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新发于硎”——兼与谢质彬同志商榷

《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谢质彬文《“新发于硎”解》对庄子此句提出新的解释,似有几处不妥,下陈愚见,就正方家。历来对此句的解释,的确多有失误。盖为说解者臆会庄文,而后代承袭沿用,遂成此误。我认为旧说将“发”简单解释为“磨”,确实欠妥。在这一点上,我与谢文观点一致,     

王士祯的“神韵说”及其创作实践——兼与敏泽同志商榷

王士祯是清初的著名诗人。他的艺术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当时产生过很大影响。今天看来,他的作品尽管有不少糟粕,但也确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在文学理论方面,他的“神韵说”,也是有可取之处的。不过,目前学术界对王士祯的艺术理论和创作实践,都存在着不同看法。敏泽同志在他撰写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就曾这样阐述过他的观点: 王士祯是著名的神韵说的倡导者。 ‘神韵说’的特点是,回避和脱离现实生活,以艺术风格上的所谓‘含 蓄’、‘冲和’、‘淡远’等等。反对诗歌反映较强的现实生活。其目的是为 清王朝的统治粉饰太平,点缀升平。实际上是一种帮闲文学,正如王士祯自己 的创作实践表明的那样。     

“的”字结构说略——兼与胡裕树等同志商榷

关于现代汉语中"的字结构"最近几年出版的有关语法著作里都做了说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见解颇不相同.今举其有代表性者罗列于下: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1979年修订本)里说:助词"的"也可以附着在词和词组后边,合起来成为具有名词功能的"的"字结构.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1980年本)里说:"的"附着在词或词组后     

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说——兼与蔡仪同志商榷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这个定义,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肯定不是一个完善的美的定义.这是美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这种不完善,程度如何?表现在哪里?看法就有分歧.过去相当一部分文章,涉及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定义的,多是誉多毁少,谈到不足之处又多是语焉不详.蔡仪同志近作《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载     

也原“恥”——兼与游顺钊同志商榷

游顺钊同志所撰《原“耻”——历史态势学与古文字研究》(载《中国语文》1991年6期)一文(以下简称“游文”),从分析态势语入手,证明古文字“耻”的耻辱、羞耻义与“耳朵”有关。其意义来源是社会性的。游文用目前流行于我国北南方不少地区的妇女们对孩子(或孩子们之间)一边用指头在脸颊上向前(或向下)轻轻擦两三下,一边说取笑对方“没羞、没羞”这种态势语,来说明“耻”义的历史来源。游同志探究语源的方法是值得称道的,但作者因此得出结论说,耻字的“导发因素是个刑例”。即耻的羞耻、耻辱义来源于古代的“(耳刂)刑”——割掉罪犯耳朵的刑罚。那时,指着耳朵的这个手势是警戒别人不要做羞耻行为的讯号,“小心你的耳朵”。往后,这个手势慢慢弱化,今天只作为嘲弄不知羞的动作了。游文认为循着这一结论,可以解释古汉字的字源。我们以为,作者的观点和结论值得商榷。即游文之原“耻”,溯非其源。且循着这一结论,并不能解释另一些从“耳”的古汉字字源。我们不揣浅陋,陈管见如下,以就正于游同志及方家。     

“概念重叠说”质疑——与黄坚同志商榷

黄坚同志认为“概念的重叠”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美术》1986年第3期《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体系的构成初探》,以下简称《初探》)我认为这个论点不能成立,因为《初探》为论证这个论点所列举的一些论据是不足的.《初探》的论据之一:“‘气韵’包含着‘生动’这个概念”.理由是“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这怎么是概念的包含或重叠呢?这里一个“高”就说明了问题,既气韵与生动之间是一种条件关系,亦只有当气韵高时,才能生动起来.若气韵不高呢,能够生动吗?一个“高”字也说明生动是气韵的效果.因此“高”的体现,必然要通过一定的物质材料,诉诸于形象,作用于观者,而让人们有所评判.不然如何评定“高”,你只是在心里如何如何的气韵,别人如何觉得“高”?如何觉得“主动”?由此可见,生动是气韵通过一定的物质材料、艺术手段呈现出的好效果.这是两个内涵与外延都不同的概念,是反映着事物的不同质的阶段,它们是既联系又区别的,是一事物向它事物的条件转化.这里我们不能将此看作是两个概念的包含或重叠.不然,按《初探》去理解,郭若虚的原文是“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难道“人品”这个概念也包含或重叠于“气韵”这个概念之中吗?     

“特选”修辞手法略说

什么是“特选”修辞手法呢?“特选”修辞手法,就是在行文造句中,借用反衬,先对某一事物全部肯定或者全部否定,然后再用“只”、“惟““独”、“只是”、“只有”、“惟有”、“惟独”之类的副词加以否定或者肯定其个别现象,从而突出或者强调后面的个别现象的修辞手法。例如:①“早晨,我来到学校,校园静悄悄的,只有几个同学在大声地朗读外语。”例①中,先全部肯定“校园静悄悄的”,然后再个别否定,“只有几个同学在大声地朗读外语”,这样便达到了突出“几个同学”勤奋学     

“晚”当译作“傍晚”——兼与杨锡敏同志商榷

杨锡敏同志在《能把“晚”译作“傍晚”吗》一文中,认为杜牧《山行》诗“停车坐爱枫叶晚”一句中的“晚”应译作“晚秋”。对此,笔者认为值得商榷。杜牧的《山行》诗写的固然是晚秋时的景色。晚秋霜降时节,枫叶经霜变红,方能出现“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美景。把“停车坐爱枫     

也释“步走”——兼与陈绍忠同志商榷

陈绍忠同志在《语文知识》九二年十一期发表《“步走”注释商兑》一文,认为课本(高中语文第一册,中师《文选与写作》第四册)将“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天又大风,悉使赢兵负草填之,骑(jì骑兵)乃得过。”句中“步走”释为“步行逃跑”是错误的。陈文认为“‘步走’实为     

想起了“东郭先生”与“农夫”——兼与陈璐同志商榷

陈璐同志在《生命关怀意识的缺失》(见《湖南教育》2004年第22期)一文中说,中学语文课本所选《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段,在本质上"不过是一个活生生将人打死的故事","一个残害生命的血腥事实","在这里,生命不是一个'崇高'的事实,而是一个出于'豪气'或更为本质性的封建礼教文化或某种先验的价值观念,就可以随意戕害的玩物","看不到……对生命和人     

“课堂主渠道”观点不容置疑——兼与柯登地同志商榷

学校在素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是国家素质教育政策所赋予的,是通过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实现的。坚持“课堂主渠道”观念,必须摒弃那些弱化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的错误观念,改革应试教育下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探索努力适应素质教育的课堂教学途径。     

“早恋”提法不科学——兼与王中彬同志商榷

“早恋”提法不科学——兼与王中彬同志商榷●天津宝坻一中马志国读《一份中学生早恋的调查报告与对策》（《教学与管理》１９９６年第５期）一文，感到作者王中彬同志为“探索青春期教育的规律”所做的研究工作十分有现实意义，提出的“中学生追求异性是青春期生理发展的...     

关于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说之我见──兼与石云霞同志商榷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和深刻的变化，使当前的中国正处于以市场经济为枢纽，以现代化为指向的社会转型时期。但也有同志认为，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实现的社会变革及其发展目标称作所谓“社会转型”，会模糊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和理解，对社会转型说持否定态度。石云霞同志在《真理的追求》1996年第6期上发表的《“社会转型”论辨析》一文（以下简称《辨析》），就持这种观点。对此，本人不敢苟同，特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辨析》一文指出：“按照一般理解，‘社会转型’应当是人类社会从一种类型转到另…     

释“野人与之块”——兼与王忠贤同志商榷

《左传·(?)公二十三年》云:“(晋公子重耳)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高中《语文》第二册给“与之块”作的注释是:“给重耳泥块、一说,举起土筐(盛食物的)给重耳.”两说并存,孰优孰劣,何去何从?我们同意第一说:野人给重耳土块,但不是用土筐,而是用食器,如箪之类.理由有四:     

也说“半旧”——兼与汪筱涛老师商榷

高中语文第四册《林黛玉进贾府》一文,作者用“半旧”一词描写了贾政王夫人的内室陈设——“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钟鸣鼎食的荣府使用了“半旧”的什...     

形象思维之我见——兼与童庆炳同志商榷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之后，谈论形象思维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伟大方针在文艺界、学术界得到真正贯彻的结果。的确，形象思维多少年来一直是文艺理论与创作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然而也是未能彻底弄清的问题。目前发表的许多文章，谈形象思维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多，谈形象思维的实质及其特征的少。即使谈到形象思维的实质与特征的，也未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入挖掘思维的奥秘，而是就事论事，仅从文艺方面，或从认识论方面来谈的。其实，这里还有文艺心理的问题，如不涉及，就很难把问题谈清，就难免给人有谈得不深不透不准之感。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3期上发表的童庆炳同志的文章《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以下简称童文）就有此毛病。我是一位心理学工作者，研究思维活动是我的本行，因此，我想就自己研究形象思维的体会，提出一些看法来，和同志们一起探讨。     

论李密——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一问题的提起长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史学界不少论者都把李密看作反面人物,并将其从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的队伍中“开除”了。孙达人同志的《论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一文(载《思想战线》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尽管孙达人同志说:“在历史研究中,对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下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判语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却给李密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下着一个清清楚楚的判语,即全盘否定。他首先从“原则”上肯定了“认为李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阶级立     

怎样辩证地理解“客观存在”——兼与郭吉星同志商榷

怎样辩证地理解“客观存在”——兼与郭吉星同志商榷史明顺■梁明院“别人的思想对我来说，是不是客观存在？”对这一问题，《中学政治教学参考》１９９７年第１～２期上发表了郭吉星同志“辩证地理解‘客观存在’这一命题”一文，（以下简称“郭文”）提出了新的看法。文...     

“真理内容”刍议——兼与董武清、江崇国同志商榷

近年来,随着讨论的深化、研究的推进,有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多年来教科书和有些论文就真理的客观内容论证真理客观性还不够,还不能令人信服,而提出应由此深入,转向解决真理内容是什么的问题.例如,董武清著文说,在说明真理的客观性时,不能只是笼统地指出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就行了,还必须进一步明确指出真理的内容是什么,真理内容的客观性不是指客观对象本身的客观性,真理的客观性只能从真理内容同客观对象的关系上来理解这样三个原则问题.①江崇国的文章也讲到,一般都认为,真理的客观性是指真理内容的客观性,但这个内容究竟是什么?它又为何是客观的?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真理的客观性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反馈耦合系统与过程,其层次性、系统性含义主要有真理的内容来源、知识成果、功能作用及其相互关联方面.②这些建议很好,值得肯定,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都是一般性地提出问题,而设有很好地解决问题,他们在行文过程中,没有真正地贯彻自己提出的原则和要求.读罢他们的文章,真理的内容到底为何物仍是一个谜,读者仍不能清晰明确地把握真理客观内容的具体规定,这可从他们所持的论据以及整个论证过程得到说明.