脱离于感性和具体的生活,导致现实的感性冲突。通过马克思辩证法对感性意识的追问,可知情理与法理并非抽象物或无情物,而应基于人的感性意识或感性生活得到恰当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